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ookben.cn - 手机访问 m.bookben.cn---书本网【gzbysh】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袁世凯评传》
作者：刘忆江【完结】


编辑推荐
从百年混沌中梳理历史发展的脉络，为读者提供观察历史人物的别样视角，以当时之公私文献和当事人的回忆等第一手史料为基础，展示晚清民初政治风云的波诡云谲，再现袁世凯的人生轨迹：年轻时是孤胆英雄，纵横捭阖于海东，与列强斗智斗勇，独力支撑危局：中年则为大清的柱石，治世之能臣，继承李鸿章衣钵，成为后期改良主义运动的领袖：晚年心智为私欲所蒙蔽，帝制自为，玩弄权术，误己误国，沦为乱世之枭雄。这一段世事的变迁，人物之沉浮，有足以供后人思考和警惕者，而作者爬梳史料之目的，为的是将脸谱化的袁世凯还原为一个真实可信的历史人生，对其功过是非给予中肯的、实事求是的评价，以平实的心态追溯当时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曲折，使读者能够从前人的得失成败中汲取有益的教训和经验。
内容简介
从百年混沌中梳理历史发展的脉络，为读者提供观察历史人物的别样视角，以当时之公私文献和当事人的回忆等第一手史料为基础，展示晚清民初政治风云的波诡云谲，再现袁世凯的人生轨迹：年轻时是孤胆英雄，纵横捭阖于海东，与列强斗智斗勇，独力支撑危局：中年则为大清的柱石，治世之能臣，继承李鸿章衣钵，成为后期改良主义运动的领袖：晚年心智为私欲所蒙蔽，帝制自为，玩弄权术，误己误国，沦为乱世之枭雄。这一段世事的变迁，人物之沉浮，有足以供后人思考和警惕者，而作者爬梳史料之目的，为的是将脸谱化的袁世凯还原为一个真实可信的历史人生，对其功过是非给予中肯的、实事求是的评价，以平实的心态追溯当时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曲折，使读者能够从前人的得失成败中汲取有益的教训和经验。



第一部分   初露峥嵘
第二部分   外交“双簧” 
第三部分   送“高帽”的学问

    中国人讲历史有一个传统：知人论事。袁世凯何许人也？就其一生的作为而言，他是个曹操、刘裕之流的人物，是个“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类的枭雄。这样的人在历史上，可塑性非常大，早生五十年，他真可能做成了开国皇帝；晚生五十年，他也会是一个政治强人；当然，他也可能成为一个中兴名臣或富于谋略的政治家。通观袁世凯自立后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他已具备日后成功的重要政治潜质。有人把成大事者的基本素质归结为三句话，曰：爱才如命，挥金如土，杀人如麻。袁世凯此时尚未掌握有生杀的权力，第三点素质自然无从表现。但前两种素质，他不仅具备，而且出色。……… 
  
                第一部分   初露峥嵘
初露峥嵘 [一] 
　
　　本章开头没有引用奏章或信函，原因是这一阶段的袁世凯还没有进入仕途，但早年的生活经历对他以后的成长和事业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孟子说：“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知人论世，后来不仅成为历史撰述的传统，而且也成为分析和评价历史人物的一条重要标准。袁世凯是个很复杂的人物，也是他所处历史时代及生活环境的产物，把握住这一点，才可能较为深入和准确地了解袁的行事、为人和言论。通过其早年生涯，我们可以在青少年时代的袁世凯身上看到他日后所作所为的影子。

　　中国人讲历史有一个传统：知人论事。袁世凯何许人也？就其一生的作为而言，他是个曹操、刘裕之流的人物，是个“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类的枭雄。这样的人在历史上，可塑性非常大，早生五十年，他真可能做成了开国皇帝；晚生五十年，他也会是一个政治强人；当然，他也可能成为一个中兴名臣或富于谋略的政治家。成就成个什么样的人，全在于因缘时会。这与唯物史观强调把人物、事件放到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评价的观点是一致的。袁世凯晚年昧于社会发展的潮流和大势，帝制自为，落了个身败名裂，为天下笑的可悲下场，但这否定不了他作为重要历史人物对晚清民初中国政坛的重要影响。

　　司马迁在其杰作《史记》中为历史人物的评价树立了一种“不溢美，不隐恶”，“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良好学风和传统。“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笔者在对袁世凯其人其事其言的评述中将遵循太史公的史法，设身处地，就事论事，实事求是，尽可能透视出这个重要历史人物的真实面目。

　　袁世凯(1859—1916)，字慰庭，号容庵，河南项城县人。袁氏是当地有名的官宦地主家族，世代以耕读为生。到了袁的祖父袁树三这一辈，袁家出了做大官的人。袁树三之弟袁甲三(世凯之叔祖，1806—1863)于道光十五年中进士，历任礼部主事、军机章京、监查御史、兵科给事中，一直做到督办安徽、河南、江苏三省军务、漕运大臣等高位。袁甲三同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一样，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以军功起家，多次蒙皇帝传旨嘉奖并赏戴花翎，穿黄马褂，死后赠谥“端敏”，宣付国史馆立传，在当时这是极大的荣耀。他的长子袁保恒(1826—1878)也是进士、翰林院编修，以军功升任内阁学士、户部左侍郎，官至刑部左侍郎。次子袁保龄，举人出身，官至二品的候补道员。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袁树三次子，袁世凯生父袁保中的弟弟)也随袁甲三从军，以军功侯补济南，后调任江苏，署理江南盐运道。袁世凯的生父袁保中也捐过一个同知，但由于他是袁氏家族的长房长孙，在老宅主持家务，故未能出仕做官。袁氏一门两世簪缨，不仅成为当地的高门显宦，在京城和地方的官场上也建立了广泛的人际关系，为袁氏子孙将来的出人头地、飞黄腾达奠立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1859年9月16日(旧历八月二十日)，袁世凯就出生在这样一个背景的家庭里。他是袁保中的第四个儿子。不久，其叔袁保庆的妻子牛氏也生下一子，但很快就夭折了。袁世凯的生母刘氏产后缺乏奶水，而牛氏的奶水却很充足，故而由牛氏哺乳，牛氏视世凯如己出，疼爱异常。1866年，袁保庆以知府衔侯补济南，当时年纪已过四十，仍然没有子嗣，袁保中便将世凯过继给了弟弟。袁世凯时年七岁，随嗣父赴任济南、南京等地，领略了大城市的繁华，也熟悉了官场上的事故人情，大大开拓了自己的眼界。

　　袁保庆非常重视袁世凯的教育，在济南时请了名举人王志清做他的发蒙老师，在南京时请的家塾先生也是个文武双全的举人。袁世凯自幼聪明，但读书不用功，而偏好拳脚，塾师也乐得因材施教，做个顺水人情，就每天教他习武。袁保庆将自己几十年的带兵心得、官场经验编为一书，名之为《自繰琐言》，有空闲时，便以此书为课本，向世凯传授自己的人生体验。总之，少年时期的袁世凯，作为官宦世家子弟，受过良好的教育，同时封建大家庭和官场生活的耳濡目染更给了他一种实际的人生教育，使之逐渐历练出一身圆熟的事故人情。

　　譬如，袁保庆的正妻牛氏和姨太太金氏积不相能，时生龃龉，袁世凯以嗣子的身份夹在中间，竟能巧妙地加以调和转圜，使两人都很喜欢他，就突出反映了家庭和社会环境对袁世凯的影响，中国传统宗法式家庭往往几世同堂，家口众多，人际关系复杂。项城袁氏就是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袁世凯从小就擅长左右逢源，具有人情练达的素质，与这种家庭环境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1873年7月，袁保庆因患霍乱，在南京去世，十四岁的袁世凯随嗣母牛氏扶柩还乡。次年，在西北左宗棠处帮办军务的堂叔袁保恒回乡省亲，认为这个侄子是个可造之才，应该出去见见世面，所以在返回西北时将世凯带在身边，加意培养。以后几年中，袁保恒调任北京、河南时，袁世凯都随行在他身边。尽管袁世凯自小就不喜欢八股制艺的学问，但在堂叔的严格督责下，还是把四书五经读得很熟，对作八股文章则还是不得其门，缺乏灵气。

　　袁保恒两代进士，也希望侄儿走这条光宗耀祖的仕进之路，所以在京任职期间，遍聘名师，期望世凯读书上进。如请举人谢廷萱教其作文，举人周文溥教其作诗，进士张星炳教其写字。但世凯的另一堂叔袁保龄(当时在京任内阁中书)则看出他在学问上“资分并不高，而浮动非常”。俗话说，从小看到老。的确，尽管出身于世代耕读的名门显宦之家，自幼便一直受到名师的调教，世凯的资质却不在于学问，而在于事功。袁保恒在京任刑部侍郎时，工作繁剧，常教世凯在读书之余帮办公务。世凯当年随嗣父学得的官场经验由此派上了用场。他办事干练，颇得两位堂叔的欢心，夸奖他“办事机敏”，是“中上美材”。所以袁保恒在奉调河南帮办赈灾事务时，就有意带他同行，“有密要事案，均令往查，并参佐一切1”，多方培养、历练他的从政才干。

　　1878年8月，袁保恒因感染时疫，病逝于开封任上。袁世凯失去庇荫，返回了项城老家。先是，世凯曾于1876年返回河南乡试不第，在乡完婚，娶妻于氏。此年返乡，适逢四世同堂的袁氏家族分家，家产按世凯父辈的人数分割为十二股，世凯作为惟一的嗣子，获得了袁保庆名下的丰厚家产，从此自立门户，成为一家之主。此时的袁世凯虽年仅十九，但足迹已遍布江南塞北、通都大邑，见识之广，在当地可以说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已不可能安于现状，过安安静静的乡绅生活了。袁家在陈州有一所大宅，世凯不愿过乡居的乏味生活，举家迁居于此。本年，他的长子袁克定出生。

　　起初，袁世凯不想辜负父辈对他的期望，仍打算走科举入仕的道路，所以在家读书，准备再考。由于此时他已自立家门，不再有长辈们的管束，所以着实放纵了自己一阵子。“居家多暇，嗜酒好骑马，日饮数斗，驰骋郊原，又喜为人捉刀2”，一副倜傥不羁的世家公子模样。袁氏为当地高门，袁世凯又是见过大世面的富家公子，而且“性任侠，喜为人鸣不平。慷慨好施与，以善为乐，寒士多依为生，士绅推戴，负一郡望3”，故而很自然地在身边聚集起一批文人学子。为此，袁世凯办起了“丽泽山房”和“勿欺山房”两个文社，袁“主其事，捐资供给食用4。”袁还与陈州知府吴重熹约为“诗酒友”，过了一段诗酒留连的悠闲日子。1879年，袁世凯的姑丈张向宸办理河南赈捐，委托他“分办陈州捐务”，袁世凯办得非常出色，“集款独巨”。为此，张将袁保恒生前的捐款，为他捐了一个从七品的“中书科中书”的虚衔以资奖励。当年秋天的乡试，踌躇满志的袁世凯再入闱场，却不料再次落榜。

　　袁世凯自幼受教于名师，见多识广，人情练达远过于本地士子，他对此也很自负。然而此次秋闱，他主持的文社中有两人中举，他自己却又名落孙山，感到十分丢脸。于是“倾箧举所作诗文付之一炬，曰：‘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5”颇有汉代班超投笔从戎的气概。袁世凯决意北上京都，以自己的官场经验和父辈们的人际关系谋取前程。可他居乡二年，不事生产，坐吃山空，家产挥霍了大半。为筹措进京活动的川资，不得不向亲友借钱。到京后遍访父辈们的门生故旧，试图谋个一官半职，结果官没谋到，钱却花光了，还是靠了故交徐世昌的资助，世凯才有了回乡的路费。这一段经历使他看到了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暖，也使他的头脑冷静、现实起来。后来在得到一封写给李鸿章的荐书时，他经过一番权衡，感到自己无位无名无财，在李鸿章人才济济的幕府中很难出头，便断然放弃了这个机会，决心弃文从武，投奔嗣父的好友，督办山东海防的吴长庆。

　　关于袁世凯投奔吴长庆一事，有多种不同的说法。其中与袁直接有关的人的说法有三种，但各不相同。一是张謇，当时在吴长庆幕府，袁世凯初到庆军时，张曾受吴长庆委托，教袁作八股文。1930年出版，由其子张孝若编写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说，袁投奔吴长庆时，带了家乡旧部几十人一同前往。后来这些人由吴长庆给资遣回，只留下了袁世凯一人。二是张黎辉根据袁世凯本人这一时期的家信，研究分析后得出结论是，袁世凯是由天津他的堂叔袁保龄处乘船赴登州投奔吴长庆的，袁保龄还赠送给他四十两银子的川资。三是袁世凯的三女儿袁静雪(原名袁叔桢)的回忆，说袁是由上海北上投奔吴长庆的。袁静雪是袁世凯的爱女，她的说法应该出自袁世凯本人，按她的讲述，袁世凯在上海还经历了一场红尘奇遇。“落魄公子床头金尽，风尘知己赠银赎身”，在中国传统的戏剧传奇和话本小说中是常见的题材，这次却让袁世凯赶上了。据袁静雪讲述，当时的过程如下：

　　他曾到上海谋事。上海是当时最繁华的地方，他一方面想领略一下这里的风光，另一方面也觉得在这样一个地方谋事的机会总要比较多些。但是，他营谋了一个时期，始终没有成就。那时侯，他一个人住在旅店里，感到寂寞，就去逛妓院。由此结识了一个苏州籍的名妓沈氏，这就是后来他所娶的大姨太太。他们两人见面以后，情好日密。沈氏劝他及早离开上海，另谋出路，并且资助他盘费，鼓励他早日成行。行前，沈氏备酒送行。席间对他说明，在他去了以后，她立刻就自己出钱赎身，搬出妓院，希望他努力功名，不要相负。我父亲听了之后，也就指天誓日，洒泪而别。后来，他随吴长庆到了朝鲜，果然把她接了去，做他的大姨太太。

　　当他由上海前往山东的时候，无意间在途中遇见了阮忠枢，由于他们同行同宿了几天，因此互相结识。通过交谈，他知道阮忠枢将进京应试，他也将自己的家世和现在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阮忠枢。阮又帮助了他一些川资，然后才依依惜别。别后，我父亲径直到了山东登州，向吴长庆投效。那时侯他已经是22岁了。有的人说，我父亲到山东投军时，曾冒昧地携带了他父亲的旧部几十个人一同前往投效，因而吴长庆对他的印象很不好。这种说法，大概是不确实的。要知道，他由项城老家出来以后，是由上海前往山东的。这么多的人，如果和他一道绕道，他在举目无亲的上海是无法安置这些人的；何况他本人还先后受过沈氏和阮忠枢的接济，他又怎么能够有余钱供给这些人的食用呢？6

　　后两种说法否定了第一种说法，因为当时的袁世凯落拓困顿，自己还要靠别人资助路费，是负担不起几十个老乡一路上的花销的。但第二种说法除说明袁确实到过天津，赴山东时他堂叔资助了川资一事外，并没有直接的证据否定袁世凯由上海北上的说法。而且如果袁世凯是直接由河南老家经天津去登州的话，就没办法解释袁何以能结识身在江南的沈氏，并把她娶到朝鲜作姨太太的事情；因为袁从1881年到登州后的四年内，一直身在庆军，根本没有机会回家和回国。而如果袁世凯径直去了山东，则袁保龄资助路费一事又从何说起呢？

　　上文曾提到袁世凯曾得到一封写给李鸿章的荐书，荐书据说是出自李鸿章的亲信幕僚周馥之手。周馥与袁保龄当时同在李鸿章幕府。从这一线索判断，袁世凯并没有直接去山东，而是从上海北上天津，他堂叔托周馥(因为是自己侄儿，袁保龄须避嫌)写下荐书，让他在北洋谋事。袁世凯经过权衡，最终还是决定投奔吴长庆，袁保龄于是资助给他路费。这样后两说合而为一，顺理成章。

　　通观袁世凯自立后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他已具备日后成功的重要政治潜质。有人把成大事者的基本素质归结为三句话，曰：爱才如命，挥金如土，杀人如麻。袁世凯此时尚未掌握有生杀的权力，第三点素质自然无从表现。但前两种素质，他不仅具备，而且出色。

　　首先，袁世凯不仅爱惜，而且极为善于笼络人才。比如组织文社，把家乡的士子聚集在自己的旗下，就表现出他具有非凡的组织领导能力(把具有“文人相轻”传统的士子们聚集在一起决非易事)。又如，当时穷困潦倒，在陈州教书的徐世昌拜访求告于他时，他不仅不轻视徐，反而一见如故，结拜为兄弟，解囊赠款，资助其赴省应试。徐后来中进士，点翰林，仕途发达，成为袁一生事业中的重要谋士和清末民初政坛中的重要人物，即发轫于此。

　　其次，袁世凯不看重金钱资财，而是将之视为实现自己愿望和目的的工具，因而能够不役于金钱。由于“慷慨好施与”，捐资办文社，资助寒士，家产挥霍大半，以至自己也要向人求告，但他并不因此而后悔，变得吝啬起来。即使用的是母亲们的私房钱和借来的钱，他也并不仔细，而是更为注重维持其世家子弟的气派。据袁静雪回忆，袁世凯落第之后，原想进京走捐官这条路，“可他到了北京，却把那捐官的正事搁在脑后，一味地讲吃、讲穿、讲玩乐。有一些兴赌害人的人，看到他孤身一人，认为可欺，便合伙引诱他去赌博，把他所带的钱都给赢去。他官既没捐成，钱又输了个净尽7”。从军后的头几年，袁世凯年薪只有四十两银子，过了一段相当拮据的日子，但这仍不足以改掉他早年养成的豪奢习气。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做大事者多有此气概，大概是因抱负远大，才不看中钱财的罢。

　　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袁世凯具有极强的现实感，这也是一种基本的政治素质。比如，两榜落第后他能断然放弃科举之路，立志从事功上出头，证明他有现实感，有自知之明。他自小不好章句，自知不是作学问的材料；而乱世人才多以军功起家，曾左李胡8和他的祖、父辈都是榜样。又如，当得到写给当时权势如日中天的李鸿章的推荐书时，一般人均会忙不迭地赶去投靠，而他却能冷静地权衡利弊，放弃来之不易的机会，扬长避短，改投权势、名气都要小得多的吴长庆。袁在其一生事业的重要关头，多次表现出这种现实感，这是他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实际上，袁甲三、袁保恒、袁保龄、袁保庆等均是李鸿章为首的淮军系统的重要成员，而当时在位的淮系大员如刘铭传、丁汝昌、周馥、吴长庆等均是袁世凯的父执辈，袁为何不去依附当时在李鸿章幕府，极受倚重的堂叔袁保龄或其他父执，而选择投奔吴长庆呢？这就不能不提到其嗣父与吴的特殊关系了。

　　吴长庆(1834—1884)，字筱轩，安徽庐江人。其父吴廷香有文名，是当地的绅士，受命办理庐江团练，1854年太平军攻破庐江时战死。庐江被围困时，吴廷香派遣吴长庆到宿州向身兼督办安徽团练大臣的清军统帅袁甲三求救，当时袁保恒、袁保庆俱在军中效力，袁甲三对是否援救庐江踌躇不决，问计于子侄。袁保庆力主增援，袁保恒则坚持不能分兵，二人争执不下，致使耽延时日，庐州城破，吴廷香死节。吴长庆愤而与袁保恒断交，与袁保庆则“订兄弟之好”。后来袁保庆为官南京时，驻扎在浦口的吴长庆与他时相过从，感情非常好。袁保庆患霍乱突然病逝，吴渡江视殓，抚柩痛哭，帮助料理丧事。由于吴与袁保庆的特殊情谊，吴定能对其挚友的惟一嗣子另眼相看，格外照拂，这是袁世凯算计之中的。且此时的吴长庆已是官居一品，主持方面的淮系大将，深受李鸿章的信任和倚重。吴长庆还以礼敬士大夫闻名天下，其幕府中多一时名士，被目为儒将。以这位父执作靠山，仕途的顺利发达可以预期。这确实是袁世凯的最佳选择。1881年5月，袁世凯到山东登州投奔了庆军统领吴长庆。

　　注　释
 　　1沈祖宪、吴罜生：《容庵弟子记》卷一。
　　2同上。
　　3同上。
　　4同上。
　　5同上。
　　6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第125—126页。
　　7同上，第124页。
　　8曾，曾国藩；左，左宗棠；李，李鸿章；胡，胡林翼。这四个人都是以文人带兵起家，以军功封侯拜相，成为清代的“中兴名臣”。袁世凯的叔祖袁甲三、堂叔袁保恒等也是由进士出身的文人，带兵立功，置身高位的。 
 
 
初露峥嵘 [二] 
　
　　袁世凯从军一年后，清廷的属国——朝鲜就发生了壬午兵变。袁世凯放弃了参加科举考试的机会，随同吴长庆的庆军开赴朝鲜平乱，从此开始了长达十二年的外交生涯。在壬午兵变和两年后发生的甲申政变中，袁世凯充分展示了自己面对危机时的应变能力，从而获得了吴长庆和李鸿章的赏识与重用，为自己的仕途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俗话说，万事开头难。难就难在对机会的把握上，人往往会面临多种选择，舍得放弃才会有所获得。袁世凯放弃科举考试，选择了从军出征，是因为他认准了自己只能在事功上找出路。目标确立后就毫不动摇地朝此努力，当然就抓住了机会，成就了自己。人们常说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而危机是最考验人和锻炼人的，也是最能展示一个人真本事的机会，袁世凯可算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本章开头所选引文是袁世凯在甲申政变前夕，向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汇报朝鲜政局动态的函禀，表现了他出色的形势判断能力。

　　致北洋大臣李鸿章报告朝鲜政局禀1

　　(1884年11月12日)

　　朝鲜君臣，为日人播弄，执迷不悟；每浸润于王，王亦深被其惑，欲离中国，更思他图。探其本源，由法人有事，料中国兵力难分，不惟不能加兵朝鲜，更不能启衅俄人。乘此时机，引强邻自卫，即可称雄自主，并驾齐驱，不受制中国，并不俯首他人。此等意见，举国之有权势者半皆如是。独金允植、尹泰骏、闵泳翊意见稍歧2，大拂王意，渐疏远。似此情形，窃虑三数年后，形迹必彰。朝鲜屏藩中国，实为门户关键，他族逼处，殊堪隐忧。该国王执拗任性，日事嬉游，见异思迁，朝令夕改。近时受人愚弄，似已深信不移，如不设法杜其骛外之心，异日之患，实非浅显。卑职谬膺重任，日思维系，不避艰险，竭力图维。初犹譬喻可悟，自中法兵端既开，人心渐歧，举止渐异；虽百计诱导，似格格难入。日夕焦灼，寝食俱废，大局所关，不敢壅于宪听3。近闻福州台湾同时告警，东洋讹传最多，韩人不久必又有新闻。鬼蜮之谋，益难设想。外署虽与日人不睦，而王之左右，咸用其谋，不知伊于胡底4也。竹添进一郎5带兵换防，八九日内必到。薛斐尔6已在东洋，闻将偕至，嗣有所闻再当密禀。

　　朝鲜在历史上长期是中国的属国，在制度上也仿效中国，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当时也像中国一样面临着列强的巨大压力，其中日本与俄国对其有着特别的野心。在外来压力下，朝鲜的内政也是危机重重。“麻雀虽小，肝胆俱全”，宫廷内部充满着争权夺利的派系倾压，改革与守旧、亲华与亲日派别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作为清帝国驻朝鲜的使臣，既要维护所谓“天朝上国”的尊严体制和宗主国的特殊利益，又要调解朝鲜王室内部的矛盾和纷争；既要压制亲日派的抬头和日本在朝势力的扩张，又要平衡、折冲列强对在朝利益的争夺，以维护清帝国对朝鲜的控制。而这一切又是在本国积弱积贫，政治、经济、军事实力远不如列强，而朝鲜也日愈离心离德的局面下所要做到的，放在谁身上，哪怕是一流的外交好手，也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使命。袁世凯就是在这样一种错综复杂、杀机四伏的环境中崭露头角，脱颖而出的。应该说，他出使朝鲜十二年，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基本上做到了不辱使命，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海东的小班超呢。

　　当时统治朝鲜的是李朝。李朝建立于明代洪武年间，已持续了近六百年，几乎与明、清两代相始终，也一直与中国维持着良好的属国关系。1864年，朝鲜国王李罷去世，李罷没有儿子，于是以其弟李罶应之子李熙入承大统。李熙年方十二，没有能力亲政，遂由父亲以大院君的身份摄政。大院君思想保守，对外闭关锁国，对内则加强集权，十年后李熙长大亲政，权力逐渐转入其妻王妃闵氏及其家族和亲信的手中。但大院君不甘寂寞，仍想揽权，这样在朝鲜王室中就形成了以闵妃和以大院君为首的两个权力集团。1876年，日本以朝鲜拒绝邦交，蔑视日本为借口，出动兵舰，胁迫朝鲜签订建交和通商条约。由于清政府畏懦无能、息事宁人的政策，朝鲜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不平等的“江华条约”。由于在国家危难之际，清政府未能尽到宗主国的保护责任，又看到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蒸蒸日上的国势，朝鲜王室和大臣中的一些人在失望之余，把目光转向了日本，想依靠日本实现改革和独立自强的目标。日本则借此鼓动朝鲜脱离中国的控制，并大肆培植亲日势力。这样在朝鲜政权内部又形成了以闵泳翊(闵妃之侄)、金允植、闵泳穆、赵宁夏等为首的保守派和以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等为首的“开化派”。前者掌握政府实权，主张维持现制度，亲华，是主流派；后者主张仿效日本，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亲日，是非主流派。此外，由于政权的腐败和日本的侵略政策，朝鲜国内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也十分尖锐，就像一座随时可能爆发的火山。

　　清政府既不愿出面维护朝鲜的权益而同日本和俄国(这是当时另一亟欲染指朝鲜的列强)发生对抗，又怕日俄并吞朝鲜，对其“龙兴之地”的东北构成威胁，故决定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大行“以夷制夷”的故智。1879年8月，清廷令李鸿章“婉为开导”朝鲜，开放门户，与西方各国立约通商，以“潜弥外患”。李鸿章则致函朝鲜国王李熙之叔、原太师李裕元，他所传授的方略是：“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乘机次第亦与泰西各国立约，借以牵制日本”。“以朝鲜之力制日本，或虞其不足；以与泰西通商制日本，则绰手有余。…若贵国先与英、德、法、美交通，不但牵制日本，并可杜俄人之窥伺7。”朝鲜政府开始时并不愿开放，但最终还是接受了清政府的“劝导”，在1880年10月的御前会议上通过了“开化自强”方针，并在清政府的居间帮助下，相继与美国、英国、德国、俄国、法国等西方列强签订了通商条约。朝鲜的大门从此洞开，成为列强争夺角逐的外交舞台。而在朝鲜王室中占有主导地位的闵妃一派又逐步走上了摆脱清廷，实现自主，结好西方以御日俄的道路，致使朝鲜的政治、外交更为错综迷离。袁世凯初到朝鲜时，所要面对的就是上述这样一个内外交迭、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

　　袁世凯初到庆军时，吴长庆安排他与其子吴保初一起从师张謇8，在军营读书，为翌年的乡试做准备；但袁世凯对八股制艺是油盐不进，而且这也不是他投奔吴长庆的初衷，所以学习并不努力，很让老师头痛。“謇曾命题，课以八股，则文字芜秽，不能成篇。謇既无从删改，而世凯亦颇以为苦。”但“偶令其办理寻常事务，井井有条，似颇干练9。”

　　袁世凯在军营这个新环境中，尽管与吴长庆有着特殊的家世渊源，但他却很懂得“谦抑自下”，一点儿也没有表现出世家子弟惯有的狂傲不羁的习气，搏得了上上下下的好感；加上办事干练得力，很快就被任命为庆军营务处的帮办。此时的袁世凯，所需要的就是一个能够施展才能的机会了，而这样的机会也很快就来临了。

　　1882年7月，朝鲜爆发了“壬午兵变”。兵变的起因是，朝鲜王室接受清廷劝导实行开放后，于1880年对军制进行了改革。闵妃集团借改革之机削弱大院君集团的实力，在裁汰大院君手创的“亲军营”的同时，组建了以日本人为教官的新军“别技营”。新军在装备和待遇上都高于旧军，激起了旧军的很大不满，为平息军队的不满情绪，当局向欠饷已十三个月的汉城驻军发放饷米。由于饷米中掺了砂石秕糠，不堪食用，愤怒的士兵殴打了库直(管理粮库的官员)。兵曹判书10闵谦镐下令逮捕为首的士兵，成为激起汉城驻军兵变的导火索。激愤的士兵和大批贫民冲入军械库，夺取武器，攻进捕盗厅，释放了被捕士兵，并到大院君府上诉说冤情。大院君在温言抚慰的同时煽风点火，暗示此事是闵妃一党勾结日本人所为。变兵随即攻击日本使馆，杀死日本教官，袭击当政高官的住宅，处决了领议政大臣李最应、兵曹判书闵谦镐等很多后党高官，并攻入宫中搜捕闵妃。闵妃装扮成宫女，逃出王宫，汉城大乱，政局陷入瘫痪。国王李熙被迫召还大院君，由他主持国政以收拾乱局。大院君柄政组阁，宣布大赦，恢复旧军制，发放军饷。乱军退出了王宫，一场兵变方告平息。

　　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逃回国后，报告了事变经过，日本政府遂决定借此事件大举派兵入朝，胁迫朝鲜谢罪、赔款、割地、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清廷驻日公使黎庶昌侦知此事后，于7月31日、8月1日两次急电署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张树声(当时李鸿章因丁母忧，已告假还乡)，告知日本即将出兵朝鲜的情报，建议“中国宜派兵船前往观变”。几乎与此同时，惊魂甫定，逃到忠清道的闵妃也指示后党成员通知正在天津的朝鲜使臣金允植、鱼允中向清廷求救。张树声于8月2、4、5日三次致函总理衙门，要求派兵朝鲜，7日得到批准后，9日由庆军统领吴长庆、水师提督丁汝昌、候补道马建忠率军乘威远等三舰赴朝。10日，清军抵达仁川，早于日军到达半天，占据了政治军事上的主动。庆军六营直入汉城，“旬日之间，祸乱悉平，人心大定11”。日军原想以武力迫使朝鲜订立“城下之盟”，不料在军事上失了先机，不得不改换策略，降低筹码，放弃了割让朝鲜领土的要求。

　　袁世凯在进军朝鲜的过程中，表现出了突出的才干。首先是善任繁剧，办事干练。清军从得知日本出兵的情报到登船赴朝，前后不过十天。而吴长庆出征的准备时间只有七天。当时张謇在吴处主持幕府事务，“吴公嘱余管理策划前敌军务，当时同事们全都因回乡应试而散去，只有我因丁内艰，单独留下来措置前敌事务。手书口说。昼作夜继。苦不给，乃请留袁慰廷执行前敌营务处事。”张謇之子张孝若在给他父亲写的传记中也记述了此事：

　　那时吴公幕府中人才却也济济，但是重要机密和笔墨上的事，吴公却是信托我父亲，完全责成他去主持和办理。朝命下来，急于星火，差不多立刻就要出发。但是所有的准备，都要我父亲一人担当处理，而且期限既非常迫促，应布置的事，又一件不能耽误，所以我父亲计划出发和前敌的军事，写奏折，办公事，实在忙的不可开交。嘴里说，手里写，白天忙不完，夜间接续办，实在是烦劳辛苦得很。在这时适当乡试的时候，吴公叫袁世凯去考举人，袁心里实际上不情愿，嘴里又不好意思说。我父亲当时一个人应付内外事务，实在也忙不过来，就对吴公说：“大帅不要叫慰廷去考试了，就让他帮我办办出发的军事吧。”我父亲这样一说，吴公自然立刻就答应了。于是我父亲就派袁赶办行军应用的各种物件。哪晓得限他五六天办好的事，他不到三天就办得妥当齐备。我父很称赞他有干才。出发时，就接下来派他执行前敌营务处的差事。”12

　　又如，清军抵达仁川马山浦后，吴长庆曾指派某营为先遣部队，下令立即登陆，但该营指挥官却表示士兵不习惯航海，多数晕船，请求暂缓登陆。吴大怒，立刻将该营官撤职，派袁世凯代理。袁受命后，督率该营于两小时内完成登陆，大受吴长庆的夸奖13。

　　其次，是处事果断，善于临机应变。袁世凯初入军营，就表现出随机应变，处事果断的特点。1882年春节，营中循例放假三天，很多士兵在营中聚赌，一言不合，由争吵而殴斗，最后发展到彼此开枪的地步，而各营营官多已回家过年，无人主持，营中秩序大乱。袁世凯当时正在营中，“他当时灵机一动，假传统领的命令，带领一些亲兵赶到出事的地方。把事情真相查明以后，他立即把为首肇事的人就地正法。这场纠纷就此平定下去。事后，他向吴长庆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并且就自己‘专擅杀人’一事向吴请罪。吴长庆不但不责怪他，反而奖许他的临机应变之才，教他为营务处帮办14。”

　　金允植在出兵前曾建议诱捕大院君，归政国王。吴、丁、马、袁等人在马山浦会议，决定依此计行动，命令袁世凯“密为布置”。8月26日，大院君赴清军军营回访，袁设计将其众多卫士阻于军营之外。大院君入营与吴长庆寒暄之后，察觉气氛有异，在与吴笔谈时问：“将军将作云梦之游15耶？”吴长庆“尚支吾其辞，不忍发动”，袁世凯则“持刀在侧说：‘事情已经泄露，迟则生变！’随即督促手下将大院君强行扶入轿子，星夜奔赴马山浦，登上兵舰，押送天津16。”充分表现了袁处事果断的作风。

　　再次是心狠手辣，治军有道。庆军承平日久，军纪松弛，在进入朝鲜平乱的过程中，“奸淫掳掠，时有所闻”。袁世凯认为“作为前来戡乱的王师，军纪如此，遗笑藩封，玷辱国体”，自告奋勇整顿军纪。吴长庆授予袁全权，并发给他令箭。袁“于是传令各营，有擅入民居及军营者斩。恰好有违犯命令者，于是立刻处斩数人传首示众”。有士兵强奸妇女，袁“徒步前往查办，亲自监督搜捕，竟然废寝忘食。最终查获了人犯，亲手处决了他”。为了整饬军纪，袁世凯还向吴长庆请求惩治对违法乱纪负有责任的军官，“吴公同意了他，发文任命他总理前敌营务。允许他便宜行事。于是选择军官中对部下约束不严者，撤职查办了几个人，将士们都被慑服了，(对军纪)不敢再犯秋毫，军队的声威才重新振作起来17。”

　　从袁世凯在庆军的所作所为看，他无疑具有前面提到的“杀人如麻”的素质。然而他也很懂得并擅长“恩威并施、宽猛相济”的治术。“他严于执法，而待遇属下却十分厚道，训诫劝告不停于口。常常说：‘服从命令者是我手足，违抗命令者就是贼寇仇敌。(我)信赏必罚，决不会有一点迁就。’士兵的伙食日用，下令全部要充分供给。有病者他亲自前往抚慰探视，发给他们药物。夜间巡查军营，看见有在外露宿者，都招呼他们入室休息。阵亡者他亲自视殓祭奠他们，负伤者他监督医疗救治，每日必亲自探视一次。所以士卒都感动奋发，全都乐于为他所用18。”他也很善于收揽人心，“对待朝鲜的军民百姓多主张宽厚体谅，所以朝鲜人对他的感戴就如同对待父母，连妇女小孩也都知道尊敬爱戴他19。”

　　当时，参与兵变的士兵和贫民聚集在城郊利泰院和枉寻里一带。应朝鲜国王请求，清军派袁世凯等率军剿捕，“捕获其中强悍者百人，…从中选择诛杀了尤其凶悍的十个人，其余的全部予以遣散。日本与朝鲜政府也缔结条约重归于好，事变于是完全平定20。”事后论功行赏，袁世凯被授予五品同知官衔，优先补用并赏戴花翎。吴长庆给他的评语是：“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21”。

　　壬午兵变后，朝鲜王室重新编练新军。袁世凯因在平息事变中表现突出，也受到王室的器重22，被委以训练新军的重任。袁“起草创立规章制度，编选壮丁，先建立新建亲军，然后建立镇抚军。……未到一年，成效极为显著。前来参观的韩国诸位大臣及各国外交官员，全都盛赞新军技艺娴熟，步伐整齐，堪称劲旅。吴公及韩王亲临检阅，也都欢欣喜悦，赞叹不已23。”

　　袁世凯靠父执关系寄身军旅，而且不走科举正路，所以无论吴长庆幕府中的名士们，还是各营中的骄兵宿将全都认为他不过是个纨绔子弟而已。然而赴朝鲜平乱时，袁一反从前“谦抑自下”的作风，勇于任事，杀罚决断不讲情面，使他得罪了不少人。加上他因表现出色受到越级提拔，就更为人侧目，被说成是“不学而刚”、“专而好杀”之人。

　　中国自隋唐以来就以科举取士。明清更是专考八股，不知埋没了多少人才！但在文人们看来，科举才是晋身官场的正途，袁世凯不通制艺之术，不走科举之路，就是“不学”。其实，袁世凯自幼即受到良好的教育，书读得并不少，只不过兴趣不在八股上面而已。要说到“学”，袁世凯所注重的是经世实用之学，如军事。袁所处的时代正当清朝的多事之秋，战祸频仍，内乱外患不断。他虽出生于世代耕读的乡绅家庭，但其父、祖两代均以军功致显达。这种家庭、社会环境必然会影响到他，也是他从小喜读兵书，长大后投身军旅的主要原因之一。兵书教给他的是理论和战例，军旅生涯给他的是军事实践。据袁的女儿袁静雪(原名袁叔桢)回忆，他父亲“自从投效吴长庆的庆军以后，对军事上的事情处处留心。他一方面细心钻研有关操典、战术一类的军事书籍；另一方面，不论部队出操或是野外演习，他都是跟着观看，表面上说是监督考察，实际上却是跟着学习。……就这样，他渐渐地由外行转变成为内行24。”也正是靠着这种书本与实践相结合的实学，袁才得以在壬午兵变中崭露头角，并熟练运用淮军的营制操典编练朝鲜新军。后来的文人学者往往因袁晚节不保，对他的评论多含有成见，因此在论及袁的为人处事的时候，多好引用吴长庆幕僚们对他的负面评价，较少客观具体的分析。其实，作为一个从小锦衣玉食的世家子弟，二十几岁就能有如此上佳的表现，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了。吴长庆力排其所尊重的幕僚和追随他多年的将领们的非议而重用袁世凯，不排除他有给袁机会以报答盟兄故友的动机，但这是次要的。袁若是个不成器的纨绔，那是想扶也扶不起来的。袁世凯之能够获得重用，除去吴长庆识见过人，知人善任这个因素外，也因为在当时暮气已深的淮军之中，袁世凯确实是个难得的人才。

　　从袁在朝鲜时与其关系最深之人对他的评价，也可以佐证这一点。金允植为亲华的“东道西器派”的领袖人物，壬午事变后主持朝鲜外交事务，与袁世凯相交最厚，“自以为平生知己，海内无二。自从壬午、甲申以来，未曾一日相离，患难甘苦，全都共同承受25。”袁与金结识于壬午清军东渡赴朝平乱之际,当时二人同乘一船,谈得十分投机。袁世凯少年心性,头角峥嵘,夸口自己只要能统带数百士兵，即可直捣汉城，擒拿大院君，很为金氏心折。金汉学底子很好，诗有魏晋风，常与袁诗酒往还。他的文集中有“津河舟中逢袁慰庭世凯舍人”一首，诗前题词称袁“英达夙成，志气轩豁，吴筱帅常称慰庭是中州有数男儿”。吴筱帅即吴长庆，吴字筱轩，故有此称。从中可见吴对袁之器重。而金在赠诗中也称袁“豪慨似宗悫，英达类周郎26”。宗悫，南朝宋、齐间人，14岁时，叔父问他的志向，他回答说：“愿乘长风破万里浪”。宋文帝时，宗悫率军讨伐林邑(今越南)，立了大功，他的事迹见于《宋书》、《南史》。周郎，即因小说《三国演义》而闻名的周瑜周公瑾，因倜傥风流，人称“周郎”，曾统帅吴蜀联军火攻赤壁，阻止了曹操的大军南下。史书称其“文武筹略，万人之英”，“有王佐之资”。金允植诗中的比附未免过甚其辞，但也可透视出袁世凯当时少年壮志、抱负不凡的原型。

　　张謇为吴长庆掌理机要，也曾当过一段袁世凯的老师，他在写给世凯堂叔袁保龄的信中，对袁世凯的评价是：

　　慰庭任事非不勇，治事非不勤，而时时夹杂着世故客气的做作，所以他的举动总达不到有学问人的标准，但论其才能，他当然是您家族中谢幼度一类的人物啊；从军驻扎在动乱的国家，希望嘱付他谨慎从事。27

　　张謇是大才子，于袁世凯是长辈，兼有师生之谊，袁在张那里不免拘谨，不像在密友面前敢于放言高论，故以官场“世故客气之习”相处。对同一人物的不同看法往往就是这样得来的。但张謇许其为谢幼度，虽有对他堂叔客气的成分在，评价可说是相当高的。谢幼度，谢玄也，幼度是其字；史书纪其“有经国才略”，最著名的就是淝水之战，他率八千人击溃了前秦苻坚的百万大军，使东晋免于灭亡。

　　鉴于袁世凯在整饬军纪，训练新军中的出色表现，1884年春吴长庆奉调回国之际，保举他总理留驻朝鲜的庆军营务处并兼领庆字营。“庆字营的士兵官弁，跟从吴公最久，军官中很多都是提督、总兵级的将领，士兵平素也都骄横不逊。(袁)公恩威互用，几十天内就使全营服从听命，操练和纪律位于各营前列28。”袁世凯至此总算是有了可以自己指挥的兵。庆军留驻朝鲜的另外两营分别由吴兆有、张光前统带。吴、张都是跟随吴长庆征战多年，官居提督、总兵的一、二品大员，而袁此时不过是个五品的候补同知29，能够独领一营，可谓不次之擢升。而且他还有总理营务处和会办朝鲜防务的名义，在权势上更是压人一头。庆军驻扎在国外，军事之外，免不了与朝鲜当局和各国使馆打交道，这方面的事务，吴长庆也都交给袁世凯办理。当时朝鲜刚刚开放，“不谙外交，而内政亦极暗蔽。其君臣遇有重要事件，多咨商于(袁)公30。”袁世凯老于官场的结交笼络之术，自然如鱼得水，很快就与国王和当朝主政的“东道西器派31”大臣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由于有了这层关系，袁的沟通能力和对朝鲜政府的影响反而高于清廷的外交代表，为此他又受到了时任北洋大臣、负责外交事务的李鸿章的器重。“东西方各国有来与韩国订立条约者，李相国就命令袁公赞助，指示韩国人(对条约中的问题和漏洞)多所补救。李相国说袁公不但懂军事，而且熟悉外交了32。”

　　中国古代的国际外交是一种“天朝”与“四夷”之间的册封朝贡关系，简称封贡体制。著名外交史专家蒋廷黻先生对此有中肯的分析:

　　中国原来自己是个帝国主义。我们的版图除本部以外,还包括缅甸、暹罗、越南、琉球、高丽、蒙古、西藏。这些地方可以分为两类：蒙古、西藏属于第一类，归理藩部管，中国派有大臣驻扎其地。第二类即高丽、越南等属国，实际中国与他们的关系很浅，他们不过按期朝贡，新王即位须受中国皇帝的册封。此外我们并不派代表常驻其国都，也不干涉他们的内政。在经济方面，我们也十分消极。我们不移民，也不鼓励通商，简直是得不偿失。但是我们的祖先何以费力去得这些属地呢？此中也有缘故。光绪七年(1881年)，翰林院学士周德润先生说得清楚：“臣闻天子守在四夷，这真是深谋远虑的策略。自古以来的敌国外患，隐伏时甚难发现，而苗头又蓄积得甚早。不守四夷而守边境，就已无法遏止了；不守边境而守腹地，则更无法遏制了。我朝幅员广为开辟，龙沙雁海33全都列为藩封属国。以琉球守东南，以高丽守东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难道不是所谓山河带砺34，与国家休戚与共的意思吗？”

　　换句话说，在历史上属国是我们的国防外线，是代我们守门户的。35

　　但是这种格局在近代西方列强到来之后已经被打破了，而清朝统治阶层头脑中的传统理念(即“天朝——四夷”的观念)却根深蒂固，未能随时代和客观形势一同转变，最终导致了外交和军事上的一系列重大失误。

　　当时主持中国外交的是李鸿章。鉴于日本1879年吞并了琉球，法国也正在逐步吞并越南，清政府一反从前对附属国放任自流的消极政策，改行积极介入，加强控制的政策。对地处清朝“龙兴之地——满洲”大门口的朝鲜，尤其如此。李鸿章在主政的洋务派重臣中是最有眼光的一个，早在明治维新的初年，他已看出日本是中国的劲敌。“他觉得日本是中国的真敌，因为日本一心一意谋我，他无所图，而且相隔既近，动兵比较容易。”“他并且知道中、日的胜负要看哪一国的新军备进步得快36”。为此他极力主张发展海军，并格外关注朝鲜问题。

　　壬午兵变之后，朝鲜王室对中国的向心力大大增强，请求中国帮助善后，清政府借机对朝鲜实行了全面控制。首先，平乱的庆军六营全部留驻朝鲜，并帮助朝鲜训练新军，在军事上加强了介入。其次，与朝鲜签订通商条约，以此重申中国的宗主国地位，并派遣陈树棠为总办朝鲜商务委员，常驻汉城。再次，推荐、代聘马建常、穆麟德37代朝鲜管理海关，朝鲜并分别任用马、穆二人为交涉通商事务的会办和协办；此后，朝鲜的海关和外交事务实质上被控制在清廷手中。

　　日本在壬午兵变中被清军抢占了先机，没能达到预定的目的，但也通过“济物浦条约”获得了五十万元赔款和在汉城驻军的权利。日本把侵占朝鲜看作实现其大陆政策的跳板，朝鲜是其必争之地，所以极为反对和仇视清政府对朝鲜的控制。于是在朝鲜内政方面，日本采取支持和利用“开化派38”的策略，试图推翻亲华的后党政权，扶植亲日政权，为将来全面侵占朝鲜铺平道路。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治家和思想家，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也接过了当时流行的地缘政治学说，并在此基础上制订了所谓大陆政策。如1889年出任首相的山县有朋在其《外交政略论》中宣称：“国家独立自卫之道，一是捍卫主权线，二是防护利益线。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是也；何谓利益线？即同我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而在列强纷争的时代，“仅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的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始能经常立足于形胜之地39。”而所谓利益线，就是朝鲜和中国的东北地区。日本生怕在殖民瓜分的潮流中落后，尤其怕抱有同样野心的俄国抢先控制朝鲜，由于实力尚不足以从中国手中夺取朝鲜，日本便在积极扩军备战的同时，鼓吹中、日、美共同保护朝鲜，想借此抵制俄国的势力，但为清政府拒绝，理由是不合宗藩体制。有些国家还建议由多国订立条约，保证朝鲜成为瑞士、瑞典那样的中立国家，李鸿章内心是赞成这么办的，因为一个有国际条约保障的中立的朝鲜，同样可以起到缓冲国的作用，无论日本还是俄国的企图，都将遭到其他列强的反对。无奈清廷死抱着陈腐的宗藩体制不放，就是不愿意看到朝鲜成为一个独立平等的国家，几次错失了从朝鲜脱身的机会。

　　俄、英、德、美等西方列强出于各自的利益，也反对清廷和日本独占朝鲜的企图，支持朝鲜的“独立自主”，同时相互间既争夺，又勾结。小小一个汉城，亲华与亲日，保守与开放，改良与激进，列强与列强(主要是日本与俄国，俄国与英国)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交织成一个波谲云诡的外交战场。大清帝国没有相应的军事实力，自己尚在列强利益纷争的夹缝中生存；在朝鲜又想要一家独大，时时处处维持宗主国高人一等的体面和尊严，牢牢控制住附属国，实在是很艰难的外交任务。

　　所以，在朝鲜这个重要的外交阵地上，李鸿章需要一个硬手、一个干才。袁世凯适逢其会，作为驻朝官员中的佼佼者，他顺理成章地搭上了李鸿章这艘大船。而有了中堂大人的眷顾和保护，袁世凯的宦海生涯自会是一帆风顺，成功可期的了。

　　当时朝鲜的政治格局是，闵妃的后党与事大派40是掌权的主流派，代表人物为闵泳翊、金允植、尹泰骏、赵宁夏等，亲华，后盾是吴长庆、袁世凯及其编练的朝鲜新军和清朝驻军。另一派则是以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为首的开化派，亲日，后盾是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日本使馆驻军和开化派编练的新军。起初，开化派的实力远逊于前者，只能在自己职权范围内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推动自己的事业。

　　朝鲜国王李熙喜听外国新闻，金玉均、朴泳孝借此经常进宫，向国王讲述国际形势和各国政治制度，力陈改革与自立之必要，获得了国王一定程度的支持。开化派实行的改革措施主要有：选派赴日留学生，编练新军并由留日学生负责训练，设立巡警局、邮政局、治道局，创办《汉城旬报》，启蒙民智，为改革和独立制造舆论。守旧派出于自身的利益，开始阻挠并破坏开化派的改革运动。为了压制开化派日益增长的实力和影响，他们将金玉均、朴泳孝调离汉城，以此架空开化派，使开化派的改革运动严重受挫。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41，南方吃紧。5月，吴长庆奉调率领三营庆军回国驻防，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开化派的转变。由于清军在战争中节节败退，清廷在朝鲜的威望大为降低，原想托庇于清廷保护的王室和一些事上派的成员也开始动摇。开化派和日本认为清廷在战争期间无暇北顾，是发动政变，推翻亲华政权的绝好时机，遂决意大举。

　　在开化派与日本使馆积极准备政变之际，袁世凯已觉察到情况有异。在政变发生前之廿一天，即已将朝鲜山雨欲来的紧张局势函告李鸿章。这就是前面那封函禀。函禀开头就点明，朝鲜政局幕后有日本人操纵。而国王及其亲信大臣之所以敢于如此，在于中法战争牵制了中国的军力，难于兼顾朝鲜。这样一来，亲华的大臣虽坚持既有的立场，但已渐渐被国王所疏远；政治力量的对比已开始逆转，三五年后，托庇列强图谋自立的形迹会越来越明显。国王左右，都是与日本合谋的人，国王又是个不成器的君主，自己尽了最大努力，“虽百计诱导，似格格难入”。而“如不设法杜其骛外之心”，即遏止国王的离心倾向，未来肯定会有严重的祸患。函禀内容很简单，但对朝鲜政局判断得很透彻，很准确，对局势的严重性，袁世凯以自己“日夕焦灼，寝食俱废”的状态加以强调。函末并告，日公使竹添进一郎携换防日军将于八九日内返回汉城。预示届时可能有事发生。

　　由于有了这封起着示警作用的报告，李鸿章得以预先指示机宜，命令袁世凯等“不动声色，坚守镇静，并随时侦探情形详细密报。”而有了李鸿章的指示，袁世凯才可能要求非他统率的其他清军共同行动，“密令下军中，夜不解带卸履，困束兵士，一如战时42”。11月17日，后党的重要成员闵泳翊夜访袁世凯，密谈多时。袁旋即“下令阵中，困束更密”，并“转访吴兆有的军营，天快亮时才返回到驻地43。”袁世凯在朝鲜宫廷内外建立的情报网络此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其能够根据宫廷的趋向、日本使馆和开化派活动中的蛛丝马迹判断形势，预为布置44。但此时之李鸿章与袁世凯，谁也没有料到政变的发生已是迫在眉睫了。

　　1884年12月4日(即旧历十月十七日)，政变爆发，是年干支为甲申，故史称甲申政变。政变经过是，4日晚6时，开化派的重要成员、时任邮局总办的洪英植以庆祝邮政大厅落成的名义邀请守旧派大臣和外国使节赴宴。日使竹添托病不出，中方总办朝鲜商务委员陈树棠、税务司穆麟德，朝守旧派大臣闵泳翊等出席。席间，开化党徒在厅外放火，宾客纷纷外出观看。早已埋伏在厅外的开化党徒一拥而上，将闵泳翊乱刀砍倒，宾主哗散。金玉均等乘乱入宫，谎称清军作乱，砍伤闵泳翊，“王及妃大怖”。在金玉均等的恐吓下，国王亲书“日本公使来卫朕”的敕书，由朴泳孝按预定计划持敕书引日使竹添带兵入宫，并将国王、闵妃和王子迁至景佑宫。整个王宫由日军和开化派编练的新军控制，国王实质上已被软禁。当夜，政变者矫诏传召守旧派重臣闵台镐、尹泰骏、韩圭稷、李祖渊、闵泳穆、赵宁夏入宫，进宫一个处死一个。翌日，开化派组成新政府，以国王谕旨形式公布并函告各国使节，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等开化派中坚人物均出任新政府要职。6日上午，颁布新政纲。早与开化派达成默契的美、英等国使节晋谒国王，政变似乎大功告成。

　　由于事出突然，一开始袁世凯等并不知道发生了政变。在接到陈树棠的事变报告后，袁随即带兵二百赴邮局，但彼处已空无一人，日本使馆则大门紧闭。袁到闵泳翊躲藏的穆麟德处询问出事原因，闵仅说“开化党杀我”，亦不明内情。袁随后带兵沿宫墙巡视，遇到疾行的韩军，问其所往，回答是奉命入宫禁卫。巡视至宫门，则宫门已闭，直至拂晓收队，仍未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次日，终于探明政变真相。得知相熟的诸大臣被杀，袁世凯顿感沉重，好像自己的羽翼被翦除了一样势单力孤。 
 　
初露峥嵘 [三] 
　
　　当时中朝之间尚未架设电报线，公文均靠停泊于马山浦的北洋兵船函送天津北洋衙门，往来一次需要数天时间。如按常规请示，如此重大事变之应对决策非由北京的清廷最高当局做出不可，其间时间延误必不可免，而挽回大局的机会极可能就此失去了。在这个重大历史关头，袁世凯再次表现出其勇于任事、处事果断的过人素质。

　　5日(旧历十八日)上午，在开化派公布新政府名单时，清军将领们也在磋商挽救局势的对策。吴兆有、张光前全都表示“没有北洋的命令，不敢轻举妄动”；袁世凯强调事机紧急，已不可能待命而行；陈树棠则转达美、英、德三国使节要求清军暂缓行动的劝告，并表示自己意见相同，因为“恐怕我方士兵一出动，日方士兵必出面阻挠，将会说争端由我方挑起。而且朝鲜国王也没有派人来军营邀请我方出兵，因此师出无名45”。与袁交好的金允植也来函请清军暂缓出动，以免伤及被日本人挟持的国王。会商结果是，清军暂时按兵不动，由陈树棠、吴兆有紧急函告李鸿章朝鲜发生政变，请求增兵并指示对策，函件由泰安舰递送，途经旅顺时，交袁保龄先以电报拍发。而袁世凯则负责联络争取由其编练的朝鲜新军46，当晚，袁世凯向新军“发放上等成色的黄金六百两，与左右营指挥官金钟吕、申泰照秘密约定次日入宫，共同护卫国王47”。

　　6日(旧历十九日)上午，开化派政府发布改革政纲，汉城居民都已知道政变是开化派勾结日本人所为，“韩举国惶恐”。幸免于难的守旧派政府成员纷纷要求清军出兵干预，金允植、南廷哲亲赴清营“痛哭乞师”，领议政大臣沈舜泽“准备了印鉴文书恳求出兵救助国王”，内监沈相薰、承旨李凤九也以密函报告了宫内日本人和开化派的最新动向。清军将领仍整日会商对策，吴、张等仍犹豫不决。但在两次致信国王，要求晋谒并带兵入卫王宫的请求被拒绝，而致日本公使竹添的信函也迟迟没有答复的情况下，袁世凯以事态紧急，间不容发，而且应朝政府大臣的请求，师出有名，力主即刻入宫戡乱。“吴、张请再告急于北洋。袁公说：‘朝鲜的防务和外交，我负有专门的责任，如果因为挑起争端获罪，由我一个人承当，决不牵累诸位。’吴、张才勉强答应48。”袁世凯随即“按约定会合朝鲜左、右营，整队分三路入宫49。”袁率一营及朝左右营自任中路，入敦化门；吴率一营为左路，入宣仁门；张光前率一营为右路，负责策应。

　　袁世凯带队入宫后，即遭到守军猛烈射击，“枪子如雨”，清军还击，双方展开激战。宫内倾刻大乱，闵妃携王子趁乱逃出宫门，投奔北山清军营地。袁攻至景佑宫，发现国王已被转移，遂与退守楼台的敌军展开又一轮的激战。袁身先士卒，“左右前后，兵卒伤亡者枕藉”，随后“遇到袁公过去所教练的韩兵数百人，合力进战，士卒争先，声震屋瓦50。”新军的倒戈，使战局从相持转为有利于清军。竹添首先动摇，率领日军退回使馆，金玉均、朴泳孝等政变骨干亦随之逃往使馆，一路上受到聚集在宫外的市民的追打。洪英植等则护卫国王出宫赴北庙避难。整个战斗仅持续了一个时辰，清军获胜，但仍不知国王所在。于是悬重赏打探国王去向，夜间方探到国王下落，遂将国王接至吴兆有军营，洪英植等试图阻拦被杀。次日上午，国王移居袁世凯所部军营，并召集原政府成员金弘集、金允植等，商议善后，组成了以沈舜泽为首的新政府。8日，国王召见各国使节，告以政变平息。日使竹添因使馆连日遭到愤怒的汉城民众的围困和袭击，在致信袁等诿过卸责后，于当日自焚使馆，率领使馆人员、驻军和金玉均、朴泳孝等政变骨干逃往仁川领事馆。甲申政变以中国大胜，日本惨败告终。此后，袁世凯则应国王之邀，居于“偏殿楼下，与国王居所仅一墙之隔，朝夕接触会晤，握手谈心。各部大臣每日必造访袁公禀告公事，环绕左右听指挥。……袁公不动声色，代韩内筹抚治，外辑邦交。一个月来一手秉笔，一手按剑，衣不解带，目罕交睫。当时年龄才二十六岁，头发却由此而斑白51。”

　　清军当时在朝的三营兵力约一千五百人，朝鲜左、右两营约八百人。但袁世凯所统一营分驻马山浦，随其进宫的只有四哨。清军编制每营五百人，一营五哨，每哨一百人，考虑到军营尚需留守，而张光前所部并未参战，所以清军一方入宫参战者的实际人数应不足一千人52。在日本和开化党人控制的王宫中，有竹添带入的二百名日军和朴泳孝指挥的两营新军八百人，共一千人。在实力上，与对方相差并不悬殊，且已挟制了国王，控制了王宫，做战有险可据，以逸待劳。为何败得如此之快呢？一个原因是为防止与清军冲突，政变方未关宫门，从而失去了防守的优势和屏障，使清军得以顺利入宫。另一个原因就是日本人中途退缩，撤出王宫，导致军心瓦解。进一步分析，则政变与反政变之成败，实与双方领军人物的意志与决心有关。

　　政变一方的核心和主脑人物是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竹添是个狂热的帝国主义分子，到任后积极扶植开化派，中法战争爆发后，则极力怂恿开化派发动政变，推翻政府，建立亲日政权。在政变前夕，竹添将政变计划报告日本政府，要求批准。但日政府在接到竹添报告的同时，也收到了驻华公使?木武扬的密报，说正在进行中的中法谈判，法国有意割占中国的台湾。日政府闻讯大为恐慌，认为台湾重于朝鲜，遂决定倾全力阻法夺台，指示竹添暂停发动朝鲜政变。而竹添不待政府之批准，即擅自决定立即发动政变。这是竹添的狠处。

　　反政变一方的核心和主脑人物应该说是袁世凯。袁是个坚定的“传统帝国主义”者53，为维护清廷在朝鲜的利益不遗余力，而且勇于任事，具有杀伐决断的作风。在政变突发，无法与国内及时联络，请示机宜，而且在政治军事上已经落了后手的形势下，不顾主官之犹豫，慨然自任，甘负严谴，断然出兵平乱。这是袁世凯的狠处。

　　也就是说，无论日方或中方，政变方或反政变方，其军事行动都是未经政府批准的行动。成功则罢，一旦失败，则会承担严重的罪责。所以无论哪一方，一旦发动，就非干到底不可。任何犹豫、畏缩和动摇都会使行动功败垂成，所以这又是双方领军人物个人意志的一场较量。从竹添和袁世凯在事变中的表现来看，其强弱优劣，高下立判。

　　在政变一方，起初进展相当顺利，确有出奇制胜的效果。清军猝不及防，国王、王宫、新军均已在政变者控制之下54；亲华的重臣被诛杀；开化派政府组成，新政纲发布；被挟持的国王召见了外国使节，政变似乎已经成为既成事实。但竹添低估了清军反击的意志和决心，没能迅速扩大战果，把优势转化成为胜利。由于政变并没有得到政府批准，竹添心里没底，没有破釜沉舟的决心，而是想控制事态，避免给清军以介入的借口。

　　5日(旧历十八日)晚间，清军沿宫墙巡逻至宣化门时，曾因阻止关闭宫门与守卫的新军发生争执。统领新军的开化派领袖朴泳孝主张与清军开战，但为竹添和金玉均所劝阻，他们主张避免与清军正面冲突，所以下令不关宫门，制造形势已恢复正常的假像，希望清军能够接受政变的既成事实。但此举等于放弃了防守的最大屏障，是军事上的大忌。袁、吴能够带兵顺利入宫，端赖于此。竹添之错，此其一。6日(旧历十九日)，在吴、袁两次派人入宫送信，要求晋谒国王并进宫入卫后，竹添内心已开始恐惧动摇，竟提出将日军撤出王宫，虽经开化派反复恳求，他勉强同意再留两天，但已极大地动摇和挫伤了政变一方的士气。竹添之错，此其二。当日傍晚清军强行入宫，激战后政变者不支，金玉均建议挟持国王退走仁川，再作后图，为竹添所拒绝。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者，合法性所在也。谁控制了国王，谁就有合法性，政治上就占有主动。不料竹添惶恐之际，竟主动放弃了政治、外交斗争中最关键的棋子。竹添之错，此其三。

　　反观袁世凯，在清廷驻朝官员中，主外交、商务者为陈树棠，长军事者为吴兆有，袁虽有总理营务处和会办朝鲜防务的名义，但权、位均在陈、吴二人以下。袁虽一开始就力主反击，但凡事均需会议，颇多掣肘，难以当机立断。陈怕引起中日冲突，主张缓发；吴、张则谓“无北洋令，不敢轻动55”。最后在袁表示所有后果他愿一身承担的情况下，吴等才勉强同意发兵。在双方的意志较量中，袁远胜于竹添。

　　其次，袁在朝鲜宫廷、军队内部建立起来的关系网络在反政变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袁曾编练朝鲜新军，其治军虽严，但善于以恩驭下，颇为韩人感戴。政变时新军全在开化派控制之中，而经袁联络策动，其左右两营随即加入清军一方，加强了反政变的力量。朝宫廷内外的官员内侍不断向袁通报消息，使清军及时了解政变者的动向，也是反政变得以胜利的重要因素。在政治、军事资源的利用上，袁亦远胜于竹添。

　　开化派矫诏诛杀守旧派大臣、组阁、发布政纲、召见外国使节，全是以国王的名义进行的。清军干预政变，强行带兵进宫，用的也是护卫国王的名义。国王在谁手上，谁的行动就具有合法性。但竹添在紧急关头，竟轻易放弃了这一对双方都是至关重要的筹码。反观袁世凯之作为，他对这一点的认识，也远远超出了竹添。清军攻占王宫，遍搜宫内而不见国王踪迹，又传闻国王已经遇害。袁当即派人寻找国王的庶子，打算立为监国，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在找到国王后，立刻迁入清营加以保护；迁回王宫后，袁更是以自己统带的部队入宫护卫，并亲自住在国王隔壁以便于控制。其实，国王当时已有离心倾向，虽未参与政变阴谋，但未必不愿意就此摆脱清廷控制。

　　正被中法战争搞得焦头烂额的清廷与北洋大臣李鸿章，接到甲申政变，清军卷入的消息，十分震惊。迟至九天后才发下“目前办法，以定乱为主，切勿与日人生衅”的密旨，态度十分消极。次日，朝旨对陈、吴派兵赴援的请求，予以驳斥，“目下办法，以查办乱民、保护朝王、安日人之心，并剖析中倭误会打架，以释衅端为第一要义。驻朝委员等所禀，请兵救援，此事本未与日本开衅，何援之有？所禀殊未可尽信。著吴大翨克日前往熟审机宜，悉心办理，一面迅速奏闻，并与李鸿章会商妥办56。”从清廷的指示来看，其大事化小,息事宁人的意图十分明显。如果按吴、陈的意见，坐等北洋和清廷的指示，固然在丢失朝鲜的责任上，可以为自己预留退路，但结果肯定会是政变获得成功，清军将被迫撤出朝鲜。实际上，由泰安轮传送的吴、袁等报告事变的函件，经丁汝昌由旅顺电报转发，10日(旧历二十三日)午间才传到北洋衙门，而朝廷的旨意更是迟至15、16日(旧历二十八、二十九日)才发布,而此时距政变的发动已逾半月,清军如没有当机立断地采取行动,政变早已成功是毫无疑义的。也正如陈树棠、吴兆有所担心的,清廷果然要追究谁先挑起事端的责任,并派吴大翨、续昌为钦差大臣前往查办。据说吴大翨原想以袁世凯作为替罪羊57，虽系齐东野语,但也反映出当时一般人均认为袁是在事变中起主要作用的人物。

　　实际上，在惊闻甲申政变而彷徨无计之际，得知清军已及时平叛，而没用国内派一船一舰，添一兵一卒，清廷和李鸿章实在是大喜过望，所谓查处肇事者不过是官样文章。就在朝廷委派吴大翨赴朝鲜查办事件的旨意下达之际，袁世凯关于政变始末的详细报告也送到了北洋，很得李鸿章的赏识。九天后，李发电报给行至山海关的吴大翨，告知他袁有一份报告，“分条详禀此事始末万余言，极为详尽，抵马山后可索取一阅58。”李鸿章的关照实已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而袁世凯也“详尽叙述政变起因、事实为一册，附列证据，派人等候在马山浦。11月13日，两位特使到达后，立即送览。”16日(公历1885年1月1日)，吴大翨等到达汉城，袁世凯参见时，对自己带兵入宫之事颇为理直气壮：

　　袁公入见说：“袁某带兵驻韩，责任即在于保护，如果失掉了韩国，并且丧失了其君主，朝廷会不会予以谴责？”吴公说：“必会严厉谴责。”袁公说：“既然拼以死力救护，韩之君主国家俱存，但也有擅自挑起争端之罪，愿朝廷按律法惩治。然而袁某自问，还是觉得无所愧怍啊。”吴公急忙说：“君劳苦功高，相见恨晚，当以实情上达。”续公也说：“我们自当竭力保全，希望不要灰心。”59

　　吴、续二人显然已受到李鸿章的态度和袁氏报告的影响，对袁已有很好的印象，而且吴是著名的主战派，故会有上述勉慰有加的话。但袁之出色，反衬了吴(兆有)、张(光前)的庸懦，因而吴大翨等对二人态度颇为轻视怠慢，对袁世凯则和颜悦色，引起了吴兆有等人的嫉恨60。加上袁平时锋芒毕露、跋扈专断的作风，吴、张等遂借查办的机会，将责任全部推到袁世凯身上；但发觉钦差对此不以为意，并不认真追查出兵责任(事实上他们认为袁能当机立断，挽回大局，不仅无过，而且有功)时，遂揭发袁挪用军饷一事。据王伯恭《蜷庐随笔》记载此事如下：

　　朝鲜甲申之乱，一时间重要大臣，全都被乱党杀死，慰亭(即袁世凯)对死者家属全都给以优厚的抚恤，仓促间没有钱，就挪用了军饷。事后，禀请合肥(即李鸿章)作为正项开支核销，合肥批评驳斥他说：“该管带纯粹是以银钱买结韩人之心，实属荒谬，所请示之事不予批准。”而且发函命令吴兆有，责令该管带将借用的军饷，照数赔补。慰亭之叔子久观察61，也寄函痛训他，令速为补赔。……于是慰亭交卸营务回籍，所借兵饷，则售卖家产进行补偿。62 
 
 
 



　
初露峥嵘 [四] 
　
　　袁世凯挪用军饷，为的是在大乱之后收拢人心，增强韩人对华的向心力，并非私用。但不经请示批准而擅自做主，确实违纪，被人抓到了短处。人们指责其“专擅”，不是没有原因的，就此也可见其办事作风之一斑。其实，李鸿章是极为欣赏袁世凯的，但作为淮系集团的首领，也不能不敷衍那些跟随了自己多年的老部下，平息一下他们的不满。而袁世凯也看出风头不对，遂借口嗣母牛氏身体不适，请假归省。这是袁世凯走上仕途后的第一次蹉跌。

　　甲申政变的平息，袁世凯功劳最大，不惟未获嘉奖，反而颇遭物议，竟致被迫回乡避风，原因究竟何在？当时对其最为不满的就是吴长庆庆军的将领们。产生龃龉的最初原因，是袁在壬午兵变时雷厉风行地整饬军纪，得罪了庆军将领。如“分统提督黄仕林泣诉于吴公，谓公枉杀63。”至于“专擅跋扈”，则需具体分析。壬午整军，乃吴长庆特许便宜行事。甲申不待清廷指示出兵平乱，虽系袁氏力主促成，陈、吴、张等虽出于勉强，也是会议通过，不能称之为专擅。暂挪军饷抚恤死难韩人家属，虽然在袁世凯总理营务的职权之内，但没有时任清军总领的吴兆有的首肯，袁世凯恐怕是不能也不敢这样做的，否则他也不会敢于向李鸿章要求报销此笔款项。不料吴兆有事后来了个不认账，使袁不仅受到严厉申斥，而且要个人掏腰包赔补军饷。此事在他堂叔袁保龄给他的信中可以略见端倪：“你此次朝鲜之功，众论昭然，而吃吴某如此大亏者，就是犯了阔字之病。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怨天尤人，有什么益处呢64？”所谓“阔”者，在这里指的是手面大，好铺张排场，不吝惜钱财之义。这确是袁为人行事的一贯特点，所以袁保龄有“你的举动总不免于阔，是一个大毛病”的责备之言。胡思敬所撰《大盗窃国记》为批判袁世凯所作，但也不得不承认袁有善以名利驱策天下的本事：

　　世凯生平，滥交污取，俯视一切，不问家人生产。从他少年的时候，即好为游荡。偶尔有点钱，总是招呼朋友们饮酒，倾刻而尽。……其横绝古今，为诸多奸雄所不及者，敢于用财，视黄金如同土块；敢于用人，不念私仇，不限流品，不论资格而已。名利能令普天下的人争相向前，所以小人皆乐于为他效力。65

　　至于“跋扈”之说，可见于张謇给袁世凯的书信之中。张謇自1876年入幕府，直至1884年吴长庆病故于金州，一直在吴幕中参与机要。不仅资格老，而且极受吴长庆及庆军上下的尊重。在袁世凯初入吴幕时，他还辅导过袁读书，彼此间有师生之谊。张显然是从吴兆有等留驻朝鲜的庆军将领处得知袁的所作所为的。他在信中列举袁之种种跋扈情形是：

　　袁司马66所谓的营务处，是分统三营的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是孝亭的会办，(任命的)公牍俱在，文理昭然。而司马的信函封面自称“钦差北洋大臣会办朝鲜防务总理营务处”，是不屑于上述职务吗？那么就不应接受差事。是以此愚弄朝鲜人吗？则朝鲜人不全是无知。是偷借北洋的名义骗人吗？则人是不可以欺骗的。弹劾左宝贵的言官，列举了他妄称“钦差”、“钦命”字样，不知司马此种举动，与左宝贵有何差别？这是一件事。

　　营务处只是件差事，而(你的)官阶则是同知，才五品么。对于镇将用扎，对于州县官用扎，算是身份上的需要。以道员兼营务处的身份，对于实缺的提督总兵，也应当用扎吗？事情荒谬反常，这也是一件事。

　　既然身为孝亭的会办，同见国王时，便应当由孝亭在前，一应公事，便应当把孝亭的职衔放在前面。而(你)事事任性，妄自尊大，威福在我，凌蔑一切，致使将领寒心，士卒愤涕。司马是说凭势力可以镇摄人，靠权诈可以处世吗？不学无术，这又是一件事。

　　内地的职官，只有实缺官员出行排列仪仗，像营务处、营官，从未见过有用仪仗的。乾隆嘉庆年间册封使臣到朝鲜时，国王以肩舆相迎，(使臣)曾被诏旨申饬。而司马居然乘舆张盖，制做五色马旗，出入都有部下呵斥清道，平时在兵船上建树黄龙大旗。不知置自己于何种地位？置孝亭于何种地位？置国家体制于何种地位？这是一件事。

　　……此次国王来函，没有一处不提到“袁会办”，而孝亭在书信中反而好象是被顺带提及一样，这难道不是由袁司马的心思、力量、手眼所造成的吗？……67

　　张謇信中罗列袁氏诸般跋扈的事实，实来自于吴兆有等驻韩将领。孝亭是吴兆有的字，而吴是留驻朝鲜的庆军分统，朝鲜防务的总办。张謇以老师的身份，写信责备袁世凯，全信含讥带讽，口气十分不客气。信中不称慰庭而称“司马”，意在提醒袁世凯，你不过是个五品的同知而已。张謇的指责，实际上也代表了吴兆有等庆军将领，归纳起来，无非两点：

　　一、妄称钦差，仪仗逾制。根据是袁在自己行文发函的封面上题有“钦差北洋大臣会办朝鲜防务总理营务处”的落款，但不确实，是道听途说或有意诬蔑之辞。从今天所能见到的袁世凯当时的信函看，其信封上的署名格式为：“钦差北洋大臣奏派总理亲庆等营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袁68”，在“钦差北洋大臣”后空一格，在袁的职务前则有“奏派”二字，说明袁之任命系由李鸿章上奏委派，故用此格式，除表现袁有高自标置的心理而外，并无任何逾格僭制之处。诚如张謇所说，吴长庆回国后，吴兆有为朝鲜防务总办，作为会办，袁只是吴的助手。但诸多对韩对日对各国使节的交涉，多由袁出面，他用“钦差北洋大臣奏派”的名义，出入仪仗逾制，实在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清廷自认是“天朝上国”，不屑于与属国互派使节，因为互派使节就意味着关系平等，有违“天朝”的体制。所以，只派陈树棠以“总办朝鲜商务委员”的名义常驻汉城，朝鲜之商务、外交由其监管。但此种做法不合国际公法，列强驻汉城使节也决不会接受，否则就等于他们也承认清廷是比其高一等的所谓“上国”。不仅如此，列强使节们还借口所谓“商务委员”充其量是个商务代表之类的角色，不具有全权使节的地位，在外交场合往往故意轻视清使，以此贬辱清廷的妄自尊大。譬如1885年，李鸿章在向译署69推荐袁世凯的函件中即指出，“陈树棠充通商委员，各使均鄙为不得与领事同品，平日宴会应接，卑亢俱难70”。又如，甲申政变后，日本派井上馨为全权大使赴朝交涉，清廷则派吴大翨为钦差大臣前往查办。吴曾主动拜访井上，但井上故意以吴“无全权字据”加以拒绝。其后，吴曾硬闯入日韩交涉的会场，而“井上竟飘然而返，不一枉顾71。”由此可见，由于清廷坚持自己宗主国的特殊地位，使得中方官员在外交场合常因身份名义问题而难堪。袁世凯当时官职不高，但所代表的是国家，为防窘辱，在名义、仪仗上作了点文章，还是情有可原的。而李鸿章等也知道他们的难处，不愿深究，这可能也是袁世凯没有像左宝贵一样受到弹劾的原因。

　　二、妄自尊大，凌蔑一切。指作为五品同知的袁世凯，对官阶职级都比他高的将领们，特别是作为清军统帅，官居一品的吴兆有，行文一律用扎，给人以以下凌上的感觉。清代官场文书往来，分上行(即下级对上级)、平行(即同级对同级)、下行(即上级对下级)三种格式，而“扎”通常为下行格式。在对朝交涉事务中，袁则事事当先，以至于韩王把他当成了主角，而吴兆有等反而好像是次要人物了。清廷在朝官员，外交、商务由陈树棠负责，驻军、防务由吴兆有总办。袁世凯官职虽低，但总理营务处和会办防务的差事使他位居第三，他能力既强，交际又广，加之年轻气盛，勇于任事，不免给人以“一切更革，露才扬己”的印象。但袁世凯自幼混迹于官场，老于事故人情，为何一反常态，如此作为呢？张謇信中指责的诸事，都发生于吴长庆回防金州之后。此前，袁世凯虽因整饬军纪而与庆军将领产生龃龉，因少年新进而遭人忌恨，但因有吴长庆在，双方尚能相安无事。吴长庆撤离汉城，旋即病故于金州之后，双方都没有了顾忌72，矛盾遂至于表面化。但矛盾之最终激化还是在甲申政变之后。据沈祖宪等撰的《容庵弟子记》73记载，袁率中路清兵及朝鲜左右营(自敦化门)强行入宫后，即与守军展开激战，直至攻到王宫后院山坡下，方见率左路(自宣仁门)入宫的吴兆有正由两名士兵搀扶着仓皇走避：

　　兆有跌足号哭。袁公问其缘故，回答说：“士兵入宫受到攻击，逃跑溃散不知道哪里去了。”袁公笑道：“你作出这副模样，敌人就能放过你吗？不要乱我军心，赶快回营收集残兵吧。”袁公仍指挥众人前进，遇到埋伏的地雷，(敌人)格林炮齐发，有两名士兵被炮弹炸飞到空中，几天后才找到他们的尸体。地雷距袁公不过数十步，爆炸声浪把袁公震得仆坠到坡下，受了点轻伤，仍然率兵追击。听说日兵已归使馆，天快黑时遂收队回营。而袁公所训练的韩军与日本人所训练者仍在相互射击，枪声达旦，也未看见张光前部的士兵。派人查看，原来都在王宫西面金虎门内的高墙下躲避子弹，未敢发一枪进一步。袁公叹息道：“淮军的暮气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啊！”

　　将吴、张二人作战中的表现说得如此不堪，不排除袁世凯为泄当年被中伤的旧恨而有意夸张，但淮军“暮气已深”并非虚言。军纪松弛，训练疲沓，临战畏懦74，日后甲午大败即种因于此。庆军创始人刘秉璋之子刘体仁在其所撰笔记《异辞录》中也曾述及淮军之暮气及其将领的庸劣，是其一证：

　　武壮(吴长庆谥号)出征高丽病故，张光前、黄仕林分别率部驻扎在旅顺，日寇到来时全都溃败逃走，……己亥年，文忠(李鸿章谥号)复出总督两广，光前前往道贺，说到自己曾到(安徽)无为县拜会文庄(刘秉璋谥号，刘为庆军创始人，庆军将领都是其老部下)而被拒于门外时，文忠说：“你是败军之将，(他)不见你是合适的。”既而，仍用张为两广驻军中的防营统领。文忠对于淮军旧部，终究还是顾念旧情的。75

　　袁世凯既眼见了吴、张等的“怯懦庸劣”，就难免不对这些人心存轻蔑，在举止行为上也会有所表露，而双方之矛盾也必然愈来愈深，乃至于不可调和。

　　甲申政变之善后，袁世凯大包大揽，操纵一切，未始不由他对吴兆有等的轻视和不信任所致。据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所记，清军在汉城北门关帝庙找到韩王李熙的当天(12月7日，旧历十月二十日)，即将其移至袁世凯营中。次日，“朝鲜国王在袁世凯营中延见各国公使”。10日，“朝鲜国王回宫，袁世凯带队护卫。”15日，“袁世凯禀告李鸿章，主张特派大员，设立监国，统率重兵，代理朝鲜内政外交，并示日本以必战，以促成和局76。”其间，“所有韩之内政、外交、军务悉请公主持调度”，而袁亦当仁不让，“代韩内筹抚治，外辑邦交77。”重组政府、抚恤被害重臣家属等均由其一手办理。

　　1885年1月1日(旧历十一月十六日)，清廷派出的查办朝鲜事务的钦差大臣吴大翨等到达汉城时，吴兆有等迎诸江渚，而袁独单骑迎于南门外，可见双方当时嫌隙之深。在追查中日交兵起因责任的过程中，袁世凯因与吴、张等人的关系紧张而陷入孤立，袁曾当众表示过自己愿意承当引发争端的责任，当然不能反口，而吴、张等不仅不愿代他分担责任，反而在背后中伤他；至于日本方面和其他暗中支持朝鲜自立的列强使节，更是众口一词地把责任归咎于清军和袁世凯。在这种内外夹攻的局面下，袁的日子很不好过。他的好友金允植曾叙述过他此时的窘境：“当时清廷钦差吴大翨来查诸将的功过，外国人全都以流言诋毁慰庭；留防朝鲜的清军诸将也都嫉妒其功劳而中伤他，而钦差对慰庭也追查得很急。慰庭愤懑不已78。”适逢家乡来信，得知嗣母牛氏身体不适，他于是以此为借口，提出回家省亲。

　　袁世凯借回乡省亲抽身而退，以屈求伸，不失为避风头的好策略。袁保龄对此颇为赞赏：“凯侄脱身回里，觉此子狡狯，亦复胜其痴叔矣79！”甲申事变中袁的出色表现已使他腾誉中外，加上他办事周到干练，大得钦差们的好感。不仅准其归省，且携其同船返津。吴大翨甚至对李鸿章说：“公一向说张幼樵80为天下奇才，在我看来天下奇才非幼樵，乃袁某也。”“两位特使入都复命，扬言于朝，认为公才可大用，由是名望重中外81。”李鸿章也对其“慰劳有加”，并保留了他的总理营务处和会办朝鲜防务的差事。在询及他与庆军将领的矛盾时，袁遵循乃叔的指教，不仅不为自己辩解，而且“无一语及吴兆有，李相咨嗟叹服82。”其后李对吴兆有等对袁的攻讦，不惟不听，而且在了解真相后将吴撤差83。其时，李鸿章已对袁世凯的才干、度量和能力有了深刻的印象，认定他在复杂环境中可以独当一面，而要把列强环伺的朝鲜牢牢控制在清廷的手中，李鸿章需要的正是这样一个得力助手。

　　日本政府在接到竹添关于甲申政变失败，使馆人员撤退至仁川的报告后，在研究善后对策时，虽认为超越公使职权，违背政府命令和条约擅自派兵入宫，责任在竹添。但政变既已发动，“召荣致辱，皆政府之责”，竹添代表日本，政府应出面迅速处理此事。并决定以外相井上馨为全权大使，率陆军两营、兵船三只赴朝交涉，以军事威胁迫使朝鲜就范，签订有利于日本的新的不平等条约。在交涉策略上，则只进行双边谈判，避免中国介入，以利于压服弱小的朝鲜。而对甲申政变本身，由于日本公使实为祸首，所以避谈起因，只谈善后，即“日馆焚毁”、“日人被害”问题84。

　　1885年1月1日，井上和清廷派来的钦差大臣吴大翨同日抵达朝鲜。当日，吴即晋谒国王，在笔谈中，吴秉承清廷“切勿与日人生衅”的指示，要求朝鲜息事宁人：“中朝不愿与邻邦失好，贵国又不能与日本相抗，其势不能不委曲求全，以息事宁人为归结85。”败者咄咄逼人，胜者反而软弱退让，清廷怕事妥协的对外政策，暴露了“天朝上国”外强中干的本质。特别是再一次在关键时刻牺牲朝鲜的利益，使朝鲜王室托庇于清廷的信心，刚刚恢复又随即动摇，引发了越来越大的离心倾向。朝鲜此后愈发坚定了结好列强以摆脱清廷控制，走独立自主道路的念头。此后十年的中朝关系竟成为波澜不断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持久较量，这是清廷、李鸿章等始料所不及的。 
 
 
 



　
初露峥嵘 [五] 
　
　　前面已讲过，清廷坚持不向朝鲜派驻公使以显示宗主国高人一等的颟顸做法，由于不合近代国际公法，常使中国代表在外交场合遭遇难堪。日本在此次事变的善后过程中，也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井上先是要求中国派出有便宜行事权力的全权大臣赴朝议事，被拒绝。李鸿章认为这是日本的“狡计”，意在“证明朝鲜自主也，……果派全权，适中其计，事更难办。今我处若即若离之交，但使朝日议定，则本案已结，当不致另生波澜。”孰知这正中井上下怀，使其得以贯彻通过双边谈判迫朝屈服的初衷。3日，井上即以无全权委任为由拒绝与吴大翨会商。8日，吴大翨闯入朝日谈判的会场，“命查办乱党，勿与日本草草立约，并告井上馨中日现无可议。”井上则“飘然而返，不一枉顾。”次日，朝日即签订《汉城条约》，计五款，主要内容是：朝以国书向日道歉、赔款、缉凶等，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日本有权增加在汉城的驻军。井上随即将自己所率日军中的一营(一千人)留驻朝鲜。11日，井上通知吴大翨，“说他不是全权大臣，不便前来会晤。随即赴仁川返日86。”

　　朝日《汉城条约》的签订，并不如李鸿章所愿是“本案已结，当不致另生波澜”；而是日本政府按其既定方针，嗣后要求与清廷展开双边谈判，以讨得更多便宜的开端。日本策动并参与政变，本已理亏，在军事上又是失败的一方，有什么资格向胜利者讨价还价呢？最根本的就是日本人看透了清廷外交政策妥协退让、委曲求全的本质，也把握了正与法国作战的清政府不愿两线作战，力求息事宁人的心理。而日使竹添逃离汉城前留下的一封推卸责任、嫁祸于人的信件，为日本政府提供了所谓的根据。

　　1884年12月6日(旧历十月十九日)，袁世凯等带兵入宫之前，曾致信竹添说明理由：

　　敝军与贵部驻此，同系保护国王，昨日朝鲜内乱，杀大臣八九人，现在城内外军民不服，据报告有入宫环攻贵部的说法。弟恐国王再受惊吓，又恐贵部遭受围困，因此才敢率部进宫，一以保护国王，一以援护贵部，别无他意，务请放心，专此奉布。87

　　信函自辰刻(早7—9时)发出，至末刻(午后1—3时)仍无回信，袁等即于申刻(下午3—5时)带兵强行入宫。实际上竹添早已收到信函，但直到7日，政变已彻底失败后，竹添为推卸责任方复函袁世凯等，声称自己是奉韩王手谕入宫护卫，而昨日“会接手翰，未及拆视，贵国兵队闯入宫门，乱发小枪。弟恐祸及大君主，不得已亦应发小枪，以尽保卫之谊88。”为自己预留退步并嫁祸于人，这是竹添的狡猾之处。

　　1885年2月10日，日本政府“决意主和”，并派伊藤博文(时任日本宫内卿)、西乡正道为正副使前往中国进行甲申事变善后问题的谈判。日本在谈判开始前，针对清廷的畏战心理，大造中国如不从朝鲜撤军，日本不惜一战的舆论。先声恫吓的同时，伊藤博文又向清驻日公使徐承祖示好，说自己“平素力主中日必须和好的主意，及此次奉命，仍未失其初心89。”此外，日本还请英国驻华公使以调解的名义向清廷施加压力。伊藤途径上海时，还与在沪的法国公使巴德诺会面，刻意制造日法欲联手对付中国的假象。3月11日，清廷任命李鸿章、吴大翨为对日谈判的正、副使，谈判于4月2日开始。伊藤根据政府的指令，提出三项要求：一、清军撤出朝鲜；二、惩处参与事变的清军将领；三、抚恤事变中日方商民。这三条的核心是迫使清军从朝鲜撤军，因为壬午、甲申两次事变中，日本的图谋均因清军的行动而受挫，故把清军的存在视为实现其目的的最大威胁和障碍。

　　谈判充分反映了当时中国外交的不成熟。首先，在朝鲜已获军事和政治胜利从而具有优势的清廷，没有乘势追究日方的政变责任，提出自己的要求和谈判方案，而是围绕日方的三条反复辩难，放弃了主动权。其次，由于朝廷一开始就抱定了“和”的宗旨，在谈判中只有退让一种选择，以至于每当日方以罢谈回国相威胁时，清廷就不得不做出让步，委曲求全。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是，李鸿章主持洋务多年，是当朝重臣中最懂外交的，在谈判中主要靠他拿主意，但因谙于国际公法，以致落入伊藤的圈套而懵懂不觉，对策失误，损伤国体，且贻大患于将来。

　　起初，对日本的三条，清廷的态度是，撤军一事可以商量，对其他两条则断然予以拒绝。在任命李鸿章为谈判之全权大臣时，即明确电示:“日人欲我惩在朝武弁，断不能曲徇其请”。在谈判开始后亦曾电示：“朝鲜防营并无错误，日使所请惩处，断不可行。中日兵均有伤亡，两毋庸议90。”在谈判相持不下时，伊藤每每以罢谈回国为要挟。4月7日(旧历二月二十二日)，在中日第三次谈判中，伊藤因中方拒绝赔恤日本商民而“词色怫然”，暗示下次再谈不妥即要罢谈返日。其实，中方同意谈判撤军问题，伊藤此行的主要目的可望达到，他是绝不会退出谈判的。但李鸿章却沉不住气了，担心谈判破裂，引发战争，故于次日向清廷建议：“议处营官、赔恤难民两层，纵不能悉如所请，须求酌允其一，捭得转场而固和局。”李认为，“日人最贪小利”，而“即使加恩优恤，谅不过数万元91。”总署遂于10日(旧历二月二十五日)回电同意以朝鲜名义“酌加抚恤”，而“此项银两可由中国发给朝鲜暂付92。”

　　其实当时的国际外交并无公理可言，本质上是强权政治；若从国家利益出发，也没有是非可言；但在国际公法上，却有是非可言，虽然只是形式上的，但事关国体，决非银钱之类的小事。赔偿日本人即意味着责任在中国一方。李鸿章不谙国际公法，此其一也。

　　4月10日，双方集中谈判撤军问题。在伊藤答应日本同时撤兵之后，谈判进展顺利，李鸿章不知是高兴还是为了表现泱泱大国的宽厚通达，犯下了更大的错误。他对伊藤说：

　　我有一个大议论，预先说明。我知道贵国现在无侵占朝鲜之意，以后若有此事，中国必派兵争战。若是中国有侵占朝鲜之事，日本亦可派兵争战。若他国有侵占朝鲜之事，中日两国全都应当派兵救护。因为朝鲜关系我两国，是紧要的藩篱，不得不加以顾虑。目前无事，姑且讨论撤兵就可以了。

　　伊藤闻言大喜过望，原想迫使清军撤兵已属不易，未曾想中方竟能允诺双方共同保护朝鲜(由此，朝鲜由中国的附属国一变而为中日双方共同的保护国)，遂立刻表态：“中堂所论，光明正大，极有远见，与我意相同，当谨识勿忘93。”次日，双方谈判和约，中方副使吴大翨提出四款，其中第四款为：“朝鲜本国如有乱党滋事，该国王若请中国派兵弹压，自与日本无涉，事定之后，亦即撤兵回国，不再留防94。”日方则坚决反对此款，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五款，核心是两国共管朝鲜。由于争持不下，伊藤再次以退出谈判为威胁，谈判再次陷入僵局。清廷遂于15日(旧历三月初一)电示李鸿章再作让步：“撤兵可以允许，永不派兵不可允许。……万不得已，或于第二条内若干语句下面，添加‘两国遇有重大事变，各可派兵，互相知照。’95”李接此旨意后，于当日与伊藤举行第六次谈判，商定条约三款内容。吴大翨的第四款被改为：“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相互行文通知照会，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96。”对于日方要求惩处驻朝清军将领一事，李鸿章也答应“戒饬”、“查处”，并以照会的方式予以公布。至此，伊藤大获全胜，而清廷认为以不多的让步消弥了争端，也自觉满意。

　　外交争端，无论如何小事，均关系一国之尊严与责任。伊藤以竹添复信为由无理纠缠，企图把事变责任推到清廷身上，中方本应予以严厉驳斥，揭露、追究日方的责任。吴大翨、续昌根据在朝鲜查办时了解到的事实据理批驳竹添的谎言，伊藤实已理屈辞穷，落了下风。而李鸿章以为可以变通处理，所谓“戒饬”、“查实处理”等等不过是搪塞敷衍日人的官样文章而已。孰不知见诸文字后，就如答应赔偿一样，意味着清军有肇事之责，日本反而成了受害者，甲申事变的真正祸首——竹添则安然于事外，实在是清廷外交上的大失败。可笑的是，李鸿章对以“戒饬”代“惩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做法颇为得意，把它比喻为“犹如人家子弟与邻舍口角，其父兄出面为他们转圜，也是情理之常97。”反观伊藤，对于竹添擅自发动政变之责，他心里是一清二楚的。但在谈判中却一口咬定竹添无错处，无责任。只是条约签订，照会发布之后，方在宴会中略为表态：“伊藤私下也认为是竹添不对，说回国后即另派妥当人员前往充任驻朝鲜公使，其中已寓含了撤职的意思98。”李鸿章谓伊藤“貌似平和，内甚狡黠”，诚是也。

　　伊藤所要求惩处的清军将领主要是指袁世凯，而如上所述，李鸿章立意要保护的也是袁世凯。但为何在今天所能见到的当时谈判的文献中，并无袁的名字呢？笔者以为，一是李等根本否认争端由我方挑起，自然也就无所谓责任和惩处问题；二是，伊藤可能明指袁为祸首，但李为防万一，在向总署报告谈判情况时，故意略去袁的名字不提。何以见得？这可求证于袁保龄当时给在老家避风的袁世凯的书信：“伊藤此次极力欲撼汝，尚赖合肥相国持正，颇费口舌，此节自是可感。”袁保龄在致李之亲信幕僚章晴笙的信中也表示：“凯侄得蒙我帅力持正论以覆庇之，感彻心骨99。”

　　甲申军事的胜利功在袁世凯，外交的失败过在清廷和李鸿章不谙公法，梁启超曾对《天津条约》第三款(即朝鲜有内乱，双方无论谁派兵都须预先通知对方)的谬误评论如下：

　　此项条约款对两国的限制好象很平等，然而日本不过不能马上得到其所想要得到的而已，我方则把原来既有的权利丧失殆尽了。就好象我一直有个仆人，却忽然与客人约定说：我与客人都不能随便使唤这个仆人。客人要管束仆人，必得请示于我；我要管束仆人，必得请示于客人。天津条约，正类似于此。总之，江华湾条约，使朝鲜自己认可不是我们的属国；天津条约，使我们认可朝鲜不是我们的属国。因为江华湾条约，明确了朝鲜与日本平等，日本既非他人之属国，朝鲜自然也非他人之属国；天津条约，明确了中国对于朝鲜之权利义务与日本平等，中国既然可以把朝鲜视为我们的属国，日本自然也可以把朝鲜视为他们的属国。100

　　这就是袁世凯回项城省亲时中日交涉的大概，也是袁不久返回朝鲜时所要面对的新的政治局面。随着清军的撤出，他将不再有可指挥之兵，而失去军事的后盾，单凭外交战场上的纵横捭阖来维护清廷对朝鲜的控制，他的能力将面临新的、更为困难的考验。

　　注　释

　　1《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六，第3300—3301页。

　　2金允植，当时任朝鲜外署(即外交部)督办，是亲华的“东道西器派”的领袖人物，与袁世凯私交极好；尹泰骏，当时任朝鲜新军后营使(指挥官)，“东道西器派”重要成员，甲申政变中被开化派杀害；闵泳翊，闵妃后党重要成员，甲申政变时被开化派砍伤，原与袁世凯关系密切，后因参与王室自立活动而与袁反目。

　　3宪听，下属对上司的尊称，如宪台、上宪等。

　　4伊于胡底，成语，意思是：到何种地步为止。

　　5竹添进一郎，原任日本驻仁川领事，壬午事变后担任驻朝公使，是狂热的帝国主义分子，甲申政变的幕后策划者和主使人，政变失败后逃回日本。

　　6薛斐尔，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兼驻朝鲜公使，也是朝鲜自立的幕后支持者。

　　7《清季外交史料》第十六卷，第15—16页。

　　8张謇(1853—1926)，字季直，江苏南通人，有“江南名士”之称。1876年在浦口入吴长庆幕府，“治机要文书”，直至1884年吴病逝于奉天金州。光绪廿年，张考中状元，后返乡办实业。民国初年曾任“名流内阁”的农林、工商总长。

　　9参见李宗一著《袁世凯传》，中华书局版，第16页。

　　10兵曹，即兵部；判书，即尚书。朝鲜官制仿效中国，设吏、礼、工、刑、兵、户六部，由于是中国的附属国，为避免僭越之嫌，故称部为曹(清廷六部的下一级机构统称诸曹)。

　　11马昌华主编《淮系人物列传》，黄山书社版，第264页。

　　12庄练著《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册)，中华书局版，第90页

　　13李宗一著《袁世凯传》，中华书局版，第20页。

　　14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四辑，第126页。

　　15云梦之游，汉高祖刘邦借巡游云梦泽之机，消灭地方诸侯韩信、彭越、英布的故事。大院君以此暗示清军名为平乱，实则欲对他不利。

　　16沈祖宪、吴罜之撰《容庵弟子记》卷一。

　　17同上。

　　18同上。

　　19同上。

　　20同上。

　　21同上。

　　22如朝鲜国王李熙在宴谢吴长庆等清军大员时，当时仅为普通幕僚的袁世凯也在被邀之列，9月底李熙还曾单独接见袁世凯，并亲自向吴长庆指名借调袁训练新军。参见李宗一《袁世凯传》第21页。

　　23沈祖宪、吴罜生撰《容庵弟子记》卷一。

　　24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四辑，第126页。

　　25金允植：《云养集》卷三，参见《中日战争》(二)，第404页。

　　26同上，第405—406页。

　　27同上，第315页。

　　28沈祖宪、吴罜生：《容庵弟子记》卷一。

　　29清绿营兵制，提督为一省最高军事长官，官阶从一品；总兵在提督之下，官阶正二品，负责一镇(清代最高一级军事编制)军务。清代地方行政分为省、道、府(或州)、县四级。同知为文职，是知府(或知州)的佐官，分别负责督粮、缉捕、海防、河工、水利等事务。

　　30同注23

　　31朝鲜统治阶层中主张仿效清朝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模式的官僚集团，主要成员有金允植、鱼允中、金弘集等。壬午兵变后，此派与后党集团联合组织政府，其成员出任政府尤其是外务部要职。

　　32沈祖宪、吴罜生：《容庵弟子记》卷一。

　　33龙沙雁海，成语，泛指边疆沿海。庾信《对烛赋》有“龙沙雁塞甲应寒，天山月没客衣单”的诗句；龙沙，西域有白龙堆沙漠，后泛指西北或东北边疆。雁塞，传说西北梁州有雁塞山，山中有大池，为大雁聚集栖息之地，故又称雁海，疑为今天之青海湖。此诗句后人用以泛指边疆海隅等蛮荒地带，此处指边境外的藩属国家。

　　34山河带砺，成语，寓意国家永存。《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记载汉高祖建国时与众功臣盟誓誓言曰：“使河如带，泰山若砺，国以永宁，爰及苗裔。”意思是，即使将来黄河狭窄如衣带，泰山细小如砾石，国家依然永存。

　　35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版,第63—64页。

　　36同上，62、65页。

　　37马建常，即马相伯，马建忠之兄，不久就离任回国；穆麟德，德国人，前德国驻天津领事。

　　38面对国家内乱外患不绝，危机深重的状况，朝鲜统治阶层中一批青年官僚和贵族子弟在本国和外来启蒙思想影响下，主张尊王攘夷，独立自主；开放改革，富国强兵，并结成秘密团体，主要成员为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等。比起“东道西器派”，“开化派”的主张更为激进，而且由于清政府支持后党政府并不肯放弃宗主国地位，“开化派”遂接受日本的拉拢欺骗，主张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并依靠日本的力量实现国家独立。这不啻为与虎谋皮的幻想，最终在日本吞并朝鲜的事实面前破灭了。

　　39《中朝关系通史》第615—616页。

　　40即朝鲜统治阶层中主张同中国维持良好的宗藩关系的官僚集团。由于附属国与宗主国之间是以小事大的关系，故被称为“事大派”，清廷对属国是所谓“天朝上国”，故此派又被称为“事上派。”

　　41法国自19世纪70年代起即开始侵略越南。越亦为中国之属国，故邀请刘永福的黑旗军入越作战。1882年法军攻陷河内，次年迫使越南签订《顺化条约》，越南沦为法国的保护国。此后，法要求清撤出越南北部的清军，为清廷拒绝。在越南北部，清军连战连败，退至中国边境。中法谈判亦时断时续，陷入僵局。1884年8月23日，法海军攻击福建马尾海军基地，清南洋水师全军覆没。三天后，清政府对法宣战。

　　42金玉均：《甲申日记》，《中日战争》卷二，第467页。

　　43同上，第471页。

　　44根据有关史料的记载，由于袁世凯等的警觉和戒备，至少两次吓阻了开化派的袭击清军、暗杀其将领的阴谋；从而推迟了政变的发生。一次是金玉均、洪英植与日本代理公使岛村谋划设宴诛杀清军将领，“伏士官生徒于庭中，二鼓开筵，四鼓起事”。同时派开化派掌握的新军分头攻打失去统帅的三营清军。但由于岛村顾虑清军“皆久经战场，赴宴时侍从必多。若起事座中，万一不敌，反受其害。此议遂寝。”此后不久，他们又共谋“夜半袭取三营，遣人入视三营垒，见防守森严，亦不果。”参见《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1536页。

　　45《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1506、1537页。

　　46朝鲜新军分前、后、左、右四营。其中前、后两营由日人教练，左、右两营由清军教练。当时四营均已由开化派政府掌握。

　　47《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1534页。

　　48沈祖宪、吴罜生：《容庵弟子记》卷一。

　　49《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1527、1534页。

　　50沈祖宪、吴罜生：《容庵弟子记》卷一。

　　51同上。

　　52又据金玉均《甲申日记》所记，“袁世凯今请陛谒，率兵士六百名而入阙，分二队三百名从东、西门入来”，则清军实际参战人数为六百人。《中日战争》(二)，第494页。

　　53“传统帝国主义”即前面所引用蒋廷黻先生所说意义上的“帝国主义”

　　54在被矫诏入宫杀害的大臣中，有四人掌握军权，即：督办海防总管闵泳穆、前营使韩圭稷、左营使李祖渊、后营使尹泰骏。开化派旋即以朴泳孝为前后营使，徐光范为左右营使，控制了新军。

　　55沈祖宪、吴罜生：《容庵弟子记》卷一。

　　56《李鸿章全集?电稿一》，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353—354页。

　　57胡思敬《大盗窃国记》云:“时法事未结,朝旨戒用兵,命吴大翨东渡,主和解。大翨中途与幕客罗丰禄谋,欲诛世凯以谢日人,丰禄力谏。”

　　58同注56，第369页。

　　59沈祖宪、吴罜生：《容庵弟子记》卷一。

　　60吴大翨、续昌等到达汉城时，“吴兆有等跪迎江干，星使未降舆(连轿子也没有下)”，而袁“单骑至南门外揖迓道左，星使降舆寒暄”，故吴兆有“甚愤，并衔及公。”参见《容庵弟子记》卷一。

　　61即袁保龄(1841—1889)，字子久。袁世凯堂叔，时以候补道员督办旅顺海防工程兼水陆军防务总办，极受李鸿章信任。

　　62参见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中华书局版，第102页。

　　63同注59。

　　64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中华书局版，第99页。

　　65同上，第103页。

　　66清代称呼府(州)的佐官——同知为司马，袁当时的官位即五品候补同知，故称其为司马。

　　67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中华书局版，第100—101页。

　　68《北洋军阀史料?袁世凯卷》(一),第98页

　　69为处理外交事务，清政府于1861年1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译署或总署。

　　70《李鸿章全集》第十七卷，3349页。

　　71《李鸿章全集》卷二十，第2800页。

　　72吴长庆于袁世凯是于其有恩的父执，于庆军诸将领是跟随了多年的老统帅，故在其麾下，双方能相安无事。有一种看法认为，袁早已轻视吴，而其飞扬跋扈的作风也引起吴的不满(庄练之《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和李宗一的《袁世凯传》均持此论)，不确。这多半是吴兆有等人事后中伤袁世凯或耳食之言，否则，无法解释吴长庆在离朝之前为何向北洋力荐重用袁世凯的事实。

　　73《容庵弟子记》初版于民国二年(1913年)，时袁世凯仍在位，其中所记应为袁所亲述并经其认可，且沈祖宪追随袁数十年，自朝鲜时期即在袁幕中作文案，所记多亲闻亲见。

　　74《容庵弟子记》载，“吴兆有营距宫近，当王未回宫时，兵多入宫掠物。”又载，政变后传闻日本将派兵赴朝问罪，袁与吴、张会商分兵守汉江，“二将畏缩不敢任”。

　　75刘体仁：《异辞录》，山西古籍出版社版，第130页。

　　76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上)，中华书局版，第762—764页。

　　77《容庵弟子记》卷一。

　　78金允植：《云养集?送慰庭归河南》卷三。

　　79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版，第27页。

　　80张幼樵，即张佩纶，当时是风头正健的清流派成员，名噪一时；中法战争时特派为福建军务会办大臣，在马江战役中惊慌失措，逃跑偾事，致使南洋水师全军覆没，被撤职充军。李鸿章欣赏其文才，招致于幕府，后来还把女儿嫁给了他。他也是后来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的祖父。

　　81《容庵弟子记》卷一。

　　82同上。袁世凯返津前，其堂叔袁保龄写信嘱其面见李鸿章时“千万勿谈孝亭一字短处”。参见《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中华书局版，第99页。

　　83吴兆有“恐公回营，弱其权力，重馈其乡人周提督盛传，属谮之李相。吴兆有继摭词禀讦之。李相廉，得其情，滋不悦。未几，撤其差回籍，呕血暴死。”《容庵弟子记》卷一。

　　84参见《中朝关系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版，第546—547页。

　　85同上，第546页。

　　86参见《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七；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上)，中华书局版，第767—768页；《中朝关系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版，第547页。

　　87《中朝关系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版，第540页。

　　88同上,第542页。

　　89同上，第548页。

　　90《李鸿章全集?电稿一》，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447、471页。

　　91《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六，第3304、3309页。

　　92同上。

　　93同上，第3314页。

　　94同上，第3315页。

　　95同上，第3320页。

　　96同上，第3323页。

　　97同上，第3320页。

　　98同上，第3320页。

　　99参见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版，第28页。

　　100梁启超：《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一?日本吞并朝鲜记》 
 
 　             第二部分   外交“双簧”
外交“双簧” [一] 
　
　　《孙子兵法》曰：兵者，诡道也。其实政治、外交又何尝不是诡道？袁世凯出任总理朝鲜通商交涉事宜大臣时，清军已经撤出朝鲜，此后与对手的较量，靠的是外交上的纵横捭阖。在没有武力可恃的条件下，面对朝鲜宫廷内外的复杂局面，要想应付裕如，袁世凯只能依靠自己的谋略智术和遍布朝野的关系网。用进废退，外交斗争的诡谲多诈使其素质的发展偏向于权术一面。历代的枭雄都本能地倾向于以术驭人，而袁世凯更是把这一点发挥到了极致，应该说，朝鲜的外交经历对他依赖、迷信权术的做法有很深的影响。本章开头所引用的电稿，是袁向李鸿章提出的诱使朝鲜就范的建议，赤裸裸地展示了袁世凯运用权术的方式。通过他运用权术成功控制住朝鲜的事实，可以透视出袁世凯从一个向往、效仿班超等古代名将的青年英才，逐步发展成为枭雄式人物的真实轨迹。成也权术，败也权术，靠权术青云直上造成袁世凯对权术的迷信，以为可以把天下人玩弄于股掌之中，结果落得一个身败名裂的下场。权术在一定条件和场合中是可以用，而且必须用的，但一味迷信权术，把别人都当作傻瓜，那么无论何等人物，再大的事业，都注定是要失败的。有袁世凯这种本事的人不多，他的失败，就是明证。

　　电致北洋大臣李鸿章请示施用权术诱使韩人就范禀1

　　(1889年12月27日)

　　韩人素行玩狡，非稍用权术难有济。凯因假作宪欲严究，而凯悉心为韩筹助，吞吐间若极难了各语意，并谆嘱洪所谈万不可泄，如宪查知，凯罪甚大，似不但尊宪体制，亦冀妃、王暂信，凯乃可相机排布，姑待先革朴职，再查酌诱办，似不必遽令政府复。恐韩谓已结，数日后又授朴显官，尤损事体，似用一办一托法，方可操纵。至洪云妃、王悔前疑凯，亦诱凯术，凯姑作已受其术，而因以先办朴案，后继以诚似易为力，惟乞酌防金明圭伺察语风，谓凯诱办，虑王变卦。是否有当，乞训示。再，凯因此案棘手，参用谲术，有违训令，无任悚惶。凯。

　　在袁世凯归省期间，朝鲜的局势又有了新的变化。甲申事变后，朝鲜王室对清廷失望，对日本惧怕，遂决定加强与北方强邻——俄国的关系，试图由此找到一条自主之路。在朝、俄之间牵线搭桥的，竟是当年李鸿章推荐出任协办朝鲜交涉通商事务的德国人穆麟德2。俄国插手朝鲜事务，又引起了英国和日本的警惕。当时，英、俄在阿富汗的争夺已成剑拔弩张之势。为防俄国海军南下，威胁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英国采用先发制人的手段，先一步占领了位于南下要道对马海峡中朝鲜所属的巨文岛。而“日本更怕英、俄在高丽得势，于是日本、英国都怂恿中国在高丽行积极政策。英国觉得高丽在中国手里与英国全无损害，倘若到俄国手里，则不利于英国甚大。日本亦觉得高丽在中国手里，他将来还有法子夺取，一旦到了俄国手里，简直是日本的致命之伤3。”6月5日，日本外相井上馨约见清廷驻日公使徐承祖，建议“朝鲜用人及大政由中国主持，罢免穆麟德，代之以美国人，并以敏捷决断的官员替代陈树棠4”。7月2日，日本驻清公使?木武扬向李鸿章面交井上所拟解决朝鲜问题的八条建议。李遂于8日致函总署，转达井上建议，其中对日方建议撤换清廷驻朝代表一事，李认为可行，“至于驻朝鲜道员陈树棠，谨厚有余，才智不足，自然是确论5。”他决定启用袁世凯，嘱咐袁保龄去信催袁世凯销假，限期返津。8月21日袁返津，“李相见袁公至，非常高兴。开玩笑说：‘如今就像演戏，戏台已搭成，客人已请到，专等你登场了’。6”27日(旧历七月十八日)，李鸿章致函总署，举荐袁世凯替代陈树棠出任驻朝鲜使臣：

　　正好有前管理庆军营务处的袁世凯，曾两次带兵救护韩王，屡立战功，该国君臣士民深为敬佩。(袁)才能见识突出，精明敏捷，忠实开朗。清卿(吴大)、燕甫(续昌)去年冬天在朝鲜已熟知其为人。昨天奉调来津，激劝闵泳翊往见李应，立时为俩人释憾交欢，李闵全都深深感谢他。(袁)与在朝鲜执政的金允植、金炳始等人全都是莫逆之交，李应、闵泳翊等也再四恳求下令袁世凯驻朝鲜办事，可以平息争端，免除内患。似乎应该顺应朝鲜人的舆论情感，暗暗消解其反复无常。现在拟等待奉旨赦回(大院君)，应该派袁世凯护送前往，将来或要恳请特别的恩典，从优赏加更高的职衔，使其接替陈树棠的差使，可以得到耳目臂指之助。7

　　李鸿章此封荐函可谓不遗余力，亦可见其对袁氏期望之大，倚重之深。此函中提到的李罶应，即三年前被清军绑架到中国，安置在保定的大院君。闵泳翊即大院君的死对头闵妃之侄，是后党集团的重要成员。李、闵势同水火，所谓“立为释憾交欢”，不过是迫于清廷压力而作出的姿态。闵泳翊是袁世凯在朝鲜时交下的朋友，难得的是，大院君是当年袁一手绑架并押送到中国的，居然能够同闵泳翊一起再四恳求派袁世凯出使朝鲜！由此亦可透视出袁世凯笼络结交人的手段。

　　细分析起来，大院君之所以赞成袁世凯出使朝鲜，在于清廷释放其回国，最早是由袁提出的建议。应该承认，袁世凯对朝鲜甲申事变发生的原因看得很清楚：

　　是役也，韩王平庸糊涂，荒谬狂妄，想与各国并驾称帝，以臣属清廷为耻；闵妃贪残专横，时时担心大院君回国，不利于己，也图谋巩固自己的权力，各有各的隐衷。洪英植、金玉均等顺情揣摩(国王)意旨进献对策，以为中国方有战端，自顾不暇。如果近亲日，远结俄，乘机崛起，驱逐中国军队，便可自立为帝，永不受制于清室，也不用担心大院君再回来。国王和王妃虽然不能立刻决断施行，而倚重这些乱臣，实际如同心腹。8

　　即日本的策动不过是外因，而王室和开化派的自主独立愿望才是真正的起因。因此事变刚刚平息，袁世凯就袭其老师张謇的故智，“献策北洋，宜早早了结与法国的争端。趁此机会，请旨斥责韩王政治不修，迭生变乱，选派监国，代其执政。”“11月中旬，又上书痛切言之，请仿照汉代封建设相治事，否则韩终非我有9。”世凯此议，李鸿章认为不可行，不予采纳，倒是他给其堂叔家信中的一个建议，不仅受到袁保龄的激赏，在袁保龄推荐给李鸿章后，李亦认为是牵制朝鲜王室离心倾向的上策，便在12月12日(旧历十月二十五日)和14日(旧历十月二十七日)两次向总署致电发函，请旨放还大院君，“交吴(大翨)、丁(汝昌)等带往，或宠赐职衔，维系朝鲜人心，以示笼络10。”在函稿中，李详细说明放还大院君的缘由，由此可知此策实出于袁世凯：

　　鸿章曾致信该国王，(劝其)勤修政治，连络外交，以图自强。不料其糊涂懦弱得厉害，闵氏擅政，偏听朝臣中日本人同党的愚弄。而日本人则从旁挑唆，以该国(受日本)资助，不应藩属于其他国家。所以外表尚尊循服事上国之礼，内里已渐有背离藐视之心。本年法国和越南事端紧急，该国君臣的谣传蛊惑更多，打算结交日本以自固。凡自韩国来的人，全说朝鲜没有怀二心的人，老百姓都盼着大院君归国，何况值此变乱之时，尤其应当实行收拾人心的策略。庆军营务处袁世凯在朝鲜多年，熟习民情。昨日家书内亦有应饬命大院君随同清兵一同返回，暗置军营之中等语。道员袁保龄极力怂恿，说是以父临子，在道义上较顺，不失为有见识的看法。11

　　大院君是朝鲜壬午兵变的幕后指使者，清廷为遏乱萌，将其绑架押解回中国安置。袁、李为何又主张将其送还朝鲜呢？袁、李的如意算盘是，甲申事变后，开化派的势力在朝鲜被扫荡一空，政治上闵妃的后党呈一党独大之势，而对清廷的离心倾向也愈来愈大。此时将其老对头大院君送还，利用其声望重振亲华的守旧派的声势，在政治上是一种平衡和牵制，同时也是一种强烈的暗示和威胁：朝王室若恭顺清廷，谨守宗藩体制，则可以相安无事；否则即可以大院君取而代之，而且以王室内部宫廷政变的形式进行，较少予外人干预的借口，这一点是李鸿章最为看重的。

　　9月20日，朝旨命释大院君回国，行前，袁世凯因为自己官位较低，请求派大员护送，为李鸿章拒绝。“李相笑曰：‘朝人闻袁大将军至，欢声雷动，谁敢抗拒？’12”10月3日，大院君由袁等陪同从天津出发，5日送达汉城。出乎袁、李预料的是，这着棋不仅没有收到预定的效果，反而大大加剧了朝鲜王室与清廷之间的矛盾，使王室谋求独立自主的愿望更趋强烈。朝鲜王室虽迫于清廷的压力接受了大院君归国，但朝野的反应大不一样。“韩国士绅民众络绎来迎，父老多流涕者。由仁川至汉城，七十里不绝于道。”而王室不仅不派人迎接，反而在大院君到达汉城的当天，以壬午乱党之名捕杀了大院君的三名亲信，国王还传谕禁止诸大臣与大院君往来和私通信件。对此种意外情况的处理，正是袁世凯的强项。

　　袁公登岸入住宾馆，通知照会各国兵船及各领事，往还应酬答谢；一面函电痛切责备韩国朝廷。次日才开始有韩官及内侍先后来迎。公诘问责备，他们于是诿过于派遣于中国的使臣(通报不及时)。(袁)公正告韩国朝廷，袁某奉朝命，送还你们国王的父亲，像这样简慢不敬，何以面对君父？无论如何，仪式必须庄重严肃，以昭敬重，要求国王迎于郊外。二十七日，抵达汉京，国王设帐幕迎候于南门外。……次日袁公拜会国王，委婉讽劝，申明朝廷赐予恩典的目的是，全你们的骨肉之亲，存你们的慈孝之义，决不许大院君干预国事。王妃藏在屏风后偷听到了，猜嫌之意才稍稍减轻。又责备诸闵及其近臣说，辜负朝廷之恩是不忠，慢待父亲是不孝，陷王于不忠不孝，腾笑各国，贻讥后世，国王何以面对人民？诸位大臣何以侍奉君主？诸闵入宫转告王妃。(袁)并劝大院君杜门谢客，颐养天年，不要干涉国事，大院君领会其意。(经过)多方调停，始各相安。13

　　将大院君安置完毕，袁即着手另一任务，掐断朝王室与俄国的联络。穆麟德鼓动朝鲜寻求俄国保护以谋求自立，在清廷看来是背恩负义的小人，但穆是德国人，清廷拿他没办法，只能压朝鲜政府解聘其职务。穆虽被解职，仍勾留不走，恰值大院君回国，“穆麟德乃愚弄闵妃，说有办法可以阻挠大院君回来，又鼓吹(俄国公使)韦贝来恫吓韩人。王妃每月支给他三百薪金，出入宫廷，至是尤其肆无忌惮14。”10月8日，袁约见金允植，嘱其勿受穆氏蛊惑；10日作《摘奸论》，“揭露俄国对朝鲜的阴谋，及朝鲜受俄国保护，韩兵归俄国教练之害，劝以越南为戒15。”14日，在《俄韩和好通商条约》互换的当天，袁“以论送给国王。又遍示诸闵及韩诸近臣，国王及王妃惊悟。次日，王请公笔谈良久，公反复譬喻，国王的主意才定下来。解除了穆麟德典圜局的差使，发给三个月薪银，让他离开。穆麟德失意，求袁公为他另谋差事。公禀报李相，许可给予差事以笼络住他16。”其实，所谓国王和王妃“惊悟”云云，不过是作戏而已。在朝鲜一方，已通过穆氏与俄国搭上了关系，没必要为了他与清廷搞僵；在清廷一方，通过一压一拉(假意允诺穆氏回津另委差使)，摘除了这颗眼中钉，也可满意。此后中朝之间关系，实为一种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而中朝之交涉亦多为软硬兼施(清)和阳奉阴违(朝)的外交戏剧矣！

　　其实，袁世凯对此一清二楚，回津后即将其观察所得到的印象及时密报李鸿章。因此李在接到朝鲜国王来函请求派清兵驻扎汉城时，就不再为其所惑。在给总署的密函中，李对此的态度十分明朗：

　　袁丞密称，大院君及该国政府均不愿依附俄国，惟国王游移无定见，诸闵少年，阴谋唆使闵妃主持其事。欲请求俄国保护，凭藉俄国为后援，以对付中国，(同时)仍外结中国以防俄国。其心叵测，请求驻兵乃尝试敷衍之词，不足信也。……穆麟德即使不在那里播弄，而诸闵与闵妃专权，难保不荧惑国王接受其奸计。鸿章虽已一次次去函剀切开导，据袁丞密告，该国王还是表面顺从心里违拗。物腐虫生，后患甚大，实在无可如何，不敢不据实情密陈，敬乞转奏，预先筹划方略大局。17

　　可见，袁在朝鲜，通过自己在宫廷内外的关系网，能够准确把握王室和朝鲜政府内政外交的动向，为李鸿章和清廷提供决策的根据。仅此一项，袁就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也是在朝鲜执行清廷全面控制政策的最佳人选。

　　10月28日，李鸿章正式向朝廷上奏，荐举袁世凯替代陈树棠出使朝鲜：

　　奏折以公胆略兼优，能持大体，为韩人所重。其国王也来函，敦请遣往相助。宜从优授予其权限，办理朝鲜交涉、通商各事，略示与闻外交之意。该员历著劳绩，请超擢职衔官阶，以重体制，而资以镇摄。又附片密陈：韩王趋向不专，择强自庇，日本兵刚刚撤退，俄国使节随即到来，反复筹算，几乎想不出什么办法。袁世凯足智多谋，希望可以挽回匡正，暗中扭转(这种趋向)。该员两次戡乱，皆身在行武，操纵合宜，其功甚伟。本应优加奖擢，以酬劳绩。现在奉命出使属邦，尤其需要提高其地位和威望，使他稍有威风，作为坐镇(朝鲜)的凭借等语。随即(30日)奉旨：以道员升用，加三品衔。于是按照北洋的建议，由总理衙门派发公文，委任袁公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18

　　此时的袁世凯，年龄不过二十六岁，从军不过四年多时间，即由布衣一跃而为三品的候补道，职衔直追入宦已二十三年的乃叔袁保龄(当时袁保龄为二品直隶候补道)，可谓官场上的奇迹。这固然与袁在朝鲜壬午、甲申两次事变中表现出色有关，更与李鸿章对他的爱重与力荐分不开。李鸿章向总署(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称译署)、皇太后(其时慈禧尚垂帘听政)举荐袁世凯的函件、奏章和附片中对其赞赏有加，情见乎词，可谓不遗余力。没有李的力荐，袁不可能越次擢升19。

　　回过头来看，当初袁世凯选择从军，而不是投奔李鸿章幕府的决定无疑是明智的抉择，表明他有自知之明和工于计算的头脑。其一，两次乡试落榜后他已非常明白自己不是科举的材料，出路惟有事功之一途，故于从军后即不再动摇，主动放弃了壬午年的大考机会，随军东渡朝鲜。其二，自己无科举功名，在李鸿章幕府中自然不被重视，而且书牍文案非其所长，于此出头几乎没有可能。故虽有荐书，亦予以放弃。此为自知之明。李鸿章位望虽高，但与袁素不相识；吴长庆局面虽小，但更重故人情谊，而且吴幕人才相对少，更易崭露头角。如投奔李鸿章，必依附已在李鸿章幕府的堂叔袁保龄，为避嫌疑，乃叔必会时时管束，事事小心，难得有放手表现的机会，并且循劳绩和年资升迁，远不如军功快速。北洋衙门大，虽可慰虚荣而无裨益于实际；吴处机会多，自然投吴。正所谓“宁为鸡首，不为牛后”，由此可见袁头脑实际，工于算计的一面。以袁之办事处世的能力而言，他无疑具有领袖人物的潜质，所缺乏的只是表现施展的机会而已。无论局面大小，只要给以机会，他都能做得很好。朝鲜的变乱所带来的机会，若无吴长庆的器重使其得以施展，袁世凯是不可能以才干见知于李鸿章，终得大用的。古人云，良臣择主而事，良鸟择木而栖。所以，投靠什么人，走哪条路，在人生事业的抉择上是至关重要的。古人又云，人生贵早立志。早立志，早成功。袁世凯立志走事功之路，又择人得当，其成功实在不是偶然的，可以说就发端于此次抉择。

　　1885年11月13日(旧历十月七日)，袁世凯以“总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务大臣”的名义再赴汉城，比起陈树棠，虽然只多了“交涉二字”，但事权比陈大得多。举凡朝鲜外交内政诸多事务，袁均有权过问，实际上等于北洋衙门的常驻代表。此后直至甲午战争爆发前的十年间，诚如蒋廷黻先生所言，清廷对朝鲜的政策完全是李鸿章和袁世凯的政策20。为什么这样说呢？由于李鸿章倡导洋务，是高层中仅有的具有外交经验的人，清廷倚畀之重，对李几乎可说是言听计从。清人刘体仁在其笔记《异辞录》中对此有如下记载：

　　文忠坐镇津门，朝廷大事悉谘而后行，北洋章奏所请无不予也，淮军将校果有能者无不用也，臣下弹章……，皆立予谴责，不能动也。21

　　李鸿章如此，袁世凯不过是一驻外使节，又何能左右清廷对朝鲜的政策呢？李鸿章以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实际上负有全面的责任，行政、外交、军事，样样要管，公务极为繁忙。对于朝鲜政策的制定和决策，全要依赖作为其耳目臂指的袁世凯提供信息，分析情势，执行决策。而袁世凯有一大特点，即对人对事均有自己的主见，且好建言。袁在外交一线，消息灵通，足智多谋，所提建议多出于实际，这正是李鸿章所需要的。从现存文献来看，袁、李电函往来之频繁，远过于其他驻外使节，而袁之建议也多为李氏所采纳。不同之处在于，李更老成持重，更注重全局；袁年轻气盛，更倾向于对朝鲜采取高压政策。二者在对朝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颇有文武张驰、默契无间的特点。

　　当然，清廷对朝的所谓外交政策，以20世纪的眼光来看，也是一种根本无视朝鲜之主权，粗暴干涉其内政外交的帝国主义的政策。但在19世纪，清廷仍固守“天朝——四夷”的传统观念，根本不知民族国家为何物。在清廷看来，加强对朝鲜的控制，维持传统的宗藩体制以抵御列强对满洲的觊觎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彼一一是非，此一一是非，外交政策均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所谓是非亦由出发点之不同而不同，由时代的不同而不同，于今仍不免如此。故笔者对李、袁之朝鲜政策，只能肯定其为传统的帝国主义政策，宜其受到朝鲜的抵制和反抗。对李、袁之作为本身之是非对错，则置于具体历史环境之中加以判断评论。否则二十五史中众多历史人物与事件，除贴标签一法而外，实在难以置评了。

　　袁世凯自投笔焚诗，立志从戎起，其所作所为颇类似于汉代的班超。班超投笔从戎，以三十六骑进军西域，纵横捭阖三十年，使大汉声威普被西极，拜将封侯，荣归故里，是古今传诵的英雄。袁之选择从军，未始不受此激励，而他若生于国家强盛之时，也未始不能成为立功异域的英雄。但他所处之时代，是老大帝国风雨飘摇的暮年；他所面对的敌手，也不再是匈奴、突厥一类的落后民族，而是制度先进、国力强盛且武器精良的诸多列强。班超之成功，一在于其后有一强大帝国作为后盾，二在于他可跟据实际需要合纵连横，交替使用招抚与诛杀的手段达到目的。而袁世凯则上述两条都不具备，他所掌握的资源仅只是大清帝国在朝鲜的余威和自己由壬午、甲申两次事变中树立起来的威望而已。由于瘸着军事这一条腿，仅靠外交手段实现控制属国的使命，较之班超当年无疑要困难得多。然而当时的世凯踌躇满志，抱负不凡，并不觉得有多大难处。

　　如前所述，日本在甲申之后，通过《中日天津条约》获得了中日共管朝鲜事务的权利，成为日后干涉朝鲜事务的张本。而伊藤老谋深算，又提出了暂不与中国争夺朝鲜，反之鼓励中国全面介入朝鲜，日本既可以此抵制俄国势力进入朝鲜，又可埋头发展充实国力，以待将来与清廷决战的方针。日本外相井上馨据此制定了《朝鲜外务办法》，建议清廷与日本协商共管朝鲜，但除撤换陈树棠、释还大院君，启用亲华大臣等有利于清廷的条款被采用外，协商、共管等要求均不被接受。当时清廷的对朝政策有三种选择：

　　一、“监国论”，以清流派为主，如张謇、张佩纶、邓承修、袁世凯等，主张或收朝鲜为郡县，或派大员代行国政。由于朝鲜开放后，列强多已与朝建交，此举必将引发列强的干预，故为清廷和李鸿章所拒绝。

　　二、“中立论”，由德国驻朝鲜领事提出。主张由中、俄、日三国联合保证朝鲜中立。李鸿章原来颇有意于此，但中立意味着不再从属于中国，故被清廷以“不合体制”而拒绝。

　　三、可称之为“控制论”，是上述两种方案的折中，具体表现为：政治干预，外交监控，财政扼制。此方案亦为甲午战争爆发前，李鸿章主持，袁世凯在朝鲜积极推行的政策。

　　袁再返汉城(1885年11月15日)，发现朝鲜政局已发生了变化。此时日本在朝鲜采取低姿态，不再是主要矛盾，而且鼓励清廷出头抵制俄国对朝鲜的渗透。而由于送回大院君，主政的后党集团离心倾向日趋严重，亲华的大臣或被排挤，或无实权，从国王、闵妃到政府内的多数大臣均倾向于联俄拒清，“孤行己意，毫无忌惮，天朝的话不尊从，上宪(指李鸿章)的教诲不畏惧。(世)凯反复劝导，还是表面听从内心违背，极不愿意中国干涉其事22。”袁所要作的，就是遏止朝鲜的联俄趋向。本来，积极鼓吹联俄并为朝、俄牵线搭桥的德人穆麟德11月底已被迫离开朝鲜，袁把精力放到了防备金玉均等开化派残余势力的死灰复燃上面，却忽于7月25日(旧历六月二十四日)得到后党亲华成员闵泳翊的密报，说政府已屡屡派人赴俄公使韦贝处要求保护，并可能有文字密约。袁即电告北洋，同时嘱闵进一步查明实情并将密约文本搞到手。8月5日(旧历七月六日)闵再报云：

　　韩王听信廿余个小人，时时密商于韦贝，韩国将不附属于中国，如果中国不允许，请俄派兵相助保护。韦贝迟疑未许，说恐怕中国先动兵。韩国的小人说，中国兵无用，如俄国兵来，中国兵必退。韦贝许以三思再定。正逢闵泳翊回宫，韩王使他决断此事，他知道韩国朝廷蓄意已久，这群小人固结太深，如违背此意，不但会为韩王所疏远，而且将为群小所害，徒死无益。不如佯作顺从引俄之议而背地秘密通知中国，即藉中国之力尽除群小。有这样的变化，才可以持久。

　　次日，袁即建策北洋：

　　力持依附俄国者乃金嘉镇、郑秉夏诸小人耳，然亦不过迎合韩王的心意藉以为进身之阶。如果仅除掉诸小人，也还是不能清其本源而杜绝后患。暗查韩王现在祈求西方国家的保护，要求(与各国)一样平等，时时以三千里山河臣服于中华为耻，群小因而附和，以至鼓惑日深。甲申事误于引日拒华之议，近年来谬于引俄背华之议。自从撤去金允植，而引俄之议遂决，所以会这样，韩王首先有此意向而群小随之附和而已。

　　圣朝驾驭属国，惟尽仁义，从韩国来看，以为(我)碍于各国不能把它怎样，渐渐尝试滋长，以至没有忌惮。以世凯管见，韩国纵然送文件于俄国，俄兵未必能速来；不如待其引俄主张暴露，中国先派水师，少量搭载步兵，奉旨迅速东渡，废了这个昏君，另立李氏王族中的贤者。随后以数千士兵继续东渡，俄国见中国兵已先入，韩国另易新君，或可平息事态。……如能明降谕旨，再由宪(指李鸿章)授谕大院君相助，三五日即可安定，还不难办。如待俄兵先入，恐怕中国难以措手。23

　　袁密电中将欲图自主的韩国君臣称作“昏君”、“群小”，提出以“废昏立贤”扭转朝鲜的离心倾向，充分反映出清廷对弱小国家民族的帝国主义嘴脸。但如前所述，本书主旨不在于明辨外交上的是非，故对此不予置评。通俄密函事件，事后证明为英国驻朝总领事贝克录制造的骗局，意在离间中俄关系。但袁、李处理该事件的所作所为，亦可见清廷对朝鲜实施政治干涉之一般。

　　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袁世凯在面对突发的重大事变时，具有很强的应变和筹划大局的能力。首先，他指明问题之症结在韩王，不去韩王，不能扭转局面，而这只能以武力完成；其次，欲擒故纵，待韩联俄迹象明显之后，清廷可利用地理位置近的优势制敌机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实施政变，造成既成事实，使俄难有干预的借口；至于善后，可推出大院君，将早已安排好的这着棋付诸实用，而英、日等国均反对俄国介入朝鲜事务，干涉的可能性不大。

　　袁之对策颇得李鸿章青睐，他于8月13日(旧历七月十五日)致函总署，认为，“机缄已露，碍难迁就，恐非诛乱党、废国君，无以挽回局势”，建议允许袁世凯与大院君“筹商一切，如果大院君有诛戮乱党的能力，即支持他一面正名诛除群小，一面电报北洋，由鸿章相机酌办”。但由于刚与日本签定的《天津条约》中有一方出兵朝鲜，必先通知另一方的约定，为稳妥起见，李建议“令徐承祖(时为驻日公使)知照该国外务省，再派兵东渡，以资镇慑。到时应否简派钦差使臣，修废立之事，须俟察看情形，请旨定夺24。”而慈禧于8月17日下达的懿旨为：“此时情事未定，先以整军备俄为主”，但允许李鸿章“酌调兵轮，赴朝鲜海面，不时操巡，以联声势25”。李即下令丁汝昌出动北洋舰船赴朝鲜近海巡视，同时准备运兵船只，并电告袁世凯。

　　但袁不是那种奉命惟谨的人，他的作风是快，所以不待朝命就行动起来。先是，他发现俄使向其国内发送长篇电报，因电线损坏未能发出，当即命令报务今后应借口电线未修好阻其向俄国发送电报(由于朝鲜之电报业务操纵于清廷手中，故中国占有信息通讯上的优势)。袁怀疑俄使所欲发出的即韩俄密约，为抓到证据，遂强使其在宫中的内线闵泳翊盗出密件，闵于是交出一份以领议政大臣沈舜泽署名的致俄使韦贝的密函，内容是朝鲜欲行独立自主，请俄国协助并派兵舰保护等等。袁以为抓到真凭实据，一面火速电告北洋，要求抢在俄国之前发兵，一面虚张声势，于8月14日在官邸宴请朝鲜军政大员时出示伪造的清廷电报，称“金州七十二营今午乘轮赴高丽王京”，并对朝鲜背清联俄，私通密函之事大发雷霆“厉辞责问，喻以利害，俱悚惧，驰入宫”；袁也随后进宫面见国王，要求“速肃清君侧之奸臣，以缓和局势”。朝鲜君臣不明就里，十分惊慌。15日，大院君来访，袁继续施加压力，“凯告以大义，嘱付他赴宫泣奏韩太妃，痛陈利害。”数日之内，朝鲜政府大臣沈舜泽、金弘集等穿梭往返于王宫与袁的官邸之间，反复解释实无此事，袁提出“索还文凭，查办小人”，否则天朝将兴兵问罪。国王遂于16日将金嘉镇、赵存斗、金鹤羽、金养默等主张联俄大臣免职，但密约一事，朝、俄双方均予否认，形成僵局。而袁世凯见“赤手舌战”，已不足以震慑，遂接连致电李鸿章，请求“速派大员率兵查办”，他认为，“此时臣民发生内讧，举国鼓噪沸腾，如果有五百士兵，必可废黜国王擒拿群小，押解到天津听候询问26。”北洋方面在接到袁的报告后即通过使馆通告日本，查询俄国，日本不以为然，俄国则一口否认，而朝鲜君臣则坚持所谓的密函为小人所伪造，而盗出密函的闵泳翊也出走烟台，出兵一事遂失去根据，最后不得不以朝政府声明密函作废，派使臣赴北洋辩诬草草了事27。整个事件过程中袁的高压、恫吓和专擅做法引发了不少非议，特别是日俄等国使节，使总署对袁的表现感到不满；李鸿章则再次予袁以有力的保护，在致总署的信函中，他暗示，比袁更优秀的人才并不容易物色： 
 
 
 



　
外交“双簧” [二] 
　
　　各国驻韩使节趋向不一，日来颇怪袁世凯多事，大概都有嫉妒韩国为我属国之意。……袁守精明而刚躁，鸿章经常剀切谕以镇静勿扰，但因壬午、甲申两次定乱，该守身在行武之间，颇有德于韩民，情形亦较熟悉，变通用之。只是他在洋务方面素少历练，年龄资格也较轻，诚如钧谕，宜预先估量通达洋务者，作为他日替换的人选，但这是篇难作的文章题目，通达的人才也是不易得到的。28

　　平心而论，袁穷竭其智计、手段维护国家(清廷)在朝鲜之利权，原系职责所在，他无非是想干得更漂亮些，本无可厚非，何况当时袁尚不满三十，正值血气方刚的年纪。袁若手中有兵，想必会如甲申一样当机立断，先斩后奏的，其后果如何殊难逆料，历史或会与后来之面目有所不同。历史就是这样，冒险犯难，成功了谓其有胆有识，失败了则谓其偾事辱国，不当其事责者尽可以大发事后之议论，但身历其境，议论者的表现或远不如当事者。故谈史论人，若中肯必心存恕道，即设身处地是也。李鸿章当国数十年，深识其中甘苦，故能对袁之实心办事了然于心，一力维护。

　　密函事件虽不了了之，但亦暂时遏止了朝鲜王室联俄拒清的势头，李、袁也趁势继续施加压力。9月30日(旧历九月三日)李鸿章致信朝鲜国王，嘱其“事大国当诚心，交邻邦当慎重，君子当亲近，小人当疏远。……倘不惩前毖后，力图振刷，四维不张，(我)私下忧虑无以为国29。”袁世凯亦于同日应韩国诸臣之请，面见国王，“笔谈至夜始归，亲手递交十款四条，切实劝戒，反复比喻。王颇自怨自艾，认过改悔30”。从袁之十款四条的内容，颇可见北洋和袁世凯对朝鲜局势和内政之看法。所谓四条，实即以比喻的方式分析朝鲜之现状，其内容为：

　　(1)“立国如立室”。“中国看待朝鲜，(就像)一院之中的东偏房。东边的屋室倾覆，则中间屋室的厅堂必暴露于外。世凯(就好像)派在东偏房的看门人，看到东边屋室将倒塌，(于是)每天在居于此室者之前呼叫说：你的屋室应紧急修理，不然必会倒塌。聪明人听到此话，知道此言不谬，忻然答应。糊涂人则视之漠然，反而说东边屋室即使倒塌，与你有什么相干？于是就此吵闹不休，不但不答应，而且很讨厌并想要赶走他。”

　　(2)“朝鲜如破舟”。舟的“木质已朽腐……必须更换木头和帆蓬以使它坚固，纵使现在无力重修，也应当随时查看破漏的地方，设法弥缝。不料同舟有小人贪图舟中金币，不但不肯弥缝，而且故意摇摆，使舟沉陷而后可携金币以自利。世凯充当修船工匠的角色，已屡次代为修理，殿下及诸臣民全都是舟中人啊，如果舟任意摇摆，倘若舟匠智尽力穷，一时修理不及，舟中人将不知漂流到什么地方了。”

　　(3)“治国如医病”。“朝鲜病入膏肓，……然而良药苦口，病者不知道其有利于病，因此厌恶而不再用药。于是有以美味进献者，病者喜其适口而食之，一食病加剧，再食而病重以至于不可救药。”

　　(4)“一国如一身”。“治国者应该先修明内政，后致力外观。不应该把心思用于粉饰外表，松懈荒疏于内政的治理。就好像人天天能够吃饱，虽然衣服简陋，也没有什么损伤。不然，饥饿不堪，即使天天穿着锦绣华衣，他又如何生存呢？”

　　“喻言四条”概括言之，以朝鲜为危房、破舟、病人，讽喻其听从“工匠”(即代表清廷的袁世凯)的劝告与指导是也。以一名外交使节对一国元首作如此训导，放在今日之国际关系之中，会立即造成严重的外交后果，但在当时，双方却不觉有何不妥，因为这是已经持续了数百年的宗藩关系所决定的。把事件、人物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与条件下，设身处地地加以审视，当不难体会到韩王之屈辱与压抑、愤懑和不满，而其内心争脱束缚，自主独立的愿望只会愈发强烈与坚定。而在袁世凯则如辅导一冥顽不灵的学生，苦心孤诣，对方却未必领情。

　　十款即“时事急务十款”，实即改善内政的指导方针，由此可见清廷干涉朝鲜内政之全面，其主要内容是：

　　(1)“任大臣”。暗示应将被革职的亲华的金允植、鱼允中等大臣予以重用。

　　(2)“屏细臣”。指责亲日之金玉均、亲俄之金嘉镇等为小人，类似人等均应从君侧清除。

　　(3)“用庶司”。“众多的事务分任于众多的部门，而殿下综理核查其大纲，计其得失，明其赏罚，则不劳而治，不扰而有成。”意思是国王不必事事躬亲过问，放手让下属做事，提纲契领，无为而治。

　　(4)“收民心”。“所谓收民心者……如选择一、二件极有弊害之政，切实努力地去除它们。再由各部门大臣商议推举贤明的官员，令其与民兴利除害，并长久任用他们，以便考察其优劣，民心没有不像旗幡那样随风向化的。”

　　(5)“释猜疑”。“如果殿下开诚布公，从衰靡中振作起来，乾纲独断，可疑者黜退之，可信者任用之，使人人各尽其所长，上下之间的猜疑，(就会)涣然冰释。”暗示国王应摆脱王妃控制，自理朝政。

　　(6)“节财用”。“宜先修明内政，开财富之源……等到国家财政充裕，然后一件件事有序地做下去，直到国家富强。如果不度量财赋的多少，而只追求外观的奢侈宏大，将使没有成效的糜费日益增多，财用枯竭而贫弱日趋严重。”讽劝国王改掉铺张浪费、浮华不实的习惯，办事量力而行。

　　(7)“慎听闻”。“听者必须先审其言能否贴近事理，继之察其言是否属实，只要有人欺骗隐瞒，则明令摈斥放逐到远方，以清理进言之路。”

　　(8)“明赏罚”。“赏罚严明则政令通行，人心也会翕然归服”，暗示国王疏远鱼允中、金允植，重用亲俄派为用人不当，赏罚不明。

　　(9)“亲中国”。“所谓亲密者，并非外表的虚文假套，(双方)必须以诚相待，两国一心，没有办不好的事情。况且有中国的声援，外侮不作，正可以励精图治，力谋富强，难道有什么不利于朝鲜的吗？”

　　(10)“审外交”。“应责成外署，认真周旋，外则尽到礼节，内则示以信用，方可以长久敦睦友好，各自相安。……如果事无巨细，必由诸大臣公议处理，则何至于有阴谋，何至于有隐祸，何至于有甲申之变？”意在告诫国王，外交事务应由外署专责办理，事情无论大小，交由相关部门和大臣们公议，然后再做决定，睦邻友好可以长久保持，阴谋隐患也无从产生。

　　在袁世凯，这些无疑都是针对朝鲜内政外交中现有的弊病而发，算得上是耳提面命，苦口婆心；在国王看来则是无孔不入，箝制、欺负人太甚。清廷传统的宗藩观念和体制与近代国际关系及民族主义潮流实在是方枘圆凿，格格不入，其实自甲申起，朝鲜与大清国就已是同床异梦了。

　　10月7日(旧历九月十日)，袁世凯再以其所作的《朝鲜大局论》呈示朝鲜国王，内容是分析阐述朝鲜对清廷向背之利害关系。文章首先论述朝鲜国小民贫，非托庇强国不足以自存：朝鲜，“万国中最贫弱之国也”，“当此强邻逼处之时，(韩)人却致力于偷安，权衡比较起来，(朝鲜)不仅孱弱得徒有其形，不能自主，而且没有强国的庇荫，根本难以自存，这是自然的道理。”

　　其次论朝鲜不能依附东西方列强之原因：“英、法灭亡他人的国家，觊觎他人的土地，犹如引虎入室”；“德国兵虽强，美国虽富，然而不喜欢生事，不愿为他人帮忙，(依附于它们)自保有余，远大志向则未可与议”；“求俄国……那可真是开门揖盗，不知存亡的办法啊”;“求日本……这是更为糟糕的论调了”。

　　然后论述朝鲜依附中国的必然性：“朝鲜本来附属于中国，现今想要背离(中国)转而依附他人，就好像小孩子离开父母而求他人照顾一样”。袁世凯接下来列举朝鲜依附于中国的六点有利之处：

　　(1)“中韩水陆毗连，……朝发夕至，缓急能通，其势可恃。”

　　(2)“中国视天下为一家，待藩封如一体”，“有变乱立予削平，命将出师不索要兵费，不责成供给，……其德可恃。”

　　(3)“中国以大国爱护小国，仁至义尽。不把其国变为郡县，不在其土地上收租敛税，只期望唇齿相依，人民相安”，所以朝鲜可以“永保无疆，其心可恃”。

　　(4)“中国抚恤朝鲜已数百年，上上下下依恋(中国)，臣民愿意从属(中国)。若率由旧章，诚心服事，则朝野相安，政令易行，其恩泽可恃。”

　　(5)“强邻环伺，其欲望虎视耽耽，如果看到中韩团结，就无隙可乘，……其威望可恃。”

　　(6)“中国信任而不疑心韩国，韩国恃中国得以巩固，内乱不作，外侮也没什么可怕。及时修明刑律政治，任用贤能，励精图治，富强会慢慢到来，……其机会可恃。”

　　然后，袁又指出背离中国的四点害处：

　　(1)“不思旧好而结新交，是亲近者暂被疏远，疏远则必生疑心。疏远者(指列强)韩欲亲近，亲近者(指中国)则会愈发猜忌，疑忌互生，祸乱转眼就会到来。”

　　(2)“背离中国求自主，势必引欧洲以为后援”，“欧洲疑忌成性，以吞噬他人为计，……得到机会而入，必会先夺朝鲜的兵权，而后占据其要害地区。”

　　(3)“中国贴近朝鲜，一时为他人所占有，必不甘心，水陆并进，捷足先登，弹指一顾之间，大兵压境。纵使欧洲有救援之师，而已经急迫得来不及等待，朝鲜就已灭亡。”

　　(4)“倘若一意背离中华，则君臣百姓上下交相疑惑，人心离叛，等不到中国兴师问罪，而内乱就已经爆发。” 
 
 
 



　
外交“双簧” [三] 
　
　　最后的结论是，朝鲜欲求“至近、至大、至仁、至公之国以庇荫之，除了中国还能有谁呢31？！”

　　在强大压力下，国王李熙不得不以屈求伸，10月10日致信袁世凯，承认“有年少浅识之徒，虚诳放肆”，而袁的文章令他“不胜感佩，……怎敢不洗心革面，图维新政”云云。年底，李熙致函清朝礼部，就密函事件感谢“天朝宽恕”，持续数月的风波至此平息。

　　我们说甲申后，甲午前这十年间，清廷之朝鲜政策基本上就是李鸿章与袁世凯的政策，根据就在这里。在政治上，壬午以前，清廷对朝政策是放任不管；甲申以后则一变而为全面控制，看了袁的上述论说，也基本上可以知道其大概了。

　　下面来看外交方面的干涉与监控。联俄风波甫定，外交风波又起。翌年5月，朝鲜政府任命闵泳骏为驻日公使，朴定阳为驻美公使，沈相孚(后改为赵臣熙)为驻英、法、德、俄、义(大利)五国公使。作为试探，8月先派闵泳骏赴任，但迟至9月13日，始致书清廷告之此事，由此引发了持续数年之久的外交风波。

　　事件大致过程是：清廷认为朝鲜先斩后奏，擅派使节的做法，不合附属国外交事务要经请示批准的宗藩体制，9月23日谕令：“朝鲜派使西方国家，必须先行请示，等待批准后再前往，方合乎属邦体制”；李鸿章则致函朝鲜国王，嘱令该国外交，应遵行附属国的旧章。袁亦连续致函责问朝政府。朝方则虚以委蛇，一方面表示遵循旧章，一方面又声称互派使节乃建交时约定，“近日各国请之愈切”，故不得不派赴云云，同时仍为朴定阳出使美国作积极的准备。10月，迫于清廷压力，朝鲜不得不走走形式，咨请清廷礼部批准外派使节；清廷则只同意以属国体制派使，且只能派三等公使，不能使用“全权”字样。对此，朝鲜国王李熙11月初致函北洋，解释派任全权公使的初衷，是以“小国之上卿，位当大国下卿之意也。而且敝邦偏小，久已为各国所轻侮，如派使不足以壮观瞻，尤恐怕愈见轻侮，玷辱天朝，因而酌派全权公使，分别驻扎，虽然表达的是小邦敦睦之谊，也宣传了天朝怀柔远方之德。”并强调“全权公使”这一称号“已于派定之后，即下令外署通知照会各国使节先行报其政府，以备接待。如果此时忽然改派，深恐见疑于诸国，失信于天下，益开启各国轻侮之心，而加重强邻窥伺之意。”请求“仍准许派驻全权公使，……待报聘事情完毕，或调回，或以参赞等官员代理，以便节省经费”云云32。李鸿章请示清廷后回函同意朴定阳此次以“全权公使”身份赴美，但附加了“三端”，即三条外事纪律：

　　一、韩使初至各国，应先赴中国使馆报到，请由中国钦差携同赴外交部，以后就不再有什么要求。

　　二、遇有聚会公宴，酬酢交际，韩使应跟随于中国钦差之后。

　　三、一切交涉大事关系紧要者，韩使应先密商于中国钦差，核准请示。这全都是属邦份内应行的体制，与各国没有关系，各国不能过问。33

　　朝鲜打擦边球，而且赢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国王一面表示“恪遵体制，恭谨行事”，一面会见袁世凯，“极力称赞准许派出全权公使，感激天朝恩德上宪教诲，殷勤款待，礼意有加。闵妃派其家族长幼诸闵，也殷勤致谢。凯则加意抚摩，酬酢而归34”。

　　孰不料这只是个障眼法，朝驻日公使、驻美公使赴任后均未首先拜会清廷驻日、美之公使，朴定阳更是单独谒见美国总统，呈递国书。李鸿章接到驻美公使张荫桓的报告后，责成袁世凯查问，朝方则答复如下：

　　此次派使西方国家，议准三端中，先拜谒华使并请携带前往(呈递国书)一端，太有失韩国国体，而且恐怕各国拒绝国书，不以平等相待，则贻羞非浅，所以朴公使因(维护)国体以至于违反原定章程。而出使五国的赵公使还在香港，如到了西方国家，也势难遵守，请婉言恳请北洋大臣俯准，删去第一端，以顾全韩国国体。

　　袁此时已看出韩国是故伎重施，但韩使已在海外，颇觉无可奈何，遂复电北洋：“伏查韩国谬妄狡黠，因此可知朴(定阳)违章，必有授意，现今受到查问时才提出此种请求。如果不允许，也必会悍然行事，反复筹思，难以理喻。”清廷恼羞成怒，断然拒绝：“三端既经议定，岂容轻易更张？著即电知该国王，恪遵前议办理35。”但生米已做成了熟饭，李、袁遂压朝政府撤回并惩处朴定阳，否则不再批准朝鲜外派使节。两国在外交上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亦进入第三个阶段。朝鲜方面对清廷压力采取了如下应对措施：

　　一是推，即把责任推到列强和朴定阳身上。朝君臣认为“清廷素来畏惧洋人，我派遣使节结好洋人，清廷也必会畏惧我。北洋电报必是虚声恫吓，计划断无可虑，……从速派使结好西洋，清廷无可奈何36”。从这一判断出发，朝鲜一开始就把派使、违反“三端”等事说成是被动无奈之举，把责任推到列强一边，希望借列强之势为自己争得外交上的空间。但清廷不谈原因，只就朝方阳奉阴违，出尔反尔的做法诘责不已，朝外署遂将责任推到朴定阳身上。1888年2月2日(旧历十二月二十一日)回复袁世凯称：

　　查以前议定的三端，已于赴美使臣启行之前，饬令遵办。……未知该使至美为何托词不遵，以致有此诘问，实令人惊怖，立即发电诘问该使。后据该使电称，前定三端，本不敢违背，只是到美国后，查访打探国情，如果由华使带往外交部，美政府有意斥退国书，故冒罪违章，暂且完成使命，待回来后请罪等语。……是以该公使碰到万万难处的境地，才出此不得已之举，其情极苦，或许也该原谅。

　　袁是何等人，能受此愚弄？在转给北洋的电报中随即点明韩政府的答复“意在捏词搪塞”，“曲袒朴使，也无非是想要为赵使留下违章的余地37。”李鸿章因此大发雷霆：“韩政府外署竟敢用擅自违章的小人的无从查证之语转复，尤属胆大包天38。”

　　二是拖，即借口朴远在海外，回国后方能惩处，希望将大事拖小，小事拖了。2月6日(旧历十二月二十五日)，朝外署再次致函袁世凯：

　　所有该使违章之罪，亟应议处，而现在本人出疆，无以施加谴责，拟等到调任回国，再行议处。……我国王殿下，自闻此报，殊为震怒。本督办亦不胜惊惑之至。总之该使朴谬妄的事实，可看出大致轮廓，容等到该使返回复命之日，应由敝政府再行查核并施加谴责，还要乞求贵总理特别给以包涵体谅。

　　责任既已推到朴身上，朝政府亦答应予以惩处，袁觉得再责无益，不如以静制动，遂建议北洋“姑且等待朴使回国，视韩廷如何查办后再诘问39。”袁的盘算是，朴不回，则“违章案”不能了结，案子不结，则清政府绝不会批准朝再外派使节。此时朝鲜驻欧洲五国公使赵臣熙滞留香港观风已近三个月之久，势不能久拖不决，到时朝自会找上门来要求结案的。果不出袁所料，朝鲜迫于清廷压力，于1889年召回了朴定阳，而滞留香港的赵臣熙在迟迟不得出使的状况下，亦于1890年3月自行返国。清、韩遂又就处罚朴定阳一事展开新一轮的折冲。

　　先是，朴甫抵仁川，朝外署赵秉稷即向袁世凯请示如何结案，袁答以惩办朴；赵以惩办朴美国公使必会过问，“不如毋予追究，以此顾全中、韩双方的体面”，袁答以“如不惩办，中方体面何在？美国公使诘问又何足吓唬人？赵语塞，即赴宫。”袁通过其在朝宫廷内的眼线，很快了解到朝方的打算，在向北洋汇报的同时建议严词诘责：

　　又闻韩王打算在朴回来后即授职外署督办，以彰显自主之权。如中国追究得严，先支吾其辞，不得已则暂时定罪，而暗中唆使美国公使诘问，便仍可赦回充当督办云。只是朴回来后的查处如听之任之，不但大损国体，而且赵臣熙仍在香港，必会即刻赴任而重新违反三端，所以妨害尤其大。凯拟待朴回来后，即备办文书坚持严辞诘查，料其必难搪塞，朴如受到惩办，赵自会中止违章。

　　李鸿章自然同意并称赞他“驳赵语甚有劲40”。朴定阳回到汉城后向韩王辩解自己并未接到朝廷的明确指示，而且“万国互通使节的公例，无先往他国使馆的礼仪，也无通过他国公使谒见外交部的事例”。而朝鲜所聘外署协办德尼则“力言于王，如听任中国对朴处罪，韩国就不是自主国家，各国必定不接待韩国使节，必须立即补授朴显要的职务以昭示各国，中国必无可奈何，这全是袁某一人作祟，尤其无足顾虑。”韩王于是派大臣多人，连日劝说袁“含糊了结，毋深究”，其外署督办闵种默并告诉他，“国王久已嫌你恐吓”。袁不为所动且严加驳斥：

　　凯驳以韩国虽与各国有约，也应恪守藩属体制的派使规章，岂得阳奉阴违？你们既然包庇朴，必然是你们朝廷故意放任朴违章，你们朝廷可以儿戏自欺，也想要中国的朝廷这样么等语。言辞神色甚为严厉，闵(种默)颇为畏惧惭愧地返赴王宫。41

　　此后，对朝鲜诸臣车轮战般的软磨硬泡，袁干脆托病，“拒不与谈”。

　　由于袁为清廷及北洋全权代表，朝鲜外署致北洋函件非通过袁不能上达于北洋，袁借此以逸待劳，将不遂所愿的函件不断退回，要求重写。李鸿章认为此着“甚妙”，嘱袁“不要催其回复。若是回复达不到要求，仍须掷回，宁拖着也不结案。”并向袁交底，“将来结束，若他们恳求不办重罪，或将朴撤职并停止差委，便可下台42。”这样“违章案”的处理又拖了下来。

　　但到了12月4日(旧历十一月二日)，国王径自委任朴定阳为都承旨兼副提学。在袁看来这是公然无视大清尊严的挑战，随即致电北洋，要求对韩施加重大压力：

　　惟查前定三端，为的是昭示宗藩体制，朴违背而受中国诘责，韩国始而委罪于朴，答应究办；继而不处理，反而授予朴显要职务，是违反属国体制之罪在国王而不在朴，又未免欺中国太甚。凯如只向韩政府诘责，终归于儿戏；若从此含糊忍受，则各国讥笑，韩国人的轻视慢怠必日甚一日，而藩属体制名分必日渐解体，而且赵使也必会再次违章。关碍大局，殊非浅鲜。似应由凯亲自谒见国王当面诘问，倘若王托故不接见，再秉请宪台以公函诘问国王，或请旨斥责，方合乎事体。43

　　此后，袁世凯连日催逼朝政府就任用朴一事作出答复，并运动王太妃(即王太后，亲华)向国王施压。太妃“闻知甚怒，责备国王事奉大国不敬，国王甚为恐惶，声称先立即罢免朴的官职，(以后)再慢慢办罪44”。12月26日(旧历十二月五日)，袁入宫面见国王，王“外甚亲密，谈话涉及朴定阳的事，则惟请周旋了事”；后又通过臣下向袁暗示，对朴可以秘密治罪而不予公布，而由袁转告李鸿章以了结此案，也就是私下了结以顾全双方体面。袁世凯则判断此为韩国之圈套，建议将计就计，以权术诱使韩国就范，这就是本章前面那封函电的来由。

　　朴定阳一案，此时已由王室幕后的实权人物闵妃接手，她的策略是，先笼络住袁世凯，然后免去朴的职务，但不予公开，由袁世凯说服李鸿章接受这个顾全双方体面的做法。为此闵妃派其亲信洪在羲反复游说袁世凯，说国王和王妃对袁的剀切陈词和苦心筹办极为感谢，并后悔从前听信人言而怀疑、误解了他。至于朴定阳案，实在难于公开处分，打算秘密治罪但不予公布，请袁以已经治罪上报李鸿章，以了结此案。如果不行，则挑个小错处置朴，含糊其词，“使人不能指实为违章罪，而在中国看来是已加惩处”。

　　闵妃的做法，在袁世凯那里实在是小儿科。韩国方面之所以坚持不公开处理违章案的目的，袁心里十分清楚：“王妃、国王坚志蓄谋，寝食不忘者，惟在不令赵(即等候出使欧洲的赵臣熙)遵奏章，以保全自主体制45。”但袁世凯也想尽快了结这件拖延已久的案子，于是将计就计，演出了一场好戏。他首先作出很感动的样子，然后吞吞吐吐地透露出李鸿章打算严办此案，事情极难了结，而他泄露了北洋的底牌，如果让李鸿章知道了，“罪甚大”，嘱咐洪在羲对自己所谈论的事，“万不可泄”；至于一起糊弄李鸿章，则是欺骗上司，他不敢与闻。但为保持中朝关系的大局，他“必尽力”。国王可按原来的打算办，先把朴革职，然后他再了解社会上对此事的舆论，探察北洋有无允许从宽处理的意思，“方可相机周旋”。至于韩政府的公文，可暂不呈报，如果北洋允许从宽，再随时呈报。袁世凯的“诚恳”、“合作”态度，使洪在羲大喜，一直谈到天快亮时才回宫复命。

　　其实，北洋的底线是“轻办示惩，或明订出使欧洲者仍遵奏章办理”，问题的焦点已不在惩处朴定阳上面，而在今后朝鲜能否遵行“三端”上。朝鲜念念不忘的是自主，清廷坚持的是不让朝鲜自主，根本不可能调和。但案子僵持下去有损两国关系，袁世凯于是想出了上述“一办一托”的办法。“办”，即先诱骗朝鲜将朴革职；“托”，即不要求朝鲜马上上报处理此事的呈文，无呈文意味着没有结案，这样一可以防止朝鲜借口已经结案重新任用朴定阳，二可以根据需要随时重提此案，主动权即操在清廷一方。实现这个阴谋的前提是不让朝鲜摸清楚北洋真正的底牌，所以袁世凯在电函末尾请求李鸿章提防朝鲜驻天津使臣金明圭“伺察语风”，防止他向韩王揭穿骗局。

　　由此封函电可以看出，传统软硬兼施的做法已难见效，即智如袁世凯者也感到棘手，不得不主张施以骗术尽快了结此案。朝王室的目的是修改矮化、束缚朝鲜的“三端”，尽快使滞留香港的使臣赴欧就任，袁遂虚以委蛇，“拟诱其先革朴职，次令政府复文认错”。袁世凯的计划，全都事先详细电告了李鸿章，李不仅同意，而且指示机宜，双方合作无间，成功地演出了一场外交双簧剧。朝鲜为修改三端，派使赴任，遂免去了朴的职务，拖延数年之久的“违章案”至此告一段落。

　　1890年初，朝政府派赵秉夏赴北洋，请求修改三端、允准驻欧使节赴任和准许任用朴定阳，清廷坚持必得惩处朴，否则其他两项免谈。直至9月，李鸿章致函总署时，仍坚持这一方针：

　　朝鲜未治朴定阳违背之罪，中国即不变通中韩使节体制，以延宕其派赴五国的公使成行。……如彼迟迟搁置不理，我亦将此案暂悬不结，牵制其五国使臣难以很快成行。46

　　双方再次陷入僵局。1891年11月，朝再次任用朴定阳为户曹判书，当时袁世凯因母病回国省亲，李鸿章电令代理袁职的唐绍仪责问，朝鲜以朴职务“并非显秩重任”搪塞，并请求清廷允准。11月15日，清廷终于准许朝鲜起用朴，但“不得委以重任或再充使臣之职”；迁延5年之久的“外交违章案”终于划上了句号。朝鲜坚持不处罚违章者，清廷无可奈何，最终不了了之；而清廷坚持不改三端，亦牵制了朝鲜外交的开展，结果是两败俱伤。

　　再来看清廷对朝鲜财政的扼制。中、朝近代以前均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被迫开放后又对西方长期持有轻视和抵制态度，故极端缺乏既懂外语又通国际商法的人才，不得不聘任外国人代理海关事务。譬如英国人赫德，就担任中国总税务司达半个世纪之久。朝鲜开放通商，也无此人才，求助于清廷，清廷遂于曾任职于中国的外国人中，有选择地推荐给朝鲜。与袁同时期派驻朝鲜的外国人先后有德人穆鳞德，英人墨贤理，德人史纳机、马根，美人德尼等。清廷的本意是通过这些人将朝鲜的海关通商大权把握在自己手中，孰知多数人并不领推荐之情，而是更为认同领谁的薪金为谁办事的职业操守，并且多对清廷过时的天朝观念不以为然。尤其是穆鳞德和德尼，到了朝鲜后均公开支持王室的自主愿望，并代为联络列强，出谋划策，如朴定阳使美违章案，就是德尼一手策划而成，很让清廷头痛。为把这些人弄出朝鲜，也很费了李鸿章、袁世凯的一番心力。

　　孰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890年3月5日，税务司史纳机向袁世凯透露，朝鲜国王准备任用一个来自日本的美国人李仙得接替德尼并兼任总税务司，并打算收回海关权利。袁当即指示：“你奉中国的委派，韩国如欲撤换，应先咨请中国调回，如擅自派代，你不应遵从，可随时告我诘问韩廷，断不可遽自交代。”以袁遍布朝鲜宫廷内外的眼线，很少有事能瞒得过他的耳目。袁早知道史纳机暗中鼓动朝鲜收回海关权利，“不受中国海关节制，如穆鳞德故事”，于是先施以威胁：“有关韩国海关的权利，如在你手中损失，赫德(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兼管朝鲜海关事务)将不满意你，恐怕今后在中国海关再无立足之地47”；继之以笼络，答应代其谋取朝总税务司职务，稳住了史纳机。袁随即通过禧在明(英国驻朝领事)、闵种默(时任朝鲜外署督办)搞清了李仙得的来历和动向。李仙得曾任美国驻厦门领事，后又受聘于日本外务省，得以结识朝鲜驻日公使金嘉镇。李卸任后仍滞留于日本，成了无业侨民，用袁世凯的话说就是为谋职业而生事的“流氓”。朝鲜驻日使臣所以推荐他，是因为他声称能为朝鲜贷来巨款，他向韩廷提出可向外国银行贷款一百五十万元，由朝鲜三口海关收入中逐年扣还。袁即将详情电告北洋，嘱其设法阻挠，并向李鸿章提出了从根本上亦即从经济上控制朝鲜的对策：

　　李(仙得)此次募贷，未必有成，然朝鲜国王贷款计划的决心甚大，终必为狡猾阴险者藉以施放诱饵。凯历年熟思，办法有二：其一，等待韩请求中国从而杜绝外资，最为得体，而且增加驭属之权；其二，韩如外贷，日久必生事端，等到事端发生，再由中国移贷偿还。衡量韩国时势，终必有此二者。然而第一法自然是釜底抽薪之计，如果中朝(即清廷)现有此力，可否密示，以便相机嘱其谋求。如妥善订立合同，由海关按年扣还，当可完璧归赵。48

　　袁之所以建此策，是因为其数年来深感对于朝鲜之自主倾向，晓谕劝说和虚声恫吓均已难于奏效，在军事之外惟一能迫使王室就范的方法就是金钱。具体做法一是牢牢把持住朝鲜的钱袋——海关；一是在朝急需用钱时予以优惠的贷款。王室不缺钱花，收回海关权利的动力就会减弱，而贷款及利息均可自掌握在中国手中的钱袋里掏还，绝无风险。朝欠债愈多，对中国的依赖也愈深，藉此即可牢牢控制住朝鲜。

　　对袁的建议，清廷认为是釜底抽薪的妙计，不但立刻批准，许袁相机行事，而且予以积极的配合。5月3日(旧历三月十五日)，总署及李鸿章分别电令清廷驻俄、英、美、日等国使节：

　　密闻朝鲜议借洋债，此端果开，后患无穷。请知照(所在国)外交部，转告绅商，说明朝鲜贫穷而浪费，偿还贷款极为困艰，各国绅商不宜与该国订立合同，贷以巨款，将来如有借债不偿之事，中国不会为之担保。若各国因欠款而索债于朝鲜海关，中国也决不允许。预为声明，以昭和睦之谊。49

　　由于李仙得仅系一朝鲜所聘用的外籍雇员，虽有官方颁发的文书，终因清廷的声明而信用不彰，朝鲜从国际上贷款的计划终成泡影。

　　对于朝鲜宫廷中为国王出谋划策的那些外国人，头脑诡谲的袁世凯已看出他们难以同心共事，大可施以离间之术：

　　德(尼)、丹(士谟)、李(仙得)均非善类，可相攻挤，当可牵制，似宜静听。50

　　袁如何离间今天已难得其详，但确实起了作用是没有疑问的。3月9日，朝鲜政府任命李仙得为内署协办，李为了增大自己在王室中的影响力，果然援引其在日本时熟识的美国前驻横滨总领事，靠采矿发家的富翁葛累好士来朝鲜，朝政府4月15日免去了德尼内署协办的职务，代之以葛累好士。失势的德尼最终不得不黯然离开朝鲜。对于李、葛二人，袁则施以威胁，“屡次嘱人转劝(他们)以不可干预(中朝间事务)，免贻后悔，德尼可为前车之鉴51。”至于史纳机，袁不仅未为其谋求留任，而且断然拒绝了朝政府对他的挽留。

　　对于李仙得的贷款活动，袁料定没有中国和朝鲜海关的担保，李断难成事，所以并不急于放出诱饵，而是请假回乡省亲，一走就是多半年。翌年(1892年)5月，袁回到汉城。此时李仙得四处告贷无门，已被拖得疲累不堪；而朝鲜欠德国商人的债务已经到期；朝鲜驻美、日使馆已无维持经费，不断向国王告急。袁世凯看火候已够，方向前来拜访他的内署督办闵泳骏、外署督办闵种默表示：“倘有正宗要需，不妨商请中国设法，切不可再向他国贷款，致贻后患。”国王果然入彀，袁迅即电告北洋和总署，建议以华商(而非政府)的名义低息贷款十万元给朝鲜偿债：

　　查韩国贷洋债，固应阻止，然惟有中国提供贷款，始有词阻其向外国贷款，而且可固持其海关权利，只是在韩的中国商人，断难凑此巨款。听说出使经费存在上海的甚多，拟乞商议总署下令拨十万两贷给韩国，利息订低一些，假托在韩中国商会之名与韩海关妥订合同，按月由税务司于所征税金内分划本息解送上海，并由凯与闵种默等监订印押，必不致巨款虚掷，尤可坚固驭属的权利体制。52

　　袁之建议两天后即获清廷批准，且利息低至六厘(日本银行利息此时为二分半)。袁即与闵种默商定此贷款按八十个月期由韩海关收入中扣还，“此后不许再以关税划抵他国债务。”朝鲜政府内对此项贷款有争议，闵商镐、葛累好士等反对，认为“由海关划归，必受钳制”；闵种默、郑秉夏等支持；国王则迟疑不决，但终于抵挡不住债务的压力和低息的诱惑，同意以郑秉夏(时任转运漕米御史，为国王亲信，亦为袁在宫中的眼线之一，所欠德国的债务即为漕运船脚费用)名义告贷，与袁世凯代为选择的在韩华商同顺泰号于8月20日签订贷款合同，清廷于次日批准由上海江海关以库平银十万两支付，9月8日交付，解了朝鲜的燃眉之急。德债刚清，所欠日、美债务利息又届到期，韩王遂又派郑秉夏找袁商贷。袁认为“贷的愈多中国权利愈增。前次贷款，只由仁川税司扣偿，倘若再贷，拟商由釜山税司分扣，如此则海关权利(的控制)又进一步”，建议总署允贷。清廷自然批准，遂于11月再贷给朝鲜十万元。由于袁世凯在朝鲜外债到期，窘急无计之际，干脆利落地办了这两笔低息贷款，解了王室的燃眉之急，袁与朝王室十分紧张的关系大大缓和，他在电报中颇为自信地告诉李鸿章，国王在年底会晤他时，“情意甚为殷切，嘱付凯遇事指教，务期中、朝没有一点芥蒂，现在深知凯待韩国甚厚，以往各事请毋介意……。近来自从贷款二十万，韩国君臣感激欣悦，凯乘机联络开导，与权贵闵泳骏、泳达、郑秉夏等均关系友善。骏等屡屡劝谏王妃，诚心事奉中国，信待凯以自保。国王、王妃都渐渐感悟。倘若能够长久持有此种见解，东方事务可望逐渐理顺53”。清韩关系似又进入了柳暗花明的阶段。

　　然而此时，蛰伏了近十年的日本自觉力量已足以战胜中国，又蠢蠢欲动起来。此时袁世凯在朝鲜的主要任务，不光是阻遏王室的自主倾向，还要帮助朝鲜应付日本的挑衅和威逼。先是，1893年初日本派大石出使朝鲜，大石是个狂热的帝国主义分子，赴任伊始即口出狂言，“其论韩事有二法，驻该国俄使则结以恩，华使则畏以威”；到任后则宣称“连合各国扶持韩国自主，永不受中国凌侮，中国所派遣的海关官员可以驱逐，出使五国的使节可以派遣”，摆出一副与袁作对的架势。袁何许人也，自然不吃这套，电告李鸿章：“前年韦贝、德尼等谋使韩国自主，迄无寸功。倭强大不如俄国，大石阴险狡猾不及韦贝等人，各国亦未必听其连合，庸人自扰，似乎没什么了不起54”。但大石到朝鲜就是生事来的，他奉政府之命，以日朝间一些经济纠纷挑起事端，强逼朝鲜作出经济赔偿，并以撤使断交相威胁。袁则于背后指导朝鲜外署与之周旋，一拖二磨，使大石蛮横凶恶的面目暴露无遗，其帮助韩国自主的宣言遂不攻自破，最后由袁出面调处，以中国垫付赔偿了事。而此时大石已“为韩君臣所深嫉”，难以顺利执行外交任务，上任仅半年(当年7月)即不得不离任回国。袁略施手段，大石即铩羽而归，日本挑起事端以干涉朝鲜内政的阴谋亦遭挫败。

　　1894年2月，朝鲜开化派领袖金玉均在上海遇刺，成为日本干涉朝鲜内政的又一借口。金玉均、朴泳孝在甲申政变失败后，随日使竹添逃匿日本，不断进行推翻政府，在朝实行改革自主的活动，被朝鲜和清廷当作了心腹大患，除通过外交途径要求日本限制其活动外，亦不断策划暗杀二人的阴谋。1892年，朝政府派李逸稷赴日办理此事，李很快取得二人的信任，并拉由法国返国途经日本的洪钟宇(甲申政变中死难的“开化派”骨干洪英植之子，他认为其父之死，金等有责任，怀有复仇心理)参与此事，介绍洪与金、朴二人相识，由于有故友之子的身份，洪也很快取得了二人的信任。李、洪策划将其中一人引出日本后同时举事，各杀一人。于是洪钟宇遂诱骗金玉均随其赴中国求助：“故国革命，非自身力量所能达到，余曾流离中国十四年，与李鸿章之子李经芳最相亲善。若赖李经芳得其父之一诺，大事成矣55。”金遂决计随洪赴中国，1894年3月28日(旧历二月二十二日)，金甫抵上海，即为洪钟宇击毙于租界中日人开设的东和洋行，洪随即被捕；4月，清廷应朝鲜要求，将洪钟宇暨金玉均的尸体一并引渡给朝鲜。由于金等于甲申政变中曾谋杀多名守旧派大臣，深为保守势力所仇恨，朝政府遂将金之尸体枭首断肢，以泄其愤。日本起初对此大肆渲染，煽动敌视朝鲜与中国的情绪，宣称清引渡金尸，致其被枭首戮尸，是对日本的侮辱，也是日中韩三国间外交的重大问题。一些好战的浪人团体上书政府，要求立即向清开战，很多高级军官亦鼓动于后。但金为韩人刺杀于租界，清之引渡乃应朝政府请求，日首相伊藤博文与外相陆奥光宗认为借口不足，但日本以武力控制朝鲜，通过战争迫使清廷屈服的计划已准备就绪。

　　1889年日本宪法将军队的统帅权由内阁移交于天皇，以参谋总长和军令部长为其辅佐，天皇握有宣战、媾和与缔约大权；1893年，天皇又批准了《战时大本营条例》；规定大本营是战时最高统帅机构，由天皇主持，由此完善了对外战争的指挥体系。其多年来派赴中国、朝鲜收集情报的间谍网源源不断输送来的情报也使日本参谋本部对中国各种情况，尤其是军事情势了若指掌，甚至“比中国人自己更清楚地知道，每省可以抽调多少人出来作战56”。日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以旅游为名，于1893年连续赴朝鲜、中国实地考察4个月之久；在中国天津、上海、南京等地参观军火工厂、军事设施、部队操练，李鸿章不知大难将至，还将其作为上宾殷勤款待。川上经过实地考察，确信“中国不足畏惧，增强了必胜信心57”；日本还根据大量情报绘制出了朝鲜、中国东北三省和渤海湾的军用详图，上面标明了这些地区每个小丘和每条道路的位置。日本的战争准备已万事俱备，所缺的只是合适的借口，而这个借口也很快就找到了。

　　1893年，朝鲜发生了东学党组织的大规模请愿活动，全国处于骚动不安之中。东学教是19世纪70年代开始流行于朝鲜的一种民间宗教，其基本教义杂糅了儒、佛、道教的很多成分，主旨是社会平等、反对贪官污吏和外来思想影响，在农村和下层社会有很大影响。东学教的创始人是崔济愚，由于其思想传播愈来愈广，信徒愈来愈多，引起了政府的注意和恐慌，1863年朝官府将其逮捕，翌年将其杀害并禁止信奉和传播东学教。但东学教仍在地下传播与发展，其第二代教主崔海月利用教徒和农民对政府的不满，发起了为教祖崔济愚申冤的活动，希望借此使东学教取得合法地位。1892年，崔海月率教徒六十余人赴汉城上书官府申冤，翌年又提出“惩办贪官污吏”、“斥倭斥洋”等政治性口号，并在忠清道组织了有数万人参加的报恩集会，要求废除取缔东学教的禁令，号召广大教徒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朝鲜统治阶层对事态的发展极为震惊，感到单凭安抚已无济于事，而仅靠自身的力量亦难以镇压，遂再次求助于袁世凯和清廷。

　　袁世凯一向主张早遏乱萌，早在东学教掀起为教主伸冤的活动时，他就“屡次劝韩廷早为翦除，毋使滋蔓”。在崔海月等赴汉城上书时，他又建议朝政府要“格外镇定，毋遽惊惶。为士民倡，宜速治魁首以厉其余，并出示剀切的谕令禁止。”在东学教举行忠清报恩大集会时，面对渐成燎原之势的动乱，朝鲜王室、政府方寸已乱，筹商于袁。袁遂建策“劝其简派公正重臣前往抚辑，将各城镇的贪官污吏和苛政分别汰除，再调各处练军到那里虚张声势，显示将进行征讨，并切实明白地吩咐其解散，倘若终不遵从，再议进剿58。”但韩廷畏葸不决，经袁再三劝说，并表示愿自任督剿，朝政府才派鱼允中带兵赶往忠清道驱散了东学党的集会。

　　就袁世凯为朝鲜政府设计的对策而言，可以看出他对民间社会动乱有着十分清醒的政治判断。对东学党这类以“神道设教”方式动员组织群众的民间宗教(类似于中国历史上之太平道、白莲教、拜上帝教等)，如不能及时将其遏制于萌芽之中，往往很快发展成燎原烈火，造成整个社会的大动乱，历史上类似的事例屡见不鲜。而消除乱萌的手段就是擒贼先擒王，凡民间宗教运动均建立于对教主的迷信之上，除掉教主，教徒们建立于这种迷信之上的精神信仰亦会随之崩溃，整个运动自会土崩瓦解。

　　凡一种民间宗教运动的兴起，多出于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政治的腐败，镇压是治末，改良政治方为治本。袁建议派“公正重臣前往抚辑，将各邑贪吏苛政分别汰除”的用意即在于此。改良政治，消除腐败的作用就如釜底抽薪，多数人的满意度提高了，对社会的未来、自己的前途抱有希望，少数野心家就难有作为，历史上政治开明、国家繁盛时期几乎没有动乱的原因即在于此。

　　当然，动乱已成气候之际，政治改良缓不济急，为免于整个社会的崩溃，暴力手段的使用必不可免。但怎样使用，却大有学问。举而不用，通过暴力的震慑作用，不战而屈人之兵，无疑是上策，但前提是相比于对手，你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其次则通过谋略制胜，分化瓦解之，诛杀祸首、胁从不问，袁所建议的即此种方法，其后来在山东镇压义和团时用的也是这种方法。而且成功地治理动乱局面，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袁之建议，因朝政府“诸多畏葸，意更游移”而未能全部采纳与实行，东学党运动在消沉了半年之后，又在全罗道复燃。

　　1894年3月，全罗道古阜、泰仁两郡数千东学教徒和农民在全?准领导下举行了起义，先后成功攻击了两郡官署，并向各地广发檄文，称：“吾辈举义至此，决非他故。所希望的是拯百姓于涂炭，尊国家于磐石，当内斩贪虐之官吏，外逐横暴之强敌59”，号召广大民众加入起义。5月31日，全?准攻占全罗道首府全州，东学党声势大振，起义势如野火，迅速蔓延到忠清、庆尚、京畿、江原、黄海等道，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政治动乱。

　　早在3月古阜爆发起义时，袁即电告北洋，要求派兵船赴朝弹压： 
 
 
 



　
外交“双簧” [四] 
　
　　东学邪教联名诉请韩王尽数驱逐洋人，屡有揭贴榜文，沿西方人门前多端诟詈，声称将驱逐杀戮。在汉城的洋人都大为恐慌，……凯屡劝韩国政府严厉缉拿惩办，终畏怯不敢。刚才英国官员禧在明来称，各国洋员均要求调兵船防范，(禧在明)已告以中国有弹压责任，应该静候。请求凯速调数船，以防意外，而消除各国的疑惧云。查西方人既等待中国(出面)弹压，自然属于好事，乞即电令水师，迅速派遣两艘兵船来仁(川)，以尽弹压之责。60

　　甲午战争后，国人追原祸始，多把引发战争的责任归咎于袁世凯，认为是他的错误情报导致李鸿章派兵赴朝平乱，给了日本发动战争的借口。其实，无论清廷派兵与否，日本武力干涉、控制朝鲜的大计已定，或迟或早都会挑起事端，找到借口的，如前面提到的经济赔偿案和金玉均被刺案，都是这种企图的表现。袁的任务就是控制住朝鲜，阻止列强的渗透和干预。从袁上述要求派兵的电文看，其动机在于稳定住汉城的局面，杜绝列强以保护侨民的名义出兵干预朝鲜局势，与朝廷的方针是完全一致的。这也可由他就韩王求清廷派兵援助一事拍给李鸿章的电文中看出：“如不允，他国人必有乐为之者，将置中国于何地，自为必不可推却之举”；李鸿章也认为，“韩国归中国保护，其内乱不能自我了结，求中国代其戡乱，自为上国体面”，建议派陆海军赴朝平乱61。而且李鸿章之相信日本不会出兵，也是日本人积极诱使的结果62。至于日本之所以能以此作为其出兵朝鲜的借口，其远因恰在于十年前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定的《天津条约》中给了日本人这种借口。6月7日，在接到清驻日公使汪凤藻关于清廷派兵赴朝鲜平乱照会的第二天，日外务省即复照宣称，日本将依照《天津条约》之规定，也派兵赴朝；同日，日驻华代理公使、驻天津领事也分别照会清总理衙门和李鸿章，宣布根据《天津条约》，中国出兵，日本亦将出兵“保护使署、领事及商民63。”而实际上在接到清廷照会的前一天(6月5日)，日本即以护送日使大鸟圭介返任为名，派遣海军陆战队400名随其赴朝了。

　　《孙子兵法》曰：兵者，诡道也。其实政治、外交又何尝不是诡道！日本谋占朝鲜，处心积虑已二十余年，计划、准备十分周密。东学党起事后，日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即授意日本浪人团体玄泽社，派内田良平等党徒赴朝鲜打入东学党内部，以同情起义者的姿态推波助澜，并企图将运动锋芒由“逐洋灭倭”引至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清廷势力方面。袁对此有所觉察，而李鸿章犹认为“伊藤尚明大局，不致嗾使韩匪起事。来电似尚不知韩国有内匪也。……伊藤与我交好，并非虚伪64。”外交之诡道的表现是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背后隐藏着的是尔虞我诈的利益争夺，办外交几十年的李鸿章怎会看不透？其实这里还有一段故事。李鸿章甲午兵败后失势，仅挂个总署大臣的名义略备顾问而已，居住在京城贤良寺，也是门庭冷落。闲下来常同在其幕中的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聊天，曾话及曾国藩在办外交上对他的重要影响：

　　别人都晓得我前半部的功名事业是老师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从前我老师从北洋调到南洋，我来接替北洋，当然要先去拜谒请教的。老师见面之后，不待开口，就先向我问话道：“少荃，你现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冲要的关键。我今国势消弱，外人正联手以谋我，小有错误，即贻误大局。你于洋人交涉，打配作何主意呢？”我答道：“门生只是为此，特来求教。”老师道：“你既来此，当然必有主意，且先说与我听。”我道：“门生也没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痞子腔盖皖中土语，即油腔滑调之意)。”老师乃以五指捋须，良久不语，慢慢才开口说：“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我想不对，老师一定不以为然，急忙改口说：“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他又捋须不已，久久始以目视我曰：“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打动人，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说言忠信可行于蛮貊，这断不会有错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份，总是站得住的。脚踏实地，蹉跌亦不致于过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我碰了这钉子，受了这一番教训，脸上着实下不去。然回心细想，我老师的话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我心中顿然有了把握，急忙应声回答说：“是，是，门生准定尊奉老师的训示办理。”后来办理交涉，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而且还有很大收效的时候。古人谓一言可以行之终身，真是有道理。要不是我老师的学问经济，如何能如此一语破的呢？65

　　然而在19世纪殖民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同豺狼讲诚信可乎？曾、李均由进士而翰林，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以诚信立身待人固然是君子所应为，但以此作为对待列强的法宝，未免迂阔。实际上李鸿章在外交上也并未完全遵循曾国藩的教诲，而是“与洋人交，略为参用痞子手段”；看他对待更为弱小的朝鲜的所为和对大行外交权术的袁世凯的倚重，就可知所谓“诚”字完全是迷惑列强的障眼法。但不知什么原因，李独对貌似谦恭，内藏诡诈的伊藤怀有好感。乙酉年天津谈判时，李落入伊藤的圈套而不自知，事后反而致函总署称赞伊藤是个人才，颇有惺惺相惜的意思。君子可以欺其方，东学党的起义已如火如荼，诡谲如伊藤者能不知道？个人的私交再好，在国家利益冲突面前也要让步。李鸿章一误再误，事后仍不醒悟，遂又有中俄密约的产生，贻害无穷。当然中国外交失败的责任也不应全由李鸿章来负，国家外强中干，办外交的人腰杆子想硬也硬不起来，外交斗争归根结底也是国家实力的较量。相反，袁世凯的头脑要清醒得多，他那套纵横捭阖的权术在朝鲜的外交战场上一直没落下风，但真到了兵戎相见之际，没有强有力的军事为后盾，他亦陷入困境，难有作为了。

　　6月9日，大鸟率四百名日军抵达仁川，翌日到达汉城；同时，派赴朝鲜平乱的聂士成、叶志超部清军也相继抵达距汉城一百五十余里的牙山。此时，东学党被政府军打败，又迫于清军大兵压境，内部产生了分裂，全?准遂与政府军议和，并于6月12日率起义军退出全州。由于动乱趋于平息，袁世凯电告李鸿章暂缓增兵，并会晤大鸟圭介，据袁发给北洋的电报，双方会谈情况如下：

　　凯谓，韩国乱事已渐平，我国兵拟早撤，以免暑雨。如果听到日本派遣大兵，自然也将增兵前来。因相互防备，必生嫌隙。倘若在韩西方人伺隙播弄，或西方人也派兵来候收渔利，不但韩国危急，对中国日本亦必有损。中日和睦，亚洲大局可保。倘若互生嫌隙，徒然自害。我辈奉使，应统筹全局以利国家，岂可效武夫庆幸多事？我深知必无利，故尚未调一兵来汉(城)。大鸟回答说甚是，我正好有相同见解。我国政府把韩国匪徒看的太重，(所以)才从速派遣大兵，我年逾六旬，岂能愿意生事？……我们二人就此约定，我除八百(士兵)外尽力阻止增兵，你也发电阻止中国增兵，我二人在这里必可推诚商办。66

　　袁所贯彻的是清廷和李鸿章的意图：韩乱将平，双方可依《天津条约》同时撤军，相安无事。大鸟则完全是虚以委蛇。早在5月，日军即已秘密动员。6月1日(旧历四月二十八日)，日本政府在得知朝鲜正式向清廷请援的当日，即召开了内阁会议，并请日军参谋总长等军方要人参加，决定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名出兵朝鲜。其行动策略是：在外交上“尽可能居于被动者地位，事事使中国成为主动者”，“极力避免和第三国发生纠葛”；在军事上“力争居主动地位，一切要先发制人，以便处处陷中国于不利地位67。”会后即着手组成指挥战争的大本营。朝鲜国内局势稳定后，日本也根本不打算撤军，而是训令大鸟按原定计划继续增兵朝鲜。大鸟之所以与袁订约，为的是在朝日军人数还不足以形成对清军的压倒性优势之前，麻痹中国，延缓清廷的增兵速度，占据先机。在此次约定之后，日本仍源源不断向朝增兵，到六月底，在朝日军已有陆军万人，兵舰七艘，集中在仁川、汉城一带，构筑工事，准备作战。

　　日军在朝鲜站稳脚步之后，即按其既定方针，向清廷提出共管朝鲜的三端建议：(1)日、中共同会剿东学党；(2)日、中共同改革朝鲜内政和税务；(3)日、中共同训练朝鲜军队。三端之外还有两个附加条件，即无论清廷同意与否，日本决不撤军；清廷不同意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日本将独力进行68。李鸿章则指示驻日公使汪凤藻，“韩贼已平，我军不必进剿，日军更无会剿之理。乙酉伊藤与我订约，事定撤回。又，日韩条约承认韩国自主，尤其没有干预内政之权，均难于条约之外另商办法”，拒绝了日本的建议69。李鸿章试图以公法和条约制约日本，孰不知日本对此有利于己则用，不利于己则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两国间的条约视同无物。李鸿章见中日交涉撤军已不可能，遂转而求助于列强调停，迫日撤军。此后一段时间内朝鲜的局面是：日本积极备战增兵，中国则无所作为，坐待各国调停。事态的发展竟好像完全是按照日本的行动策略进行的，即外交上中国积极，日本消极；军事上中国消极，日本积极。如果说中国在军事上本来还有机会的话70，随着时间的流逝，甲午之战的败局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错综复杂，但外交上的失误绝对是重大起因之一71。清廷昧于潮流与时局，顽固坚持“天朝——四夷”的过时观念，固步自封，失误不断。在朝鲜问题上，不明公法，放弃宗主国之责任于前，不知变通于后，最终陷入了自己没有准备且不情愿进行的战争。

　　从日本在朝鲜的行动步骤来看，清廷以往的失误被抓住作为其侵略行动的外交掩护十分明显。日本在诱使清廷出兵后，立即以保护使馆商民的名义出兵朝鲜，而后要求共同会剿东学党，再后提出日中共同改革韩国内政，其借口均出于《天津条约》的有关规定；在遭到清廷拒绝后，遂依仗优势兵力，强力迫使朝鲜“改革内政”，实即建立亲日政府，再以此政府之名义否认朝鲜为清属国，并请求日本代为驱逐在朝清军，其根据则是自《江华条约》起，日本就从未承认过朝为中国的藩属，而这恰恰是当年(1875年)中日交涉时清廷放弃宗主国责任，让日本钻了空子所致。其颟顸可叹，其惨败亦势所必至，理有固然。

　　在清廷军事观望，寄希望于列强的外交调停之际，身在一线的袁世凯已觉察到苗头不对。面对源源不断开到汉城的日军，他感到中日之较量将由外交转为军事，而他赤手空拳，单凭口舌已难有作为，遂于6月18日(旧历五月十五日)致电驻军牙山的叶志超：

　　日人跳梁，意在防我，强行以大兵入我藩国首都，终将相机狡猾图谋。我方如一振作，日方必自衰落。只是派兵的来意，在保局息事，殊无可奈何。麾下不妨先散播进军汉城的声势而不必马上开进，看其如何转变态度？

　　袁的意图是要叶虚张声势，作出欲进兵汉城的样子，使自己对日交涉有所倚恃，无奈叶怕刺激日本，并不响应。李鸿章一再指示袁与日使大鸟交涉，要求日本停止增兵朝鲜，其实，武力控制朝鲜已是日本既定国策，正全力贯彻执行，岂是袁世凯所能阻止的？袁同日致电北洋，陈述其所处的外交困境：“凯屡次与之协商，均反复无常，极为可恨，恐怕非口舌所能争”；袁联络各国驻汉城外交官共同诘问大鸟日本增兵之事，“然而日本气势甚为凶悍，各国官员一时亦无可奈何。”至此，袁世凯已完全意识到事态已发展到实力较量阶段，而清廷政策是“保局息事”，有军队也不能使用，瘸了军事这条腿，在日军环伺的汉城，单凭口舌之争已不可能有何作为，如果坚持和局，也不是在汉城所能解决的：“屡次努力劝阻大鸟毋令增兵来汉城，他已答应，然而前言俱食，后言何可再信？况且日本政府意在威胁韩国，大鸟自己不能做主，难以口舌争讲，似应先调南北水师迅速前来严加防备，继续准备陆军；一面电令汪(驻日公使)商办，并由总署酌请驻华各公使调处，或不致很快破裂72”。

　　此后袁在朝鲜的作用便局限于收集情报、指导亲华的朝鲜政府官员如何应付日本的压迫等方面。起初朝鲜政府的对日交涉，还经常与袁磋商讨教，袁也能由此获取日本方面的情报转达清廷；但随着日军逐步控制了仁川、汉城，政府也逐渐为亲日派所控制，靠日本摆脱清廷控制，自主独立的言论大兴，袁在这方面亦难有作为了。据曾在朝鲜袁世凯官邸做文案的沈祖宪追记，当时日本人确有假手东学党人除掉袁世凯的迹象：

　　时东学党人必欲害公，藉日兵势力，伺察周密，以至于不能出使馆一步。使馆薪米缺乏，幕僚皆托故潜遁。文牍电报，(袁)乃以一身兼之。73

　　东学党人之所以仇恨袁世凯，是因袁在镇压东学党起义过程中，一直充当朝鲜政府的主心骨和军师；日本则有甲申政变被袁挫败的旧恨，袁被派驻朝鲜之初，日本就反对，“谓彼曾带队在韩杀败日兵者，显非睦谊”。袁在任十年，关系网遍布朝野，日本欲控制朝鲜，非祛除袁的影响不可，但袁有外交人员身份，日人不便公开出面，而假手乱党暴民则易于掩饰。总之，袁此时所处的环境已是杀机四伏。

　　6月30日(旧历五月二十七日)，袁世凯在得知朝鲜在日本胁迫下已正式照会大鸟，申明朝鲜为自主国家，非清廷之属国的消息后，致电李鸿章，在报告这一消息后，提出了撤退回国的请求：“听说大鸟拟照公法来作梗，依例派兵押解凯出境。果真如此则耻辱甚大。(现在)只可依照万国(公法)使节条例，送文通知照会韩国，回国禀商，请兵伐韩。”袁的考虑是，朝不承认为清属国，他这个宗主国派驻朝鲜的“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名义就不被承认，日本可按国际公法，以“职名均舛”为借口派兵将他递解出境，如此则不但使他，而且使国家受辱蒙羞，不如主动撤回，另作他图。清廷当时认为，朝鲜自立“究无实据，袁若马上归国，日本又将引为口实”，不予同意；李鸿章遂电令袁“要坚贞，勿怯退74。”

　　袁世凯在朝鲜纵横捭阖十二年，在军事、外交上都是占尽风头的人物，袁在监控朝鲜王室、政府外，还通过操纵其在朝政府内的关系，百般阻挠列强们渗透、控制朝鲜的图谋，因此深为列强们尤其是日、俄所嫉恨。如今坐困危城，其心境之焦虑恐惧可想而知。随着汉城局势日益紧张，袁不顾总署和李鸿章的劝阻，自6月29日起，连续致电北洋，陈述目前困境，要求撤退回国。李鸿章对此不置可否，只是将其电文转陈总署，但不表态的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表明李对袁在关键时刻沉不住气的表现不以为然。7月4日，总署复电指示李鸿章，“袁道想马上降旗回国，反而好像与日本国失和，办法仓促有失国体，希望速发电制止，万勿轻举妄动”；李将电稿转发袁世凯，自己只加了“应遵办”三字。次日鉴于形势严峻，袁再电北洋，详细报告目前情势和自己的分析： 
 
 
 



　
外交“双簧” [五] 
　
　　日兵万人分守汉城，四路各要害及我军由陆地前来(汉城)之路均置炮埋雷，每日由水路运弹丸、雷械甚多，兵帐、马厩架备多处，观其举动，不但无撤兵息事意，似将有大兵续至。日本蓄谋已久，其志甚奢。倘俄、英以力勒令，或可听；如只调处，恐无益，徒误我军机。日虽答应不先开衅，然而削除我宗藩体制，控制韩国内政，自难以坐视，阻止他即争端自我挑起。日本狡诈，以大兵来，岂肯空手回去？要想寻衅，何愁找不到机会？叶军居于牙(山)难以接济。日本一再加兵，(意图)显露无忌，应迅速派兵，全以商船载往鸭绿江或平壤下船，以待大举。韩国既报称匪平，我先撤亦无损害，况且天津条约日本已经违反，我应自行其事。若以牙(山)驻军与日本持续到来之兵相持，争端一开，连退路都没有了。

　　从袁此封电稿中可看出，他已看出除非清廷放弃其在朝权益，战争势不可免。所谓列强调处只会“徒误我军机”；日本既已决心强占朝鲜，中国要么主动撤军，要么立刻增兵备战，别无其他选择。用兵就必须制敌机先，无须顾忌由哪一方开衅。根据这一分析判断，袁再次向李鸿章请求撤使回国：

　　凯在此已无办法，徒受困辱，拟赴津面禀详情，佐筹和战。倘蒙允许即刻成行，以唐守(即唐绍仪)暂代。唐有胆识，无名望，日本也不忌恨他，打探消息，密谋助韩较易。乞速示。

　　但清廷仍不放弃通过列强调停解决朝鲜问题的幻想，7月7日，竟以圣旨的形式拒绝了袁的请求：“现在韩日情势未定，袁世凯在彼可以常通消息，且与各国驻韩使臣商议事件亦较熟悉，著毋庸调回，钦此75。”袁一再请调回国，却因为他在朝鲜人太熟，关系太多，无人能够替代而屡屡为朝廷所拒绝，不由得急火攻心，发起烧来，袁马上托病躺倒，委托唐绍仪代司其职76。袁的想法是，列强调停已不可恃，在朝外交亦不可能有何作为，战争势将爆发，滞留险地，徒死无益。朝廷既以自己能干而不放，现在病倒，可谓天从人愿；自己不能坚持办公，又有唐绍仪代替，或许上司会同意自己回国。两天后，形势更趋恶化，有驻韩国西方外交官遭到日军殴打的事件发生，官邸的雇员因害怕日军大多不再上班，袁再次致电李鸿章请求回国：

　　凯等在汉(城)，日军围困月余，视华仇甚，赖有二、三员勉可办公，今均逃避。凯病如此，惟有死，然死何益于国事，痛绝。至能否邀恩拯救，或准赴义平待轮，乞速示。

　　唐绍仪亦于同日连发两电请示李鸿章：“在汉城两署办公只剩二人，今闻南北进兵，均马上逃走，没办法挽留。仪一人译电办公断难处理，袁道77有病又须照料，势急情迫，乞速示。”又报告袁的病况：“袁道病日重，发高烧，心跳厉害，左肢痛不可耐。韩国事态危险已极，医药并乏，留汉城难望治愈，仪目睹心忧如焚。韩国事务以袁道最为熟悉，调回尚可就近商办一切，无论和战，当可图报效。若弃置不顾，可惜。”李鸿章此次动了恻隐之心，就调回袁世凯一事电商总署，并于7月15日(旧历六月十六日)，奉旨调袁回国78。

　　袁接到电报，如逢大赦，连夜打点行装乘船逃离汉城。叶恭绰曾撰文记叙此事：

　　先是，袁世凯……以道员为中国驻韩商务总办，在东学党起事前后，日本正横行无忌，密谋杀袁，事为唐绍仪所知。唐时在中国驻韩海关任职，遂与税务司穆伦德告之英国领事朱尔典请求援助。复得朱同意后，唐即于夜半手持两枪两刀，乘着双马，护送袁世凯到江边，登上朱尔典所准备的英国兵舰，随后把袁氏送回天津。计袁到江边时，距日人密谋动手时间，才差十几分钟。79

　　叶恭绰所述，据说是唐绍仪亲口告诉他的，应是事实，但亦不免有错处。如此时朝鲜税务司应为英人柏卓安，而非德人穆伦(麟)德，穆氏早于十年前即被免职调回中国海关了；而袁亦非在汉江乘英轮脱身，而是赴仁川乘清舰平远号回的国。袁世凯自己的说法有所不同，但唐、袁均为当事人，所说不会有错；但转述人的话都是时隔几十年后的回忆，难免有不准确之处。但日本人阴谋借东学党人之手除掉袁世凯则是没有疑问的。据他的女儿袁叔桢(即袁静雪)回忆：

　　据他以后说起，当他准备回国的时候，忽然得到了一个秘密的情报，说是朝鲜的东学党打算在他回国的途中派人谋杀他。他为了避免发生意外，便化了装，改变了回国的路线，就这样，他才得以安然脱险。80

　　袁走后四天，日本就策动了朝鲜的宫廷政变，强行建立亲日政府，同日日军还攻占了中国驻韩总理公署，唐绍仪避入英国总领事馆。7月25日，日海军突袭清军运兵船，中日战争爆发。7月28日，驻朝清军于成欢驿与北进的日军发生激战，唐绍仪亦在英人护送下，经仁川回国。李宗一所著《袁世凯传》把袁在战争前夕的表现说成“临阵脱逃”，有失公允。从上述所引资料可肯定，袁是坚持到正式调令下达后才离开的，袁一再要求撤退回国的理由也是正当和可以理解的。

　　但甲午战争失败后，国内士大夫多把引发战争的责任归咎于袁世凯。如孙宝暄所撰《忘山庐日记》曾详记其朋友宋恕81(即文中的“燕公”)对袁的评价，很能代表当时一般士大夫对袁世凯的看法：

　　燕公又云：甲午之役，朝鲜无所谓东学党。其事为袁世凯所虚造，而两国因之酿战祸，以至于割地赔款，使中国遭受严重耻辱，损伤元气。……起初，袁世凯继吴武壮82镇抚朝鲜，颇干预其政权，曾受人私托，强迫国王予以官职；或有私怨，亦强迫国王抓捕。国王有时没按他的意思办，世凯乃伪造国王谋叛书，上达于朝廷，阴谋废立。国王亦上书诋毁袁而自我辩解。我国北洋大臣李鸿章闻而调停之，然信袁不疑。是年，朝旨以潘某代袁。袁闻而恐慌，乃电告北洋大臣说：朝鲜有东学党将作乱，袁某宜暂留，不可归，且请兵。北洋大臣信之，为遣叶志超统一旅赴朝鲜。日本人闻之，怀疑中国将乘机灭亡朝鲜，夺其土地，也派兵前往。两国兵皆至，东学党不知所在。日本人遂正告于我国曰：朝鲜政秕民苦，我二国何不代为改革？朝鲜能自立，才不用担心俄国人。朝廷不许曰：朝鲜，我属国也。我都不干预其内政，何况贵国乎？日本人复曰：贵国指朝鲜为属国，朝鲜与我往来，未曾自言附属贵国也。所请既不见纳，则各行其是可已。战祸遂开，中国由此一蹶不振。其后卫汝贵被诛杀了，叶志超、龚照屿进监狱了，李鸿章被解任入阁了，唯独袁世凯置身于事外，而且奉命与聂功亭编练新军，为朝廷倚重。不久，又巡抚山东，成为封疆大吏，也没有人揭发他，不是很奇怪吗！83

　　了解袁世凯在朝鲜实际作为的人不难看出，此番评论不过是局外人的道听途说。说没有吧还像有那么点影子，说有吧又全然不是那么回事，所谓望风捕影指的就是这种耳食之言。

　　袁在朝鲜是清廷政策的忠实执行者，而且是出色的执行者。出兵朝鲜是应朝政府的邀请，也是作为宗主国的清廷对其属国的应尽义务。无论是否有东学党起义的事件发生，中日在朝鲜早晚要兵戎相见，除非清廷主动放弃对朝鲜的控制，而这在当时绝无可能。李鸿章作为统帅自应为战争的失败负责，卫、叶、龚对于败战朝鲜、辽东和旅顺失守负有主要责任，受到惩处是理所当然的。清廷和李鸿章之所以不惩罚袁世凯，是因为他没有错处；之所以重用他，是因为他能力出众。

　　固然，袁世凯不是君子，好用权术，但在波谲云诡的外交战场上，君子往往偾事，善用权术者则时常占得便宜，袁世凯、伊藤博文就是如此。权术是一种诡道，在政治、外交中有时不得不用；权术也是双刃剑，迷信权术者最终会败于权术。袁世凯在朝鲜以权术大行其道，尝到了甜头，此后事事偏好使用权术，形成了对权术的迷信。一种事业、一个团体，靠权术是难以维系始终的，袁世凯日后众叛亲离的悲剧，偏好以术驭人是个重要的原因。然而有此偏好者，仍然举目滔滔者皆是，袁之所作所为，或可为后来者戒吧。

　　注　释

　　1《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174页。

　　2穆麟德，原为德国驻天津领事。卸任后，适逢朝鲜壬午兵变平息后清廷帮办朝鲜海关关务，经李鸿章推荐出任朝鲜商务协办。

　　3参见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版，第71页。

　　4郭廷以：《中国近代史事日志》(上)，中华书局版，第780页。

　　5《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七，第3333页。

　　6沈祖宪、吴罜生：《容庵弟子记》卷一。

　　7《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七，第3348—3349页。

　　8沈祖宪、吴罜生：《容庵弟子记》卷一。

　　9同上。袁所提出的“监国论”，实滥觞于张謇。张于1882年壬午兵变后即上书李鸿章，建议“对韩事，请援汉玄菟、乐浪郡例，废为郡县；援周例，置监国；或置重兵，守其海口，而改革其内政；或令自改，而为练新军，连东三省为一气。”参见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10《李鸿章全集?电稿一》第347页。

　　11《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六，第3302页。

　　12沈祖宪、吴罜生：《容庵弟子记》卷一。

　　13同上。

　　14同上。

　　15郭廷以：《中国近代史事日志》(上)，中华书局版，第787页。

　　16《容庵弟子记》卷一。

　　17《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八，第3351页。

　　18《容庵弟子记》卷一。参见《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五十五，第1636页。

　　19但在形式上，袁之使任还是依程序办的。“命以知府分发，尽先补用，候补缺后以道员升用，并加三品衔。”

　　20参见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版，第71页。

　　21刘体仁：《异辞录》，山西古籍出版社版，第82页。

　　22《李鸿章全集?电稿》(一)，第611页。

　　23《李鸿章全集?海军函稿》卷二，第2859页。

　　24《李鸿章全集?海军函稿》卷二，第2858页。

　　25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卷一，第295页。

　　26《李鸿章全集?海军函稿》卷二，第2861—2862页。

　　271886年9月，“朝鲜国王咨礼部：致俄文凭，系小人捏造，永作废纸，已照会各国公使声明。”郭廷以《中国近代史事日志》(下)，第808页。

　　28同注26，第2863页。

　　29《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八，第3374—3375页。

　　30《李鸿章全集?电稿一》第725页。

　　31《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140—2163页。

　　32《李鸿章全集?电稿一》第882页。

　　33同上，第883页。

　　34同上，第886页。

　　35同上，第915—917页。

　　36同上，第861页。

　　37同上，第919页。

　　38同上，第919页。

　　39同上，第920页。

　　40《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70页。

　　41同上，第124页。

　　42同上，第129—130页。

　　43同上，第167页。

　　44同上，第168页。

　　45同上，第174页。

　　46《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825页。

　　47《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204—205页。史纳机作为中国总税务司外籍高级雇员，如违背清廷意志，将失去任满后重回总税务司任职的可能和退休时应得的丰厚退休金。穆鳞德即因其在朝鲜的作为不得志于总税务司而蹉跎一生。

　　48同上，第231页。

　　49同上，第232页。

　　50同上，第212页。

　　51同上，第409页。

　　52同上，第482页。

　　53同上，第526页。

　　54同上，第521、524页。

　　55刘彦：《中国近世外交史》，第192—193页。

　　56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第331页。

　　57《中朝关系通史》，第615页。

　　58《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165—3166页。参见《中朝关系通史》第628页。

　　59《中朝关系通史》第629页。

　　60《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540页。

　　61同上，第681页。

　　62日本先后通过驻朝使馆译员郑永邦、代理公使杉村等，以动乱损害商务，韩国无力平定，清应代其戡乱，日不会干预等语告袁世凯，袁亦转告李；且清驻日公使汪凤藻也在给李的电文中判断，日本国内“官民争执日益加剧，……决没有再外生事之余力”。李等由此决定出兵，落入日本所设的圈套。

　　63参见《中朝关系通史》第633页。

　　64《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552页。

　　65《庚子西狩丛谈》第109—110页。

　　66《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698页。

　　67陆奥宗光：《蹇蹇录》，参见《中朝关系通史》第632页。

　　68《中朝关系通史》第637页。

　　69《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706页。

　　70如驻朝清军统帅叶志超鉴于日本不断增兵，且开始派小队日军在牙山周边侦察，6月25日(旧历5月22日)电告李鸿章：“我愈坚定，彼愈猖獗，不添大兵，摄以威势，恐养痈成患，一溃难收。……务求中堂主持，将彻底情形转达总署，速发大兵，以弭大患。”但李复电认为，“彼断不能无故开战，切勿自我先挑衅”；嘱其“仍坚忍，勿张皇”。7月1日(旧历6月9日)，鉴于局势日益危险，叶再致电李鸿章：“倭日益猖獗，韩急望救援，各国调处，卒无成议。此时速派水陆大军由北来，超率所部由此前进，择要扼扎，托名护商，若至决裂，免致进兵无路，此上策也。否则，请派商轮三四只来牙，将我军撤回。盖我军为剿匪来，匪既受抚，随即撤回，亦系正办。撤后行文各国公使并日廷，申前次同撤之约，如彼不依，秋初再图大举，是为中策。若守此不动，徒见韩人受困于日，绝望于我，且军士既无战事，久役露处，暑雨受病，殊为可虑。”李认为“现正与日商，未便遽派大军，致生疑阻。”对于中策，则“虑示弱”，请示清廷决定，清廷亦犹豫不决，遂使前敌清军陷于不战不走的困境之中，丧失了军事上的主动。李鸿章想避战，在开战之前撤军是惟一的选择；日本初占朝鲜，控制消化需要时间，可为清廷赢得战备的时间。参见同上，第724—725页，763—764页。

　　71日本屡次欲同朝鲜建交，均为朝鲜拒绝。1871年9月，清廷与日本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和《中日通商章程》，1873年3月，日本借换约之机，试探清廷对日本欲与朝鲜建交的态度，清廷竟答复说：“中国对高丽虽与册封及正朔，然其内政与和战，皆高丽自主，与中国无关。”1875年江华岛事件后，日本以武力胁迫朝鲜与其谈判，朝鲜推说自己为清属国，不能自主。日本遂派森有礼来华交涉，当时中俄正进行归还伊黎的交涉，不愿多事，主持总署的恭亲王竟放弃宗主国的责任，答复日使：“朝鲜虽隶中国藩属，其本处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中国从不与闻。今日本欲与朝鲜修好，亦当由朝鲜自行主持。”日本以后就据此不承认朝鲜为清之属国，并强迫朝鲜与其签订了不平等的《江华条约》。以后清廷又授意朝鲜对外开放，与西方列强建交通商，试图“以夷制夷”，牵制对朝鲜有野心的日本和俄国。美国著名外交史家马士在其名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对清廷的这种做法评论说：“按照西方行事的照例办法来说，中国应看作是对朝鲜未尽责任。它既是宗主国，那么它就必须保护它的藩属，使之免于内忧外患。……这种不干涉政策竟然执行到那样的地步，致听任朝鲜随意和外国做条约上的安排。”参见该书第三卷第29页。此后清廷又转而实行全面控制政策，粗暴干涉朝鲜之内政外交。当日本派兵赴朝与清廷争夺朝鲜的控制权时，清廷无军事上的把握，一味求助于列强的调处，而当德、英等国提出由中、日、俄或多国订约保证朝鲜中立之时，清廷又以“不合体制”为名加以拒绝，失去了外交上的转机，最终陷入自己并不情愿的战争。

　　72《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708—710页。

　　73沈祖宪、吴罜生：《容庵弟子记》卷二。

　　74参见《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737—741页。

　　75参见同上，第752—753、758页。

　　767月11日，袁发烧躺倒，电告李鸿章：“凯素有发烧症，近因久病气虚，昨夜剧犯，头目昏瞀，周身疼痛，即延洋医诊视。据云热过百度，首置冰，始稍轻，似尚不致害事。……已饬唐守绍仪暂照料。唐优智略，明机宜，确有应变才，与韩西员均熟，必不至误。”《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773页。

　　77袁世凯去年已被清廷实授浙江温处道的实缺(即道员)，故简称袁道。

　　787月18日(旧历6月16日)，清廷下旨调袁回国。李鸿章当日电告袁世凯：“总署午电，本日奉旨：‘袁世凯著准其调回。钦此。’希将经手各事交唐绍仪代办即回津。鸿。”《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788页。

　　79参见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第117页。

　　80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第127页。

　　81宋恕(1861—1910)，字平子，号六斋，小名燕生，浙江(温州)平阳人。出身儒生世家，幼聪颖，通经史，16岁进学，后在书院任教。宋是当时著名维新派人士，曾以变法维新干谒张之洞、李鸿章，但因所论多为社会伦理、经济改革，未受重视。曾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宋怀有大志，有文才，与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为同志，然其志不得伸展，郁郁而终，年仅39岁。

　　82即吴长庆，武壮为其谥号。

　　83孙宝暄：《忘山庐日记》(上)，第307—308页。 
 
 
 



　
外交“双簧” [六] 
　
　　庚子事变后，为了挽救颓败的国势，慈禧太后不得不重新启动变法，而守旧派阵营的瓦解，使改良派成为新一轮变法运动的主导力量。本章开头所选奏折就是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就变法问题向朝廷提出的十条建议。李鸿章之死将袁世凯推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央，在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后，袁世凯依照他上陈朝廷的“十条”变法方针，广泛招揽人才，在教育、实业、军制、吏治等诸多方面开展了全面、扎实的变法维新活动，在不到六年的时间内，从战后的废墟上把直隶建设成为“如旭日之升，为全国所瞻具”的模范省份，充分表现出袁世凯非同寻常的行政才能，展示了他“治世之能臣”的一面。“得人才者兴”是句老掉牙的古训，但真正能做到的人并不多。袁世凯的北洋新政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正在于他重视人才并能知人善任，因材施用，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袁世凯罗致了大批人才，形成了更高层次的北洋班底，从而为其事业的发展奠立了坚实的基础。出长北洋的六年，是袁世凯一生中最有建树的六年，北洋新政为中国近代的洋务运动添写了光彩的篇章和圆满的结尾。从这个意义上说，袁世凯作为李鸿章之后的新一代改良主义领袖是名至实归的。

　　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1

　　(1901年4月25日)

　　奏：为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恭折缕晰驰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恭奉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上谕：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等因。钦此。伏读之下，钦悚难名。仰见皇太后、皇上宵旰焦劳，惩前毖后，咨儆百尔，一意振兴，诏求嘉谟，训词深痛，薄海臣庶，感动奋发，靡不涕零。环球列邦，共睹共闻，当亦同深钦服。臣忝膺疆寄，渥受国恩，值此时艰，莫能补救，夙夜愧愤，无地自容，敢不勉效一得之愚，仰恭圣明采纳。

　　臣维全局至重，庶政弥繁。当积重难返之秋，为改弦更张之计，因革损益，各有所宜。现或苦于人材之不敷，或绌于财力之不足，而又有浮议挠之，痼习蔽之，虽有良法美意，未易一概施行。臣权衡轻重缓急，通盘筹划，其骤难兴举者，贵乎循序渐进，不可操切以图；其亟须变更者，又贵乎明断力行，不为庞言所动。核其要在于熟审治法，能慎始乃能图终。探其本在于广植众材，能得人乃能行政。其余理财讲武，以次第施，因时制宜，兴利剔弊，而成效乃可得而言也。臣愚虑所及，不敢为繁重阔远之论，谨就言之易行，行之易效者胪列十条，敬为我皇太后、皇上陈之。

　　一、慎号令。号令者，国之大权，臣民之所钦仰也。必精审详度，计天下实可遵行者，而后毅然出之，决无反汗，期在必为，始可风动四方，日臻上理。倘不慎之于始，或发一号而窒碍多端，势将半途中辍。或施一令而流弊丛出，又将易辙而行。甚或破除积习，不便贪庸，群起撼摇，多方阻格。持之不坚，终将废置。迨号令频更，众情疑惑，遇有善政，亦且相率观望，视若具文，不肯力行，安能收效？现值国家变通政治之初，号令所颁，中外竦企。窃以为事欲经久，先在于法可通行。在朝廷博采旁咨，群策辐辏，凡遇臣工条陈事件，自必详加讨论，择善而从。然言之匪艰，行之惟难。设其中尚有应待推究之端，似宜饬将该条陈发还上言者明白详复，或发交资深望重诸疆臣妥议具奏，内外合谋，不厌精详。迨至禀承庙谟择定施行，便成万钧不移之势，无论如何为难，亦必坚持定见，始终不渝。臣下知其无可迁延，无可规避，自然奉行惟谨，奋力图功。于是明定赏罚，以示鼓励；限定岁月，以立程期；严申考成，以核功过。勤者有不次之擢，惰者无或贷之刑，庶人知劝惩，而百废不难俱举矣。

　　二、教官吏。人才登进，向重正途，究之释褐2之初，用非所学，类多娴于文艺，拙于政事。又自咸同军兴而后，保举捐纳，阶进日多，流品益杂。京员半受成于胥吏，外官恒借重于幕友。不但通达时务、干济世之变者百无一二，即求其能称职守，了然于分内应为之事，亦甚难其人。似亟须有以教之。拟请在京师设立课官院，简派明达王大臣督其事，由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各衙门，精选品学敦实，才识明通者入其中，分延教习，课以本国史学、掌故、政治、律例以及各国约章公法。一切西政、西史，各就性之所近，学之所习，分门别类，各专其业，严定课程，考其殿最。其优异者，即按其所执之业，而试以所宜之事。其志趣远大者，或派令出洋游历，以验其造诣而求其精实，回华之后，优予奖擢。并请饬下各行省，分设课吏馆，专就吏治、时务、交涉等项，择要辑书，发令候补人员学习。按月扃考，择其连取优等者，酌予委用。不过一二年间，京外官吏，皆知讲求实在经济，临事因应，自易措手。方今时艰日亟，需才孔殷。若待学校大兴、人才辈出之后，方使之莅官任事，势必有所不及。但就现有之官吏，设法造就，俾皆成为有用之材，彼既无废弃之忧，则鼓舞兴奋，收效必速。济急之方，莫先于此。

　　三、崇实学。百年之计，莫如树人。古今立国，得人则昌。作养人才，实为图治根本。查五洲各国，其富强最著者，学校必广，人才必多。中国情见事绌，亟思变计，兴学储才，洵刻不容缓矣。拟请饬将京师本有之大学堂认真整顿，竭力扩充。并饬下各行省厚筹经费，多设学堂，或仿照各国学校章程，区分等次，依次推广。务使僻壤穷乡，皆有庠序。择中外有裨实用之各项书籍及各国著有成效之各种学术，延师讲授，分门肄习。但目前师资无多，惟有译书之一法，最为便捷。似宜专派大员，考核各国书史，其已经译出者多刊广布，其未经译出者，精选译员译成汉文。一面分咨出使各国大臣，随地购书，选择咨送。近年来日本译书甚多，而洋人之久在中华者亦多有译本，均可搜罗印证，汇集成编，发交京外各学堂循序讲贯，以期学术一律而免分歧。并可酌聘洋员，为之教习。迨所学渐有门径，再分别资遣出洋，以资历练。将见风行海内，而才彦不难蔚兴矣。

　　四、增实科。夫当世无深明大事之人，故人才今不如古；当世无博达时务之人，故人才又中不如外。然近日取士，如必广求兼通古今中外之人，非但无此本末兼赅之士子，恐亦无此体用兼备之考官。虽立法极其精详，势必有所不行，即勉强行之，亦终于有名而无实。旧学似暂宜量为变通，旧科仍按期举行，不必一旦全废，但将各省岁科乡会各试取中定额，先行核减二成，另增实学一科，即将旧科所减之额，作为实科取中之数。拟请先饬沿海各省如南北洋、两广、闽浙各督臣会同妥议条规，按中西各学分门别类，募考实学。各省风气不一，暂不必拘定籍贯，亦不必分省限额。荟萃聚考，先仿佛童试规模，由该督臣等精选试员，认真校试，择优异者作为附生，再定期复试，取中者作为举人，再咨送礼部。由礼部会同总理衙门遴调试员，并奏请简派考官订期会试，中式者为进士。但各试虽皆以经济时务为重，亦必须能明四子书大义及有宋诸大儒理蕴，方准取中，以免趋末忘本之弊。成进士后，一体殿试，试以时务策论，不拘格式，不避忌讳，恭呈睿定，赐以出身。内用者各就所学专门，分法六部观政。其精通各国语言文字及熟谙各国政要者，发交总理衙门、出使大臣差遣；外用者发交各省督抚分别委用，并由各堂官、使臣、督抚等认真察看，一年期满，出具切实考语甄别，不准视为具文。倘有品行不端、心地难信者，随时参革。其旧科中额，每次递减二成，实科递增二成，以六成为度；使士子知所趋向，争自濯磨，皆渐勉为有用之材，以求奋于功名之路。迨三科之后，学堂中多成材之士，考官中亦多实学之人，即将旧科所留四成帖括中额概行废止，一并按照实科章程办理。而实科亦不必另行一途，仍旧各省一律举行。如此逐渐转移，而士风不难丕变矣。

　　五、开民智。中国腹省风气未开，士民囿于一隅，每至寡闻鲜见，一遇洋人，非存畏避之心，即起仇视之意。畏则甘受欺侮，仇则激生衅端。且于敌情国势，物产民风，窥察无从，隔膜必甚。亟须启其智慧，广其见闻，始可期彼此相安，兼可益民商生计。而开民智之法，各国重在报馆。惟中国各报馆，大半有文无行之士，作奸犯科之徒，依托洋商，影射煽惑，迹其张为幻，几使官家无之如何。似宜通饬各省，一律开设官报局。报端恭录谕旨，中间纪载京外各省政要，后附各国新政近事以及农工商矿各种学术。遴派公正明通委员董司其事，由省局分发外邑村镇，俾各处士民均得购览。并申明报律，将一切雌黄不经之说，暨干犯忌讳之词，概行禁除，专以启发民智为主，庶几风气日辟，耳目日新，既可利益民生，并可消弭教案。迨官报盛行，购阅者众，且可抵制各处托名牟利之洋报。纵各洋报馆未能一概禁闭，而销售渐滞，主笔者自有戒心，亦不敢再逞无稽之谈，以惑民听而乱人意矣。

　　六、重游历。春秋战国之世，晋文在外，晋悼游周；赵武灵入关而瞰秦王；滕文公过宋而见孟子，皆不惮远涉，视为故常。至于会盟之役，国君亲行；聘问之使，亲贵并遣，征诸往策，不可胜数。固以敦交邻之谊，亦以察与国之情。近今泰西各邦，储君亲王，遨游列国，尤为习见，揆其用意，实于古合。拟请简派王公，分赴外洋各国，慎选留心时务之京朝官随从游历，考究各国政治、学术、风土、人情，既资以广见闻，亦借以觇敌势，濡染既久，智慧日生。外洋情形，均得要领，回国任事，自善措施；遇有交涉，更无难于因应。各国见我风气日开，必渐见引重亲近。且彼之底蕴，已为我所洞悉，亦可稍戢横暴，不致任意欺凌。至京师各衙门人员，如有情愿出洋者，准其报由总理衙门详加考察，实系志趣正大，才堪造就者，亦可在出使经费项下，酌予川资，遣诣外洋游学。回华后切实考询，视其所得之浅深，以判优劣，而定黜陟。倘若亲贵中有以海外风涛为虑者，不妨先赴日本或中国通商各埠，就近游览，亦足以通知时局，稍识洋情，未始非成材捷速之一途。

　　七、定使例。各国凌我贫弱，遇事要挟，惟在办理交涉人员善为因应，以免失机偾事。是出使人员，关系绝重。查各国使例，英为最善。公使一途，重谙交涉；领事一途，重习商务。虽统名为使员，而其中实隐有区别。凡膺出使之任者，必为其政府所素信，及洞悉各国情事，始可充选。抵任后考究该国风土、政治，一切利弊与其意向动静，随时刺探，据实报明本国。职掌既重，任用尤专。其阶资迁擢，率不外乎本途，类由书记、翻译、参赞以次考功递升。常有数十年不离一国，亦有终其身专膺使命者。按其年限给假休息，差俸仍旧。有时外(交)部缺员，亦由使员内选调任用。故内外情通，洋务娴熟，交际之间，应付咸宜，而本国利益，在在均占先著。中国遣使，向无专途，随带人员，尤多冗杂。而任满受代，永难熟悉，似宜精选使才，先令在总理衙门当差，稍加历练，再因缺派往各国。其随带各项要差人员，均由总署在于实科登进之各司员内考取派充，概不准随意携带，亦不许无故调换。自使臣以下，均以久任为主。有时使臣易人，而所属各员，仍可照旧供差。仿照英例，立限给假休息。总署需员，亦分别堂司在使员中调用，庶总署使员，联为一气，呼吸相通。任久职专，情形透彻。遇有各国事案，自可算无遗策。且使员得人，敌情了然，既有诡谋，亦得以预为防范。使该员并可藉其土著，嗾嘱煽动，使他国与我为敌者，互相疑忌，藉以缓我祸机；又可相机联络，以分敌国之势。其中无形之作用，裨益良多。

　　八、辨名实。京外各官，禄入素薄，每不足以资赡养，而经理财赋厘税各差缺，率视为肥美之区，委之者名为调剂，任之者善于中饱。积习成风，牢不可破。而名实之混淆甚矣。夫薪俸之获，自公家者有限，而赢余之入私橐者无穷。推究其故，皆由无以养人之廉，遂亦无以禁人之贪耳。然此风不除，终难核实。虽欲振兴百度，力图富强，恐一法行而人皆缘法为奸，利尚未兴，弊已先伏，欲治之成，其道无由。似宜将京外各官廉俸，从优厘定，计足以资事畜养。又量差缺之优绌烦简，酌定经费以资办公。其散职冗员，无所事事者，分别裁并，节其薪俸以供挹注。而经手理财人员，不妨格外从优以杜侵蚀。此外凡财赋厘税所入，涓滴之微，锱铢之细，亦必列为公帑，不准稍有损耗。盖明予之千金有所不吝，而暗取之丝毫在所必严，有坐赃者尽法痛惩不贷。果能事事核实，不但赋税可期倍增，即将来仿行各国兴利致富诸法，亦可期有成效。综核名实之道，必当以此为先务。而理财得失，关键亦即系于此。昔原宪辞禄，孔子止之；圣人之用心，其必不肯导人以贪也明矣，盖虑远思深而维持者大矣。

　　九、裕度支。各国财政，途径纷繁，大要在采矿产、造铁路、兴商务、通货币及一切生财之道。凡利国利民者，靡不竭力经营，官吏提倡之，保护之，而又昭示大信，历久不渝。故上下交孚而利源日辟。其税则綦重，名目亦多，如人口、间架以逮印花之类，莫不有税。然其教民、卫民并为民代谋生计，实属无微不至。又事事核实，推诚布公，故重取于民而民不怨，多为之名而民不扰。近年来路矿邮政诸务，中国皆已举行，而收效尚需时日，非目前所能取济。似宜亟兴商务，以保利权而厚民生。现各省亦多有设立商务局者，不过具文，无裨实济。盖由官尊商卑，上下隔阂；官视商为鱼肉，商畏官如虎狼，局所虽多，徒滋纷扰。如欲切实整顿，必须办理商务者扫除在官习气，是官商一体，情意相通，并在各商萃聚之处，设立商会，分举董事，经纪其间；遇事联络声势，通力合作，以与洋商相角逐。有害则官为除之，有利则官为倡之，其有抑制凌铄者官为保护之，其有财力不逮者官为助成之。办理商务人员，又须常历各口(岸)，随时接见诸商，讨论中外商务情形，访询利病，相机兴革。又须与出洋人员，互通声息，协筹合谋，始可日有起色。至洋人以银元畅行内地，而中国以宝银反复熔铸；人(家)享大利，我受耗损，所亏甚巨，流弊实深。似宜亟照迭次议定成法，通饬各省购机设局，赶造银元。每元通按库平(银)一两制造，小者递减。务使天下一律，不得有参差搀杂之弊，并可造纸币以辅行之，设官商合办银行以流通之。其解部放饷各款，均依次改用银币。但能办理得法，士民见信，则铸钱之提减成色，银行之出入子母，纸币之现存腾挪，自可周转不穷，坐获厚利。至各国税重且繁，欲仿行之，先宜慎择。拟请饬下出使大臣，访查各国税章，择其裕国而不病民，可以推行中国者，汇录奏闻。再发交各疆臣，各就地方情形会议增减，以期行之无弊。迨利源日拓，库帑日充，然后因富求强，势自顺而事自易矣。

　　十、修武备。各国士农工商兵，均有专学，而兵学尤重。盖诸强国犬牙交错，势均力敌，各怀吞并，亟图自保，不得不竞修武备。往往穷通国之全力，殚数十年之经营，竭千万人之智巧，以切究而精求之。又互相师法，兼长弃短，日新月异，几无止境。故能出奇制胜，美备聿臻。考其兵事之根原，大都植基于学校，凡军中应用之物、应有之义、应知之理，无不逐一讲求。将皆知学，士皆素练，兹其所以强也。中国兵事，本无专学，应试士子，向取弓、矢、刀、石；用之今日，既非所宜，而营兵之执持枪炮者，又多不知运用理法。将弁半起家于卒伍，但凭血气，绝少谋略，斯其所以弱也。似宜通饬各省，多设武备学堂，广储将才。凡中外兵法、战法、天算、舆地、测绘、器械以及技艺、工程各学，均须切实讲习。其南北洋各省学堂原有之生徒，业经学有规模者，即仿照文场实科取士办法，酌减各省武试定额二成，移作武备生徒中额。每次按成递互增减，俾天下挽强引重之士，皆变为技精略裕之材。而武试旧科，亦将不废而自废。至各省军政，必须划一。拟请简派知兵大员，详订营制操法及选将募兵各条规，请旨颁发各省遵照办理。随时特派大员分往查阅，严定赏罚，不稍假借。又宜分调各省军营弁目，按省份之大小，定人数之多寡，以二百人至五百人为率，萃集一处，遴派大员，督率训练。择武备切用学问，分别教授二三年后，稍有成规即遣回原省转相授受。再另调新班，更番轮练。各省操法，自易一律，遇有调发，亦易收指臂相使之效。至器械为士卒之卫，固贵精利，尤忌参差。现新约将订，增购军火自属为难，然既不能取资于人，即当反求诸己，断不可因噎废食。似宜饬下向有制造各省，重资募匠，先讲求锻炼钢铁各料之法，再仿造机器，逐渐推广，以制军火器械。考定一式，俾免歧异。各省需用，备价购取。如有粗窳等弊，准由购取省份指实严参，追回原价。但能实力兴办，多方奖掖。华人技巧，不让西人，且华工之糊口外洋者甚多，亦可设法招徕优豢器使。国家悬的以求，士民望风奔赴，将见良工巧匠，辐辏并进。行之渐久，考之愈精，必不乏精械利器以供捍卫之用。惟司其事者，必须慎选精通制造理法，而又性情坚定、不惮烦难者为之，方可提纲挈领，始终经理，以底于成。自强之要，不外是矣。

　　以上十条，虽皆卑无高论，务期切而易施，敢竭愚忱，恭应明诏。抑臣更有进者，中国自甲午以来，积弱甚矣。复当大衅，创巨痛深，财绌力殚，益贫益弱。忧时之士，咸虑不支，臣独以为未也。在昔越王勾践，困辱备尝，生聚十年，卒雪大耻。近世普法之战，法几不国，经营未久，复抗群雄。日本一岛国耳，幅员不及我之三省，明治维新遂成望国。况我中国土地之广，人民之众，物产之饶为万国所不逮，果能切实整顿，力求富强，取人之长，补我所短，行见事半于人，功效倍之。伏愿我皇太后、皇上兢业一心，恢张百度，行之以渐，不责近功，持之以恒，不摇定见。斯治安之理已得，即强盛之效可期。臣至愚极庸，愧不能上分主忧，下裨时局。然而天良具在，忠愤难忘，惟有勉殚血诚，力图振作。尤当凛遵公尔忘私、实事求是之圣训，以时时儆于厥心，冀可稍答高厚生成于万一。

　　所有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缘由，是否有当，谨恭折由驿缕晰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1901年9月7日(旧历七月二十五日)，庆亲王、李鸿章代表清廷与德、奥、比、西、美、法、英、意、日、荷、俄等十一国代表签订了《辛丑和约》十二款，签字当天，七十九岁高龄的李鸿章已经是“力疾”扶病出席了。9月17日，联军完全撤出北京；但事情并不算完，天津还处于联军都统衙门的管理之下，这是要在赔款付清之后才能交还的。更大的问题还在东北，东三省在俄国人手里，要想收回来不那么容易。俄国人的要价很高，正在等着开谈判，不用说这又非李鸿章不可了。不满足俄国的要求，东三省收不回来，那可是大清的发祥地和祖坟所在；答应俄国的要求，闹不好列强会再次群起效尤，中国很可能就此被瓜分。列强的逼迫威胁，内部的分歧掣肘，太后的遥控牵制，终于把为大清这辆破车驾了一辈子辕的老马给累倒了，10月30日，李鸿章肝病发作“呕血”，11月7日，撒手人寰。

　　裴景福曾在鸿章手下作官，老李离粤北上之前，曾向他透露过自己的心曲。“庚子六月，文忠(即鸿章)奉命入都议和。是月21日，自广州登舟，裴前往送行。其他官员全都不见，独以乡里后进召裴入见。当时十分炎热，文忠穿着细葛蓝布短衫，足着山东式样的鞋子，靠着一架小藤躺椅。”在谈了一阵地方上的政务之后——

　　裴(景福)说：“公已调补北洋了，诸位领事们(指各国驻广州领事)今晨已得知电报，全都额首相庆呐。”文忠忽然捋着胡须自言自语说：“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过了一会儿又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京师遭难，根本虽已动摇，然而慰亭(即袁世凯)支撑着山东，香涛(即张之洞)、岘庄(即刘坤一)全都有确定的见识，必会联络保全，不至于一蹶不振。以各国兵力论之，京师危急，当在八九月之交。但聂功亭(即聂士成)已阵亡，马(玉昆)宋(庆)军已经零落，牵制(联军)必不得力。日本调兵速度最快，英国人再帮助它，恐怕七八月(京城)已不保了。”说到这里，潸然泪下，说：“内乱怎样能止得住呢？”久久没有其他的话。裴将要告辞而出时，文忠止住他说：“潮水还没有来，先不用着忙。”于是自己喝牛奶，而命以荷兰汽水待客。裴又开口问道：“万一都城守不住，公进京打算怎么办？”(李)回答说：“必会有三大问题：剿拳匪以示威，惩罪魁以泄愤，先以此二者要挟我，而后注重兵费赔偿，这是势所必至的。(至于)兵费赔款数目的多少，此时尚不能预料，惟有极力研磨(拖延商讨)，展缓年份，还不知做得到做不到？我已垂垂老矣，还能活几年？总之，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钟不响了，和尚也就死了。”说话间涕下如雨。裴亦怆然，于是告辞。文忠命取相片来相赠，送到舱口，仍拉着手再三叮嘱说：“地方要紧。”裴答应着登岸，而安平船遂起锚而去。3

　　老成谋国，不计毁誉，心态苍凉，闻之令人鼻酸。而老李之死的主因，除了为太后和义和团闹出来的庚子事变善后，累得心力交瘁而外，就是俄国人的要挟逼迫了。东三省的交涉与李鸿章之死，与中国近代史上诸多重大事件的发展有重要关联，所以我们先要简单补叙一下庚子事变中俄国的表现。

　　庚子事变期间，联军在京津正面战场上的部队总数不过六万六千五百人左右(包括瓦德西所率领的、没能赶上战斗的二万二千五百人的德军，他们是在北京陷落一周后，才在大沽登陆的)，这其中的俄军只有四千八百人。但在不那么引人注意的东北方面，入侵的俄军竟达十五万人之多，很显然，俄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它所刻意经营的，是其处心积虑已久的中国东北。

　　在这之前，俄国虽已骗走了大半个东北(这里是在蒋廷黻先生所说的“大东北”涵义上使用“东北”一词)，但在黑龙江右岸还有若干属于中国的飞地，有土生土长的少数民族和生意人在那里居住。东三省(当时东北尚未建省，统称满洲，由于是所谓“龙兴之地”，对外不开放，由几个满族将军带兵驻守)的将军们都是满族人，对太后编练义和团打洋人的上谕奉命惟谨，盛京(即今沈阳)、吉林也小规模地闹起了义和团，这就给了沙俄极好的借口，实施其攫夺更多权益的计划。

　　7月中旬，俄军从海兰泡(位于黑河对岸，原名孟家屯，今俄国布拉戈维申斯克)越界渡江；次日起，在海兰泡居住的六千多(大多是做生意的)中国人，被分批押解到黑龙江边，强行驱赶入水。掉队或拒绝泅水者，被俄军用斧子、刺刀砍杀。游过江的中国人仅八十余人，大部分人被杀或在江中淹死。

　　同时，俄军将中国人集中居住的“江东六十四屯”(在瑷珲对面，黑龙江以北)焚掠一空，居民或被砍杀或被驱赶进江中溺死，惨死七千多人。8月14日，俄国阿穆尔省总督宣布黑龙江右岸土地全部并归俄国所有。希望国人不要忘记黑龙江畔这些同胞的冤魂。

　　俄军过江后即分三路向东北纵深挺进。8月28，黑龙江城(即齐齐哈尔)失守，黑龙江将军寿山自杀。另两路俄军分别由松花江与黑龙江交汇处的哈喇苏苏(又称三姓，今黑龙江依兰)和中朝边境的珲春入侵吉林，吉林将军长顺奉清廷之命“停战讲和”，9月21日俄军进入吉林，收缴全省所有枪支和官府的现银。俄军的南路，由屯驻旅顺的俄军北进，8月1日攻陷盖平和熊岳，以后相继攻陷海城、牛庄、辽阳、铁岭等地，10月2日占领盛京(沈阳)，偏师直下山海关，与关内的俄军会合。至此，东北全境基本上落入俄国的掌握之中。

　　11月9日，逃到义州的盛京将军增祺派部下周冕与俄国总督阿莱谢耶夫(Alexieff)的代表在旅顺订立了《奉天交地暂且约章》(简称《增阿暂章》)，主要条款有：允许俄国建立哈尔滨至旅顺的铁路；中国交出军火炮台，解散军队；营口暂由俄国人管理；俄国派官员驻盛京参与“紧要大事”；俄派兵协助地方上的治安巡捕等等4。16日增祺与阿莱谢耶夫批准了《增阿暂章》。但是由于当时交通通讯不通(太后一行正在“西狩”途中)，增祺此举未能事先请示朝廷，因此当太后知道他竟敢与洋人私订约章，大为恼怒，次年(1901年)1月18日，命驻俄公使杨儒向俄国外务部声明不予承认，并将增祺交部严加议处。

　　其实，《增阿暂章》不仅慈禧不满意，俄国那一头也不满意。清廷既然不予承认，俄国乐得同意废除《暂章》，并由外(务)部尚书拉姆斯独夫向杨儒提出了一份更为苛刻的“东三省交地事约稿”，主要内容是：一、俄允将满洲全行交还中国，吏治一切照旧；二、留兵一部保护铁路，至地方平靖及中国将本约末四款办到之日止；三、如遇变急，留驻之兵，全力助中国弹压；四、中国允于路工未竣及开行以前，不设兵队，他日设兵须与俄国商定数目，军火禁入满洲；五、凡将军大员办事不合邦交，经俄声诉，即予革职，满洲内地可设马步巡捕，与俄商定数目；六、中国北境水陆师不用他国人训练；七、划金州于旅大租借地内；八、满蒙新疆等处路矿及他项利益，非俄允许，不得让与他国，或中国自行筑路，除牛庄外不得将地租与他国人；九、此次俄兵费、各国赔款，均应清还，俄人赔款数目期限抵押，与各国会同办理；十、被毁铁路，及公司工(程)师被劫产业，及迟设路工赔费，均由中国与公司商赔；十一、上项赔款可与公司商定，将全数或分出若干，以他项利益作抵，该利益可酌改旧合同，或另让利益；十二、照中国前允成议，自干路或支路向北京另造一路，直达长城，照现行路章办理。5

　　由于俄国所提条件大有独吞满蒙权益之意，引起了视东北为其“国防外线”的日本的极度恐慌和不满。于是日本拉俄国的老对头英国和德国共同向中国施压，劝中国勿与“别国”(即俄国)另定割让土地及独享利益的条约，一切条约应与各国公同商办。清廷的态度是以夷制夷，利用英美德日劝阻俄国，中国则尽可能地两边都不得罪，总的原则是“因应机宜，善为操纵”。俄国公使格尔思则威胁李鸿章说，中国如果听信各国谗言，不愿立约，则满洲必永为俄国占领，此事与各国无关，应置之不理。3月18日，俄国发出签约的最后通牒，限令中国26日之前签字。李鸿章的对策是拖，后来又利用列强间的矛盾，提议先定公约，后议专约，将此事暂时搁置了起来。

　　由于想在“公约”之外谋求更大的特殊利益，俄国向清廷秘密提出的条件，都是一些上不得台面的东西。清廷于是通过刘坤一、张之洞等向英、日等国透露俄国的要求，激起了这些国家的强烈反弹。迫于压力，4月12日，俄外务部向英美德三国公使否认俄曾向中国提出过特殊要求。之前(4月8日)，俄驻日公使也通知日本外相加藤，中俄立约作罢，东三省仍照以前办理，加藤当即转告清廷驻日公使李盛铎，并叮嘱俄若再有诱逼情事可随时与英、日密商。诚如张之洞所说，中国此时的生机全赖“各国牵制”四个字了6。

　　但是，俄国是不会无代价地将东三省璧还的，其他列强当然也不甘心俄国独吞东北的权益，尤其是日本，在它看来，俄独吞东北，对日本简直就是生死攸关的事情。列强在中国问题上，本来就是矛盾重重，根本就不可能形成一致的对华政策，是太后闹义和团把它们闹到了一张床上。即便如此，列强仍然是同床异梦的，其中俄国尤其狡诈。庚子年的闰8月初4日，在马上就要拿下盛京，实现自己的战略目的时，俄国忽然向其他列强递交了一份照会，宣称解救各国使馆的任务已经完成，俄军及其公使馆人员将一并撤退到天津，等候清廷派出的谈判代表。这对原想团结一致压迫清廷做出最大让步和赔偿的其他列强，分明是拆台；对清廷而言，则是示好。他们为什么要撤到天津？因为负责谈判的全权大臣李鸿章要从那里上岸，而李鸿章被俄国视为“亲俄派”，奇货可居，所以一下船就被俄国派兵严密保护了起来。相对于李鸿章，另一位全权大臣庆亲王则被认为是亲英日的，但在外交折冲方面，他还是个小儿科，老李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据荣禄在京的眼线张翼向他密报说，在与列强的谈判中，老李主持一切，“大权独揽，左右无人也”，“甚至电奏照会竟有先发行而后知会者，一切独断独行，决无与庆邸(即庆亲王)就商之时7。”尽管与朝廷往来的电文公函，庆亲王由于地位尊贵，名衔始终都列在老李前面，但老李功在国家，有本钱倚老卖老。太后简直把大清的江山和自己的命运全押在了老李一个人身上：“该大学士此行，不特安危系之，抑且存亡系之，旋转乾坤，匪异人任，勉为其难，所厚望焉8。”

　　俄国人原以为老李收过他们的钱，这次也会像强租旅大那次一样合作，不想老李亲俄不假，但在关系国家重大权益的问题上，还是顶住了压力。1901年10月10日，俄国公使向李提出以俄华道胜银行名义办约，以避列强耳目，他拒绝了。此后俄使又不断威逼利诱，直到老李去世前一个小时，俄国公使还在病榻前逼他签字。所以老李之死，一是让太后搅得一团糟的国事给累的，一是让列强尤其是俄国人给逼的。平心而论，明知道必会丧权辱国，背上历史千载骂名(像“汉奸”、“卖国贼”这类骂名老李至今已经背了一百多年)的这类谈判，别人避之惟恐不及，老李虽不情愿，但为挽救神州于陆沉，“虽千万人，吾往矣”，这种忍辱负重的勇气和老成谋国的责任感，令人佩服。要知道，那些一向骂老李“汉奸”、“卖国”的翰林和御史们此时都如“久旱之望云霓”，盼着他来收拾好残局呢。“于时列国军队尚纷屯京、津间，两宫西狩未还，生民喘息甫苏，中外喁喁仰望李相若长城。顿闻噩耗，举国惶骇，朝廷亦怵然9。”得知李鸿章的死讯时，太后一行正在回銮的路上，消息传来时，当时随从扈驾的吴永描述了行在的场面和感想： 
 
 
 



　
外交“双簧” [七] 
　
　　随即得到京师来电：合肥相国，已于今日午刻逝世。得此噩耗，猛的如片石压入心坎之中，觉得眼前的百花，立时都颜色惨淡。听说两宫震惊痛悼得失去了常态，随驾人员，乃至于太监、卫士，无不相顾错愕，如同大梁和柱子倒塌下来，骤然间失去了倚恃一样。到了这样的关键时刻，才开始知道元老大臣对于国家安危的分量。想来此时中外朝野，必会抱有同样的感想；即使平时极力诋毁之人，至此也不能不为之扼腕叹息。公道所在，决不是人力所造成的！公之隆勋伟绩，自然昭昭在人耳目。晚年因中日那场战争，虽不免于成为舆论的众矢之的。然而自从此番再起，全国人士，都知道扶危定倾，拯救此次大难，毕竟非公莫属。渐渐觉得称誉多而毁谤少，黄花晚节，重见芬芳，这也是公(之事业)的回光返照吧。10

　　对于袁世凯来说，李鸿章之死则把他推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央，使他在即将开始的新一轮变法活动中脱颖而出，成为北洋新一代的领袖人物，所以老李的去世也就成为关乎袁世凯一生机运的关键事件了。

　　李鸿章的病危不仅在国内引起了不安，也使洋人感到担心，因为直隶总督例兼北洋大臣，负有对外交涉的重任，因而列强均希望能有一位既懂得外交，又对洋人友好的人出任此职，他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都转向了袁世凯。11月6日，德国公使在武昌会见张之洞时，表达了列强希望袁世凯接替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的意愿；次日，张据此电告军机处“年来各国提督领事皆盼以袁世凯为北洋大臣”。当天，李鸿章去世，遗折附片中也力荐袁世凯，说袁“足智多谋，规模宏远”，甚至有“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的评语，褒奖可谓不余遗力，据说是出自当时在李鸿章幕府的于晦若之手笔11。袁世凯前一阵子嘘寒问暖，雪中送炭的效应极佳，太后对袁印象深刻，好感倍增，此时又收到这一内一外两封电报，当即电谕晋封李鸿章一等侯爵，谥文忠，追赠太傅，入祀贤良祠；由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张人骏为山东巡抚，另派王文韶接替李鸿章为全权大臣。按通常作法，总督或巡抚出缺，例应由所在省份的布政使(藩司)暂时署理，等候朝廷选派的新官就任，直接调用外省巡抚署理总督越出了常规，表明朝廷人选已定。不久后，朝廷封赏有功大员，袁世凯因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共保东南疆土，尽心筹划，均属卓著勋劳，自应同膺懋赏”，而被赏加太子少保头衔。据袁的女儿回忆，袁世凯特别喜欢这个头衔，“他最喜欢人们称呼他为‘袁宫保’。所以我们家的佣人们，在他没有做总统以前，是一直称呼他‘宫保’的12。”袁世凯此时的风头无人能比，太后对他的期望正殷，倒是他的那位老上司开始对他不放心了。

　　11月16日，得知清廷新的人事任命后，德国公使对张人骏出任山东巡抚表示疑虑，并授意张之洞电请以山东归并直隶，由袁世凯兼管，改称直东总督，但为荣禄所阻。

　　一日在军机堂，文忠(即荣禄)掉过头对先公(即郭曾，当时兼任军机章京)说：“慰庭(即袁世凯，字慰庭)想要以直隶总督兼领山东，你的意思如何？在过去有先例吗？”先公悚然说：“过去鄂文端、年羹尧等虽有先例，然而全是因为用兵而暂时节制，不是今天所宜援引的事例。”文忠赞成他的话，既而叹息说：“这个人有大志向，我在，尚可以驾驭得住，然而将来终当出人头地。”13

　　庚子事变后，在惩办“闹教”的元凶祸首的交涉中，迫于列强的压力，载漪、载澜被充军，载勋、赵舒翘被赐自尽，载濂、载滢、溥静则被削爵，交宗人府圈禁，刚毅病故，裕禄、徐桐、崇绮自杀，启秀、英年、徐承煜被处斩。这样，太后训政后组成的那个老班底和守旧派圈子可以说是凋零殆尽，全面瓦解了。两宫驻跸西安时的军机处只有荣禄、王文韶、鹿传霖和瞿鸿?四人，鹿、瞿二人为新进，“学习行走”；国家大政乃至朝廷的安危都握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和袁世凯这些改良派大臣的手中。太后痛定思痛，也感到照老法子是没办法应付危局，治理国家了，于是“西宫锐意变法，急于求治”，亲自挂帅，当起改革变法的带头人来了。而作为军机领班大臣的荣禄，“为保全名声计，亦颇怂恿14”。1901年1月10日、10月2日、1902年1月1日，太后连颁三道懿旨，宣示自己变法图强的决心：“尔中外臣工，须知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亦即中国民生之转机。予与皇帝为宗庙计，为臣民计，舍此更无他策。尔诸臣受恩深重，务当将应行变通兴革诸事，力任其难，破除积习，以期补救时艰15。”为了显示变法的诚意，1901年4月21日，朝廷宣布设立督办政务处，其组成人员为：庆亲王奕、大学士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户部尚书鹿传霖，刘坤一、张之洞也“遥为参与”(稍后，袁世凯也被任命为督办政务大臣)。督办政务处的职能则是“体察时势，抉择精当，分别可行不可行，并考察其行之力不力”，“各该王大臣等于一切因革事宜，务当和衷商榷，悉心评议，次第奏闻。…俟回銮后切实颁行，示天下以必信必果、无党无偏之意16。”看到这里，细心的读者应该能够记起来，戊戌年光绪和康有为一直想开设的制度局和懋勤殿，不就是这么一个务虚和参谋决策的机构吗？历史仿佛转了一圈，又回到变法维新的轨道上来了，让人不能不感叹形势比人强，即使强横如太后者，也不能不顺应潮流。在督办政务处中，很显然改良派占据了上风，庆王只是个空头的领衔，大主意实际上全由李、刘、张三个人拿。在两宫回銮之前，清廷陆续出台的改革措施有：

　　5月26日，整顿各部部务，裁汰书吏；

　　6月3日，重开经济特科，命内外大臣保荐人才；

　　6月5日，整顿翰林院，编检以上和新科翰林均须入京师大学堂学习政治学；

　　7月5日，命出使各国大臣访察留学生，咨送回国，听候考试录用；

　　7月24日，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庆亲王为总理大臣，王文韶、瞿鸿?为会办大臣，瞿鸿?兼外务部尚书；

　　8月29日，诏自明年开始，乡、会试废八股，试策论；

　　9月11日，命令停止捐纳实缺；

　　9月14日，命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厅及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

　　9月16日，命令各省选派学生出洋游学；

　　10月2日，太后再颁懿旨，责成中外臣工，将应行变通兴革诸事，力任其难，破除积习，以期补救时艰，并将刘坤一、张之洞会奏整顿中法以行西法各条，随时择要办理。

　　这样，戊戌之后反动、保守的严冬已经过去，变法维新的春天再度来临。袁世凯在这种大气候中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实在是难得的际遇，因为他不仅拥有了必要的权位，而且有了适宜的政治环境，使他可以把自己一贯的主张和想法付诸实践，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开启了一个改良主义的新时代——“北洋新政”的时代。我们在本章开头看到的奏章，就是袁世凯响应太后1月10日的懿旨，陈述自己对“应兴应革”诸事的意见，此时他还在山东巡抚任上，但“十条”已经是他自己未来从事新政的纲领性文件。

　　袁的“十条”，不为“繁重阔远之论”，而注重于“言之易行，行之易效者”；看似“卑无高论”，但却“切而易行”。综核其十条建议，可以看出袁世凯变法的总方针是“其骤难兴举者，贵乎循序渐进，不可操切以图；其亟须变更者，又贵乎明断力行，不为庞言所动。”其要点在于“熟审治法，慎始图终”，即“(朝廷)内外合谋，不厌精详。迨至……择定施行，便成万钧不移之势，无论如何为难，亦必坚持定见，始终不移。”其根本则在于“广植众材，能得人乃能行政”。办事首要在得人，得人还在知人善任，用人不疑，让人才放手做事，则“其余理财讲武，以次递进，因时制宜。”(上所引均见于奏折)袁世凯不仅是这么想的，这么说的，从其北洋新政的实践来看，他也是这么做的。

　　袁世凯一生事业的成功，在决定的因素上是他重视并善于笼络和使用人才，北洋新政就是十分明显的例证。从他所上奏的“十条”看，除第一条提纲挈领地陈述自己对变法方针的看法而外，后面六条都是从不同的方面讲人才的作育培养，后三条则分别论列吏治、理财和武备，重点显然是放在了“广植众材，能得人乃能行政”上面。联系到直隶北洋新政的实际，我们可以看到，袁世凯是把“十条”中的想法完全贯彻于变法的实践之中了。北洋新政，其侔侔大者，在大办学堂，在振兴实业，在扩练新军。在这三大方面，都可以看到袁世凯知人善任和作育人才的杰出表现。

　　什么叫知人善任？把最合适的人选放在他们才能最得施展的位置上就是知人善任。下面我们来看看袁世凯的做法。

　　北洋新政最为人所称道的就是大办学堂，作育人才。袁世凯上任伊始，即把普及教育，作为“经国要图”，在布政、按察二司之外，设立学校司，作为全省兴办教育的最高管理机关。截至1906年6月，直隶所办大学计有北洋大学堂、高等学堂、北洋医学堂、高等工业学堂、高等农业学堂五所，初等农工业学堂暨工艺局附设艺徒学堂(相当于现代的专科学校)二十一所，优级师范学堂一所，初级师范学堂及传习所八十九所，中学堂二十七所，高等小学堂一百八十二所，初等小学堂四千一百六十二所，女师范学堂一所，女学堂四十所，胥吏学堂十八所，此外尚有客籍学堂、图算学堂、电报学堂各一所。“凡已见册报者，入学人数共八万六千六百五十二人，而半日、半夜学堂不计焉。合诸武备、巡警等学堂以及册报未齐者，总数不下十万人17。”仅就直隶总督任内，袁世凯所办的重要学堂就有：

　　北洋医学堂(1902年)；

　　北洋武备学堂、北洋巡警学堂、北洋工艺学堂、北洋大学堂(1903年)；

　　北洋军医学堂、马医学堂、军械学堂、经理(军需)学堂、图算学堂(1904年)；

　　天津高等女学堂、天津初级师范学堂、宪兵学堂(1905年)；

　　北洋师范学堂、北洋女子师范学堂、保定军官学堂、测绘学堂(1906年)；

　　北洋法政学堂(1907年)。18

　　而且如此众多的学堂，绝大部分不是靠公费，而是通过民间募集资金建立起来的；“官绅协力，风气潜移。故以凋敝之余，而捐资设学者不绝，公立、私立，月有所闻”。办学成绩，蔚为可观。而这个成绩的取得，与袁世凯慧眼识人，放手任用严修等人是分不开的。

　　严修(1860—1929)，字范孙，直隶天津人。光绪癸未年(1883)进士，散馆后授翰林院编修，后出任贵州学政。严修年轻时师事陈奉周，“奉周博文，通西学，深受讲贯之益。”此后严一直钻研西学，自修过数学、几何、音律、天文、格致、医学、化学和外语等多门新学，在贵州学政任上，创建了贵州第一座经世学堂，并把算学作为考试科目之一。学生入学后，须学习格致、算学等新学科目，在缺乏新学师资的情况下，他自己先行学习，然后为学生答疑解惑19。戊戌变法时严修因奏设经济特科而出名，梁启超曾评论此事说：“当时八股未废，得此亦稍足新耳目，盖实新政最初之起点也20。”严修与徐世昌为翰林院的同僚，戊戌年四月，严因倡议经济特科开罪于守旧派官僚21，愤而辞官，返津后曾到小站拜访徐，得遇袁世凯，畅谈变法22，严“深佩其才及其强兵御侮之志。同时，袁氏亦主倡新学，于是引为知己23。”严辞官归里后，一心办学，认为教育是强国的基础，曾自费赴日本考察教育，后来天津著名的南开大学就是严修创办的。袁世凯设立学校司之初，委派布政使胡景桂为督办，但胡是旧学出身，对现代教育所知不多，因而袁力聘严修出长学校司。严就任学校司督办之后，于1904年再次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实地参观各级各类学校，亲自到日本文部省听讲达十次之多。直隶学界在有了这么一位热爱并懂得现代教育的长官之后，面貌大为改观。袁世凯还聘请了美国驻天津副领事丁家立为西学总教习，聘请了东京音乐学校校长渡边龙圣为教育顾问。袁世凯自己也带头捐银两万两赞助办学，清廷颁发给他“嘉惠儒林”和“兴贤育材”两块匾额以资褒奖。袁对严修十分尊重，放手使用，他曾对人说：“我治理直隶的政策是，练兵的事情我自任之，办学的事情则听任严先生所为，我供其指挥而已24。”1905年，清廷中央机构改革，设立学部，袁世凯即保举严修出任学部侍郎。当时学部尚书由袁在山东时的另一熟人、军机大臣荣庆25兼任，荣、严二人都与袁有很深的渊源(袁任山东巡抚时，荣为山东学政)，而严修在学校教育上尤有心得造诣，故荣庆也乐于与之配合，二人和衷共济，相得益彰。此期间学部的措置兴革，都明显带有直隶的色彩。

　　北洋新政的另一突出成就在于兴办实业。袁世凯大力振兴工商的一个重要动机是为其推行新政和扩充军力筹措款项。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历来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但农业的收入微薄，是所谓“丰年仅止于温饱，荒年不免于沟壑”的产业，政府不可能通过大幅度提高税赋增加财政收入。中国甲午以来内乱外患不断，政府财政一直处于严重匮乏状态，甲午和庚子的战败又背负了高额的战争赔款，因而财力支绌到了极点。庚子之后，清朝的国防主力军——武卫军除袁世凯的右军之外，基本上已被打散击垮，京畿防务空虚，亟须重新组建新军，这个任务不用说又落到了袁世凯的头上。但编练新军，在在离不开金钱，可以说袁世凯自小站练兵以来，就一直为筹饷的问题所苦恼。现在他出任封疆，上马治军，下马治民，拥有了地方行政大权，又赶上了改革的好年头，因而上任之初，就把自己在山东打算干而没有来得及干的事情，作为在直隶大展拳脚的重头戏来办。大办实业，广开富源，可以说是北洋新政的另一块基石。

　　庚子以前，天津由民族资本创办的企业不过四五家，资本额约为一百一十一万元；但自新政开始后至辛亥革命前夕，近代工业企业已经发展到一百三十五家，资本总额达倒二千九百二十万元。1910年农历五月，南京举办了全国第一次劝业会(相当于现代的博览会)，直隶提供的展品达一万二千一百一十件，获得特别优秀奖六个，超等奖八个，优秀奖十八个，金牌奖五十八个，银牌奖一百四十二个；会后得奖展品还送到国外参展26。当时以办实业知名，素来看不起袁世凯的张謇参观了直隶馆，也不得不承认袁办实业的成就，“颇觉得袁作为直隶总督之能任事，毕竟与人不同。(直隶展品)工艺真有独特高明之处，江苏不如也27。”

　　京津直隶在庚子变乱之后，百业凋敝，袁世凯为收拾这个局面，重用了老世交的子弟周学熙，这又反映出袁世凯在识拔人才方面过人的眼光和魄力。周学熙(1865—1947)，字缉之，号定吾，又号止庵，安徽建德人。光绪癸已年(1893)顺天乡试举人，此后屡次会试不第，遂弃举业转攻制艺。1898年6月，周受当时北洋大臣裕禄委派，会办开平矿务局，10月升为总办。八国联军进攻津、京时，开平矿务局督办张翼，擅自将开平矿股权转让于英国墨林公司，周愤而辞职，转赴山东投奔袁世凯。周所以投袁，在于袁世凯与他的父亲周馥是世交，袁的堂叔袁保龄与周馥同在李鸿章幕府多年，交情很深，袁初入仕途时，周曾多方照拂。而周学熙在山东主要是帮袁开办铜元局，不仅成效显著，而且表现出了杰出的理财能力，正是袁世凯作为行政长官所亟缺的人才。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周虽生长于官宦人家，但绝无纨绔恶习，生活朴素，操守颇严。民国初年任财政总长时，仍穿着家乡的土布袜子，一向黎明即起，午前8时准时到部视事，“居官刚介，为杜绝干谒之渐，遂严禁子弟入公门。有过门入者，严厉呵斥不贷28”，使财政部风气为之一变。他“于往哲中，慕范文正(即范仲淹，文正为其谥号)之为人，尝以裨益民生为己任29。”而且“平日不作高论，惟脚踏实地，逐步施行，赴之以敏，守之以勤，持之以恒30。”由于周所具有的这些能力和品质，使他成为袁世凯在财政上最为信任和倚重之人。袁主政北洋时，很自然地将兴办实业和理财的重任交付于他，而周也确实不辜负袁的期望，为推动北洋实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周在北洋的第一个主要贡献是稳定金融。天津陷落时，联军放手抢掠三天，将各衙门的藏银一掠而空，据说仅从长芦盐运使署就掠走了二百余万两白银。所以战后银根极紧，每千两现银贴水高达三百三十两，物价上涨两倍以上。袁世凯接收天津后，确定“首先维持市面为要务”，于1902年8月设立天津商务局，委托吴懋鼎、王宗堂等人为局董。1903年5月，批准设立天津商务公所，以天津知府凌福彭为督办，绅商宁世福、幺联元等为董事，采取缓偿新旧欠债、畅行钱票、设立银行、厘卡恢复旧章等四项措施，“一时全津欢声雷动31”。随后袁又设立银元局，委托周学熙为总办，赶铸铜元以取代原来的制钱，解决钱荒问题。铸造铜元是老李带的头，1900年7月，当时还在两广总督任上的李鸿章决定仿照香港的铜仙(即铜币)，自行开铸铜元，进入市场后，“行销无碍，军民称便”，随后各省相继跟从。铜元发行之初，比价高于白银，一块银元只能换八十余枚铜元。袁、周看到铜元因量少而比价提高，有利可图时，立即扩充设备，加量铸造，当十、当二十的铜元一天的铸造量高达三十万枚；使铜、银差价这一项的余利，每年有七八十万元，不仅平抑了市面和物价，也为北洋新政提供了财源。

　　周学熙对新政的最大贡献，还是在发展实业上面。其侔侔大者，首在创办直隶工艺总局。1903年春，袁世凯派周学熙赴日考察工商币制三个月，周回国后即建议创办直隶工艺总局，作为全省兴办实业的总机关，该局“以提倡维持全省之工艺为宗旨”，“以诱掖奖劝全省绅民勃兴工业思想为应尽义务”，“以全省工业普兴，人人有自立之技能为目的。”8月，袁任命他为总办，周就任总办后，亲手制订局规，整饬员司“尚勤、尚实、尚公、尚廉”，表示要把“凡旧日官场痼习、繁文缛节、欺饰敷衍，一律严革尽净32。”袁之所以将兴办实业的全部大权交于其手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周与他兴办实业的思想一致。袁世凯操持新政的方针是：“凡创办一切新政，不过由官为之模范，任其提倡鼓舞之责，要(点)在民间风气渐开，始可普兴大利33。”也就是说，官方在办实业上不能越俎代包，只能起带头示范作用，提倡宣传，转移风气。周学熙所见略同，并将此方针贯彻于实业开发当中，多采用官督商办，或民办官助的方式进行；而且把开通观念，作育人材贯穿于兴办实业的全过程中。如办厂的同时兴学，如实习工厂、劝业铁厂、高等工业学堂等等。又如组织游学，袁、周认为振兴实业应先从开通民智入手，而民智不开实因官智不开，所以周呈请袁世凯批准，组织未赴任的实缺州县官员，上任前先公费赴日考察游历三个月，以开拓眼界(回来均须交上心得日记)。再如为实行劝业兴商，周开办工商研究所、工商演说会、天津劝工展览馆并组织工艺师下乡劝导地方发展实业。最后为推广、开拓产品销路，周还创设了天津工业售品所、天津劝工展览会等设施。新政期间，周学熙自己带头集资募股创办的大型企业就有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矿务公司二家，以后民国时期又创办了华新纺织公司、中国实业银行、耀华机器制造公司、玻璃公司等等，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官僚资本集团。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工商业均不发达，因而民间极端缺乏兴办实业的资本。李鸿章搞洋务，一开始只能走官督商办的路子，就是这个原因；袁世凯、周学熙自然不能例外。为了筹集办实业的资金，周学熙首先采用了盘活官库资金，将天津官银号银行化的方法。天津官银号设于1902年8月，是将各种征收上来的税金拨用前暂时收存的官库，周学熙为官银号督办。周学熙认为，“金融机关之与实业发展，实大有密切之关系，盖必先有健全之金融，而后能有奋兴之实业。此全在主持运营者，善于利用及维护之而已。开发生计，以致富强，固非甚难之事也34。”他的做法是首先将库款转为存款，月息五厘，半年以上，格外增息六毫；如此，官银可以以钱生钱，办实业则获得了难得的起步资金，一举两得。此外，他运用自己掌管银元局和长芦盐运使司的职权，每年把银元局七八十万的余利中的四十万、盐运使司盐斤加价收入中的八十万挹注于官银号作为资本金。有了这笔本钱，从1904年春起，官银号开始印发纸钞，在社会上流通，继之又发行银两、银元、铜元三种纸票在市面上流通，纸币银票取代硬通货，表明了银行信用的建立，不仅稳定了金融，而且可以吸引存款用于实业所需的投资。在取得社会信用之后，官银号自1905年起开始招揽吸收社会存款，办理多种储蓄存款业务。由此，官银号财力日丰，截至1910年9月，官银号改组为直隶银行时，除拥有一百零二万元的资本金外，还有一百八十二万余元的存款，三百一十二万余元的贷款，二十三万元的现金，八万多元的其他资产，七十多万元的有价证券。由于资本雄厚，又有官方信用，天津重要的钱庄票号无不受其控制。

　　有了金融资本的支持，周学熙等开始北洋实业的投资活动，并以官银号作为债权债务的中介信用机构。如1906年从英国人手中收回唐山细绵土厂后，周看到国内正值铁路、港湾和公私民用建筑所需水泥巨增时期，是投资的大好机会，遂于自己主管的官银号和淮军银钱所中各拨五十万元，作为固定和流动资本投资注入启新洋灰公司，年息五厘，十年本息还清；结果获利巨大，只用了七个月就归还了官银号的贷款。为了及时把握住投资机会，对好的投资项目，周学熙均采用官银号先行低息垫付投资，而后一两年内，由民间募齐股金后还贷的方式运作资金，及时将金融资本转化为工商业资本，形成了一种“官商联资体制”，对北洋实业的兴办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由于周学熙的努力，“直隶工艺总局自成立后，到1907年袁世凯离任时止，计创办者有：高等工业学堂(初名工业学堂)、教育品制造所、劝工陈列所(原名考工厂)、实习工厂、劝业铁工厂、种植园、造纸厂、劝业会场、北京第一、第二小学堂、工厂附设夜课所、仪器讲演会、工商研究所、工商讲演会、工业售品总分所及销售处、津益拍卖处；助办者有：初等工业学堂、织染缝纫公司、造胰(即肥皂)公司、牙粉公司、玻璃厂；提倡者有：艺德学堂两处、织布工厂八处、木工工厂两处、造胰工厂一处。又本省府厅州县工艺各局开设六十五处，须由总局传习指导，深入民间35。”

　　在大力发展工商业的同时，袁世凯也十分注重农业的开发。在天津收回之前，袁于1902年在保定设立农务局，总司全省农业，袁还要农务局派员赴日本考察农业和蚕业，并在农务局下面附设了农事试验场，购买农业机械，聘请日本农学专家为指导；农务局还附设有农业大学堂和农业传习所，“专课蚕桑、森林，并讲授农政、农学要旨，以为兴办农会之预备。”1907年，农务局联合官绅成立了直隶农务总会，“志在联络官绅，讲求农务，使农产日形发达，以收裕国富民之效36。”截至1908年，该会编印发行《栽桑捷法》四千册、《养蚕捷法》三千册，翻译国外农学教科书十三种，所编《农话报》月销量达二千二百份。37

　　北洋大办实业如此成功，既要归功于周学熙等人的努力，也离不开袁世凯对他们的信任和放手使用。所以领导人光知道人才重要不行，光爱惜人才也不行，更重要的在于知道如何放手使用，使人才得以施展其所长。袁世凯在这方面无疑是高手，他之任用严修、周学熙就是明证。

　　北洋新政的第三个突出方面在于军制的改革上面。即改传统的募兵制为现代的征兵制，并将军制统一，把直隶杂乱的兵制统一为北洋常备军。在袁世凯的改革之前，清廷一直实行募兵制，在这种军制下，当兵并非社会义务，而是为了“吃粮”，成为社会无业人员和无法依靠土地谋生的农民的一种谋生手段，其军事素质和战斗能力可想而知。北洋新政期间担任袁世凯军事顾问的日本军官坂西利八郎曾在中国呆了二十五年，讲一口流利的中文，是个中国通，他对晚清民初的中国士兵是这样评述的：

　　中国士兵的军饷普通是一个月六元钱，其中扣除伙食后也就仅能拿到一元或不到一元钱。有时还到不了这个数。作战时说是给增加军饷，但不仅增加不了，甚至连原来的饷也发不了。这样，当兵的慢慢也就学乖了。中国当兵的把军饷叫作“卖命钱”，士兵们经常是互相谈论着，“喂！你今天领到多少卖命钱？”“我们只拿到两毛钱！”到了战场上乒乓地放上两枪，“够上两毛钱啦！”大家就开始往回跑。这种情况到处都有。……战争对士兵来说一无所得，为这个战死太不值得，要是能得到五毛钱或一块钱才好。但轻易捞不到一块钱，也就是三五毛钱，那就只好给多少钱打多少钱的仗。38

　　坂西的话固然带有帝国主义分子的偏见，但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旧式军队的弊端：素质差、军饷低、战斗力低下。晚清军队在洋务运动过程中逐渐配备了洋枪洋炮，装备上并不差，但从甲午和庚子对列强的作战中，数量几倍于敌的中国军队往往一触即溃，再明显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

　　庚子事变后，京畿成型的军队只剩下袁世凯的武卫右军一支，防务空虚，亟须重整军备，对此袁世凯责无旁贷，而清廷也对他寄予厚望。朝廷整军的最初目的是统一军制，“俾各省均归一律”，但袁世凯提出了更为重要的变革军制的建议，即学习列强，将募兵制改为征兵制，现役军队统一为常备军，并建立预备役制度(即续备军制和后备军制)。即“不由招募，计丁抽练，入伍当差，是为常备兵；在营三年，遣回作为续备兵，又四年作为后备兵，又五年出伍为平民，不予征调。”为此，他奏请在直隶设立军政司，以统筹军制改革事宜。军政司督办袁氏自兼，下设三处：兵备处(掌管后勤军备)、参谋处、教练处(负责编练新军)，分别由其小站班底中的刘永庆(后为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任总办。为解决练兵扩军当中军官不足的问题，袁世凯还奏请设立了北洋行营将弁学堂，以雷震春为总办。1902年正月，袁世凯分派王英楷、王士珍等前往直隶各州县，会同地方官精选壮丁六千人“分领训练，兵必合格，人必土著，按名注册，由地方官备案，以便稽考”，称之为“新练军”。此后，袁所部改称“北洋常备军”，编制为军、镇(师)、协(旅)、标(团)、营、队(连)、排、棚(班)，基本上与国际上通行的军事编制相一致。常备兵服役三年后，转入预备役，成为续备兵，再三年，退为后备兵，续备兵和后备兵均为预备役人员，“平时各就其业，冬季调集操练一个月”，操练期间支付全额军饷。“续备、后备(之兵)无常饷，调操、出征给予薪粮、军械、子弹、衣履、战具，每兵必预先储备一份。……一有征发，立时齐集。平时抽练，可省饷2/3；战时征调，可骤增两倍之力。”“六七年后，续备、后备均已有人，则以五千人之饷，可养两万候调之兵。永无仓促招募、乌合成军之弊，于军政良有裨益39。”

　　常备军每军二镇，每镇二协，每协二标，每标三营，每营四队，另加辅助部队骑兵二标、炮兵二标、工程兵、辎重兵各二标，总兵力达到一万九千余人。袁世凯并上奏朝廷，“俟饷项稍为宽裕，再添练两镇四协”；到了1904年时，北洋常备军的兵力增加到了二万五千人。

　　袁世凯扩练新军采用的是双管齐下的方针，即在扩军的同时，大办各类军校，以培养、储备将才，为更大规模的扩军作准备。1902年6月，首先在保定(天津没有收回时，直隶总督衙门设在保定)开办“行营将弁学堂”，抽调直隶淮练各军营哨级官弁为学员，同时也代为培训山东、山西、河南等省选送来的学员；每期八个月，总共办了三期，毕业学员五百四十五人。此外还办有短训班性质的北洋师范武备学堂、参谋学堂、测绘学堂，1903年秋全部并入北洋速成武备学堂。这是袁世凯制订的系统培养军事人才计划的产物(即建立由武备小学堂、中学堂、大学堂总计十二年的连续教育体制，系统培养将才)，在条件尚不具备时，先“兴办小学，以为造端之基，并拟别设速成学堂一座，以为救时之用40。”学堂督办先为冯国璋，后为段祺瑞，截至1909年并入保定军官学堂时，速成学堂已培养出了二千多名军官，大都在北洋各镇担任军职，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为北洋集团的高级将领，如王承斌、杨文恺、齐燮元、刘汝贤、孙岳、王为蔚、张砚田、李景林、张国威、张钫、李如璋、陈嘉谟、齐振林、陈光逵、李济臣、马湘、郑俊彦、张国溶、阎治堂、唐之道、魏益三等；蒋介石和张群也是由这里的留学生预备班选送到日本士官学校的。1903年11月，又开办了两所陆军小学堂，学制三年，每期招生一百名。1904年2月，又设立军医、马医、军械、经理等四所专门学堂，学制3—5年不等。1905年2月，又从北洋速成学堂中考取一百名学员，加习师范课程，毕业后派往华北、东北和西北各省陆军小学堂，充当师资。同年9月，又开办宪兵学堂，学制1年，次年毕业的学员，组编成为中国最早的宪兵队。

　　对于在职军官，袁世凯在天津设立了北洋讲武堂，所有带兵军官均须到此学习进修，三个月一期，每期学员一百八十名，共培训了七百四十名在职军官。1906年6月，袁又奏办了保定军官学堂(即预计开办的武备大学堂)，分为速成、深造两科，速成科一年半毕业，深造科三年毕业，学员由各镇军官或武备学堂学生中考选，督办为段祺瑞。这些学堂大部分集中在保定，当时的保定成为全国最大的陆军训练中心。1903年4月，慈禧太后曾亲自到保定视察，袁世凯率领各校全体学生一千多人于道旁跪拜迎接。平时，袁世凯则派冯国璋、段祺瑞常川驻在保定，“督理北洋武备各学堂事宜”。

　　如果说袁世凯有拥兵坐大，成为势倾朝野的权臣的野心的话，那也是在北洋时期萌芽的。他在北洋有了相当的权势和财力，得以广泛网罗各方面的人才加入其新政事业。除去原有的小站班底外，他还聘用了日本顾问，并将李鸿章原来的幕府人员全部接收为己所用。这时候有个叫杨士骧的人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杨士骧(1860—1909)，字莲府，安徽泗县人，进士出身。是李鸿章晚年的亲信幕僚。庚子和议期间随同李氏办事，颇为得力，由李保荐为直隶通永道，次年擢升为直隶按察使。杨士骧为人“敏活机警，善揣摩人意41。”袁世凯接替李鸿章出长直隶后，杨向袁献策说：

　　曾文正(即曾国藩，文正是其谥号)首创湘军，其后能发扬光大者有两人，一为左湘阴(即左宗棠，湘阴为其籍贯，为尊称)，一为李合肥(即李鸿章，合肥为其籍贯，为尊称)。湘阴好说大话而不务实，所以新疆回部平定后，迁徙调革，就不再能掌握兵权，致使纵横十八省的湘军，几乎成为祭祀上的摆设(告朔饩羊)，仅仅剩下了一个名词了。合肥较能掌握淮军，连年频发事故，于是尚能维持因应于一时。如今公继之而起，如果能够尽竭全力，扩练新军，以掌握新军到底，则朝局的重心，隐隐(望北洋)如泰山北斗(“望岱”)了。他时(业绩)应与曾、李争一日之短长，南皮(即张之洞，南皮为其籍贯，是尊称)算得了什么呢！42

　　袁世凯自小就立有当大官，做大事的大志，杨士骧这番话正好搔到了他的痒处，于是视杨为知己，对杨“深依赖之”。他常对人说：“天下多不通之翰林，翰林真能通者，我眼中只有三个半人，张幼樵(即张佩纶，幼樵为其字)、徐菊人(即徐世昌，菊人为其字)、杨莲府算三个全人，张季直(即张謇，季直为其字)只能算是半个而已43。”此后，袁对杨器重之外，还极力保荐，在袁的提携下，杨短短几年之中，升迁迅速，由按察使而布政使而山东巡抚，直到1907年继袁世凯为直隶总督。从袁杨关系上，我们可以看出袁世凯用人的另一过人之处，即他并不在乎他人与自己关系的深浅远近，只要有能力，有真才实学，与之声气相通，则奖掖提携不余遗力，把官职权位看得如同金钱一样无足轻重，不过是用以笼络人才的工具而已。这真正是做大事业人所应具备的素质，看一个上司是否有为，值不值得部下跟从，只要观察他是否吝钱吝官，任人惟亲就可以了。凡吝惜名器金钱，好搞小圈子的领导者，绝无把事业做大的可能，原因即在于其本身器局窄小，心地偏狭，用人自然就难于惟能是举，五湖四海了。

　　袁世凯深解杨士骧话中的三昧，决心借练兵扩军这个大题目保住并扩充军权，确立自己的实力地位。但练兵扩军离不开钱，除去清廷下拨的专用经费外，袁还多方罗掘。通过大办实业，增加税赋，发行公债以充实地方财政外，据说袁世凯还得到了两笔意外之财。一笔出自李鸿章。1903年，梁士诒应袁世凯之邀，出任北洋编书局总办，据他回忆：

　　我来到天津，住在总督衙门，有时也住在海关道衙门。在总督衙门与于晦若同居一室，甚相得。每月北洋编书局总办的车马费，全都由淮军银钱所送来。后来一想淮军裁撤已久，怎么还有银钱所的名目？当时只将车马费照收，不便详问。后来于徐颂阁师的宴席上见到王文韶，谈起李文忠(即李鸿章，文忠是其谥号)公忠体国，廉介可风，举出事例说：“当甲午之后，李文忠赴日议约，离北洋大臣任，由我接替。(李)列册交代，有‘淮军钱银所’存银八百余万两。此系文忠带兵数十年，由‘截旷’、‘扣建’而积存者。如果是我王某人带兵，此款是否应当交出，尚且要费一番斟酌，然而文忠漠然置之。到后来既列作公款，我离任后，由荣仲华(即荣禄，仲华是其字)而至袁慰亭(即袁世凯，慰亭是其字)，中经庚子之乱，此款独能保存。今慰亭移作小站练兵之需，气象雄阔，是受李文忠之荫也。”我于是恍然大悟淮军银钱所送车马费的缘故，愈加佩服李文忠的廉洁，(身)当甲午(兵败)乙未(马关签约)的诽谤，而文忠不发一言(辩解)，其度量也非同寻常啊。44

　　所谓“截旷”、“扣建”均为清代军队中的专门术语，军队发生缺额，需要募兵替补，称为“顶名吃粮”，但顶补的日期不相衔接，差额日期的军饷须逐日扣除，这部分扣下来的军饷就被称为“截旷”；清代通行阴历，士兵月饷以三十天计算，遇到小月(只有二十九天)须扣减一天，小月又称“小建”，故因小月扣减下来的军饷就称为“扣建”。李鸿章任职北洋多年，积少成多，遂有了淮军银钱所这八百多万两的积累赢余。李氏本可以按当时官场对待陋规的惯常作法，把这笔灰色收入装入自家的腰包，但他把它作为公款列支，并将其全数移交给后任，难怪王文韶自叹不如，要称赞老李“公忠体国，廉介可风”了。北洋淮军银钱所这笔钱作为固定存款，利息应相当可观，以五厘的低息计算，每年也有四十万两的收入；我们上面提到的周学熙对唐山细绵土厂的投资就动用了银钱所的收入。另一笔意外之财，则是接收列强占领天津期间所经手的海关及杂税银两，数目也很可观。

　　九月，李文忠病故，调袁世凯署理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而以王文勤继李文忠办理和约善后事宜。十月袁到北京，由庆亲王致电行在(并与)王文勤会奏，派袁会同新升任山东巡抚的周馥，接收天津联军所组织的都统衙门。唐绍仪以天津海关道资格充当提调。地面接收之后，获得都统衙门所积存的关税及杂税银五百余万两，因此袁得以大肆挥霍。那一年，京师及行在各位官员，均得到袁、唐所赠送的大宗炭敬，因此颂扬之声载道。十二月，袁于正定府办理沿途行宫，供张侈丽，直到北京。45

　　所谓“炭敬”，即今天机关单位逢年节所发的红包一类的东西，在前清时，则是外官(地方官)或下属，送给要好或用得着的京官和上司，借以送人情、拉关系的手段。时逢庚子乱后，京官大都宦囊羞涩，拮据不堪，袁世凯的这笔炭敬也起着雪里送炭的作用，最能见情。联系到他在山东时带头捐资数千，为奉召前往行在(即皇帝和太后驻跸之处——西安)的京官们提供川资的事情，充分表现出袁世凯圆熟的手段和练达的人情。反正是公家的钱，花在公家的人身上，争取在京城有一个好口碑和好的人际关系环境，以减少、化解来自京城的阻力，对于他在直隶放手推行新政无疑是有利的。对于太后及庆王这类好货的亲贵，投其所好就可以了。袁世凯的女儿曾讲述了一则袁世凯如何敛钱供奉太后的故事。

　　当西太后和光绪帝“回銮”以后，由于宫内被外国军队住过一个时期，遭到很大的破坏，特别是宫殿里的陈设，绝大部分都被抢走或毁坏了，因此西太后在我父亲陛见的时候，要他赶紧筹集款项来置办这些物品。当时直隶省内的很多地方还没有恢复正常秩序，就是向人民摊派，也是缓不济急。他为了迎合慈禧，除了已经设法筹措了一些款子外，还邀集了藩(即布政使，又称藩台)、臬(即按察使，又称臬台)、司、道等官前来商议。他说他要暂时借用他们的私人款项来垫办，以后再陆续归还。可是这些人不但不肯解囊，反而向他诉起穷来。我父亲一见如此，只得暂时作罢。接着，他便不动声色地派一个人和天津的几个大票号如蔚长厚钱庄等接洽，说是要把一些公款存在他们的票号里，问他们利钱能给多少？他们回答最高只能到八厘。这个人一面假称听说别的票号里的利钱比这个数字要多一些，一面仍同票号里的人继续蹉磨。票号里的人为了取信于他，就先后把账簿拿了出来，并将某官署或是某官个人的存款数字以及利息多少，一一指给他看。这个人就把各个有关的个人的存款数字，一共约有一百余万两，一一记清，回复了我父亲。过了一两天，我父亲又把上面这些人请来，和他们说了大致经过，然后说：“这些票号的掌柜实在太可恶，他们竟敢冒用诸公的名义来招摇撞骗。为了惩戒他们，我已经把这些冒名顶替的存款暂时借用了。”46

　　上面这则故事中的做法不像是袁世凯的风格(袁在其同僚下属中人缘极好，似不会做如此绝情的事情)，但此说出自袁三小姐，她又是得自乃兄袁克定，只好姑妄听之了。但慈禧的第一辆私人轿车来自袁世凯的贡献却是真的，轿车是德国的名牌奔驰，但老太后心高气傲，觉得司机竟然坐在她前面，不成体统，于是名车也就成了宫里头的摆设47。袁世凯尽心侍奉太后和京城的亲贵大老是出了名的，所以能够放手做事，宠眷不衰。

　　袁世凯的新政中还有许多值得一提的善政，很多都是中国的“第一”。譬如，天津的电灯、电车就是他批准交由比利时的公司投资开办起来的。天津城的城墙毁于庚子事变之中，交还中国时列强的一个条件是不许再设城墙，于是旧城墙的墙基被重新规划成通行电车的道路。1906年2月16日，天津电车轨道建成通车，当天“搭客甚多，道旁观者如堵”；“电车开驶而后，旅行既便，票价尤廉，境内欢迎，……座间客满，肩为之摩，甚至有无甚要事，故意借口以为游览者。其为人所信任可知，而前途之发达更可知48。”天津的电车是中国第一条公共交通意义上的城市电车49，比上海开办电车运营早一年。电车是个新事物，也给天津人的生活观念带来不小的变化，人们开始有了公共秩序、卫生和交通规则的初步观念、也使天津初步具有了近代化城市的面貌。

　　又如1905年动工，1909年全线通车的京张(北京—张家口)铁路，是我国第一条自筹资金，自行设计并独立施工修筑的铁路，而它就是由袁世凯提议并监修的，詹天佑也是由袁一手择定并保荐成为会办兼总工程师的。

　　再如咱们北京老百姓最早喝上的自来水，也是袁宫保提议并派周学熙筹办的呢。周学熙《自叙年谱》中记载了这件事情：

　　筹办京师自来水公司。先是，北京井水苦涩，而且火灾迭见，慈禧太后问袁公(即袁世凯)防火有什么好办法，袁公回答说是自来水，并且保举我(即周学熙)来主办，因此奉调来京筹备一切。查看水源后，勘定在东直门外建厂，引京东北孙河的水入城。(于是)订购机器，建筑房屋，招集商股。当时的人全都知道京城的井水水质差，认为自来水一设，必会获利无疑，所以招股时极为踊跃，三日之间，三百万股金全额收足，亟意进行(建设)，过了年即大功告成了。50

　　还有今天城镇中无所不在的警察，在中国也是袁世凯最先提倡搞起来的呢。列强交还天津的另一条件就是，城内和周边二十里内中国不准驻军。但城市治安不能不维持，袁世凯于是奏请朝廷，将武卫右军三千人改编成巡警，分驻天津城郊，由于巡警不属于军队编制，列强也无可奈何。

　　由警政我们要说到袁世凯行政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其行政乃至变法的前提，就是“安定地面”，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稳定压倒一切。老百姓(或者说社会，因为社会也是由以老百姓为主体的人组成的)最怕的就是战乱，中国古时候有句民间谚语叫作“宁作太平犬，不作乱世人”，讲的就是这种社会心理。大乱之后，人心思治，老百姓先要安居，而后才能乐业，在这个基础上才谈得上兴办教育，开发实业，推行新政。袁世凯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从一接手直隶，他就沿袭山东时的政策，以强力的铁血手段贯彻自己的意志。

　　当时的直隶，兵燹之后，民生凋敝，盗匪如毛。在南直隶广宗县一带，有武举人景廷宾挑头的武装抗捐(即各省分摊的庚子赔款和地方上摊派的教案赔款)活动，蔓延数县，震动京畿；北边有口外的马贼不断入境骚扰；全省各地因闹义和团和联军占领期间的无政府状态，使溃散下来的义和团、败兵和地方上的地痞流氓结成众多团伙，横行乡里，为害一方；天津则是五方交汇、华洋杂处的杂八地，混混儿(地痞恶棍)是出名的多。面对直隶战后的乱摊子，袁世凯采用不同的对策予以治理。对因抗捐而起的民变，实行剿抚兼施的政策，一方面宣布将广宗等县“所摊捐款全行豁免”，瓦解景廷宾的群众基础，一面派出得力将领段祺瑞、倪嗣冲、马龙标等率领精兵分别由保定、德州合围广宗，并亲自到前线督战，于5月8日攻破暴动者的大本营，两个月后抓获并处决了景廷宾；此后，又逐一平息了直隶各地的土匪变兵。对于都市里的土棍混混儿，袁世凯则以义和团余孽的名义痛下杀手，其实联军占领天津一年多期间，大肆搜杀义和团，拳民早已销声匿迹，袁将城镇里的土棍流氓指为义和团，是因为朝廷已明令“痛加铲除”，杀起来更为名正言顺而已。

　　自庚子乱后，拳匪余孽伏处天津，只要有人举发，全都交付营务处审决，大都处死。幕府娄椒生先生对项城(即袁世凯，项城为其籍贯，用作尊称)说，按法律应该从宽处理。项城回答他说：“这种人就像臭虫，孳生不绝，只能芟刈净尽，以遏乱萌。”大概是取《周礼》“刑乱用重”之义，所谓水懦火猛吧。不到二年，天津城市治安为各省之冠，有六个月不发生一起盗窃案的记录，西洋人也为之叹服。51 
 
 
 



　
外交“双簧” [八] 
　
　　袁世凯治理民乱的严酷做法在朝内引起了非议，说他“纵兵扰民”，还被人起了“屠民”的外号；朝廷也将参奏的折子抄寄给他阅看，有遥示警告之意。7月，袁上《复陈剿办广宗等县匪徒情形折》，针锋相对地阐明自己的观点：“欲安民则扰民者在所必去，欲利民者则害民者在所必除”。他举出庚子事变以为教训，说自己是“不得已而以杀止杀”，并以曾国藩“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的话自我辩解，表示“远之有粤、捻诸匪，近之有庚子拳匪，岂非皆由乱民起事而成的吗？臣虽至愚，也知道煦仁小惠，足以见好于流俗。只是利害关乎大局，则毁誉不应当只考虑个人。区区之心，只知道利国，不知道其他。”对查办“肆意滥杀”的北洋将领的要求，袁则一口拒绝，表示“参办将弁，恐士卒寒心，日后遇有调遣，将退缩观望，贻误事机，殊足以损碍军政52。”结果，段祺瑞、倪嗣冲等人不仅未受查处，反而由他奏保，加官晋爵，赏戴花翎了呢。

　　说到袁世凯以杀止乱的政策，我们要介绍另一个此时加入袁世凯班底的重要人物，他就是赵秉钧(1859—1914)。赵是河南汝州人，字智庵，文化水平不高，只是个童生。早年投军，后在山东任巡抚衙门巡捕，追随袁世凯到直隶，从低级官员一直作到直隶保甲局的总办。袁世凯创办警政，首先起用的就是与他的治乱思想一致的赵秉钧。费行简《现代名人小传》说赵“素谙津俗，莅事以猛为治。捕获会匪棍徒，以红封达知总督后立即处决，日杀数十人。凡拳匪、溃兵余孽，诛戮略尽，民赖以为安。当光绪癸卯、甲辰年间(1903—1904)，析津繁盛，几乎道不拾遗；没有秉钧的着力整顿是做不到的53。”赵在袁世凯的班底中是个酷吏式的人物，但袁世凯在地方行政上面，主张“治乱世，用重典”，而赵秉钧的作风正对他的胃口。袁世凯对他的评语是，“才长心细，为守兼优，”、“智略兼优，长于缉捕”，保定、天津的巡警都是他协助袁世凯一手操办而成，故袁加以重用，并不断加以保举提携。在清廷推广北洋经验，在中央设立巡警部时，赵被委任为侍郎(相当于副部长)。赵秉钧一生追随袁世凯，说得上是忠心耿耿，袁对赵也提携有加，民国初年，赵继唐绍仪、陆征祥之后出任第三届内阁总理，后来由于牵涉暗杀宋教仁案而引咎去职。

　　袁世凯在山东、直隶以严酷手段镇压义和团，当时、后世都为人所诟病，论者或责其滥杀，或站在“阶级斗争”立场上，称其为“屠杀人民的刽子手”。那么论者想过没有，如果当时你处在袁的位置上，能拿出什么灵丹妙药来吗？像毓贤、裕禄那样放纵义和团，使国家付出更多的赔偿，损失更多的权益，难道就好了吗？袁世凯能够顶住朝野舆论的压力，按他认为正确的方式行事，而没有乡愿式地迎合大众的好恶，正表现了政治家所应必备的素质。

　　鲁人(即山东人)恨教民的欺凌，多同情于拳众的排外思想，见袁氏竭力压迫他们，全都大愤，而以“汉奸”、“二毛子”诟骂袁氏；街巷间也时有大书咒骂袁的文句的，就像今天的贴标语呼口号一样。等到津京的祸变酿成之后，大众才一下子改变了论调，而歌颂袁抚台不停口了。京津官绅避难者，麇集济南，全都有到了乐土的感觉。济南城的市面，繁荣气象，倍于平日。说到袁抚台，没有不说他是山东的福星，中国的伟人的。54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一国之君或地区的行政长官，其首要的责任是给天下百姓一个能够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这才是治国为政的“大德”，而好行小惠，姑息养奸则足以偾事，诸葛亮的名言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呢。

　　袁世凯在直隶所推行的另一项行政措施是，刷新吏治，改革陋规。所谓陋规者，即在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收入，是有清一代的一大稗政。清代官员的正式官俸十分低微，不足以维持与官员身份地位相符的体面生活，只够勉强养家活口而已。而为官行政所必须的办公费和聘用幕僚的费用，公家是不管的，只能自己想办法筹措，怎么筹措？自然离不开手中的权力，“于是禄入既甚微薄，而办公用度又甚浩繁，乃不得不取给于属吏。于是订为规礼，到任有费，节寿有费，查灾、查保甲有费，甚或车马薪水，莫不有费。此等风气，大抵各省皆然”，久而久之，见怪不怪，“明目张胆，昌言不讳，送者俨然以为是成例，受者取之而不觉其非”，就是所谓“陋规”了。陋规的存在，给贪污受贿蒙上了合法外衣，是导致吏治腐败的重要原因。袁世凯初到直隶，想乘大乱之后人心思治的契机，“将从前积习痛与刷除，务期兴利除弊，以维大局55。”袁整顿吏治的办法是厚俸养廉，“当此修明内政之时，必以整饬官方为当务之急。然而平情而论，又必须先有以养人之廉，而后可以止人之贪。”具体的作法是，不用公款额外支出，而是将现有的陋规化暗为明，化私为公，将各类陋规收入折合成一定的数额，作为各级官员现有正俸和养廉银外的合法收入，按月取领。此后上下级之间严禁“私相授受之事”，再有这种事，即作为贪赃论处。“如此一转移间，化暧昧为光明，廉吏既不病难为，墨吏更无所借口，长官不必有额外之需索，自可洁己以正人，下僚不敢作非分之钻营，相与奉公而勤职，庶几大法小廉，而吏治可期蒸蒸日上56。”袁的这一做法，很得朝廷的赏识，并将这个做法推广到全国，9月14日颁布谕旨，“著各督抚仿照直隶奏定章程，将各项陋规一律裁革，仍酌定公费以资办公，务期弊绝风清，认真考察属员，俾吏治蒸蒸日上，用副朝廷实事求是之至意。钦此57。”

　　袁世凯在刷新吏治时也不忘人才的作育，他喜新而不厌旧，新老人物一概收而用之，对现任及候补的职官，则以考课、培训外加游历(即去外国考察观光开脑筋)来改造提高官吏素质。譬如在总督衙门下面先后设立了考验处、课吏馆、幕僚学堂、吏胥学堂，以考课并培训在职与候补的官、幕、佐贰乃至杂佐人员，以求“扩其故步，瀹以新知”。此外，为开通风气，使地方官绅拥护新政，他分批派遣官绅赴日本考察学习，并以天津为实行地方自治的试点，创办自治局、议事会，设立宪政研究会、自治研究所，吸收地方士绅入会听讲，为将来的宪政作准备。联想到他十年后一心想作皇帝的那股子执迷劲儿，一般人还真想不到世凯也曾是政体改革的先锋呢！

　　由以上对于北洋新政的简略介绍中可以看到，本章所选奏折的十条建议中所涉及的作育人才、理财兴业、振兴武备和整饬吏治等四个方面，袁世凯是一一落实在北洋新政的实践中了，证明北洋时代的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实干家。袁氏变法“十条”中首条所论，即详谋于前，力行于后，一旦“择定施行，便成万钧不移之势，无论如何为难，亦必坚持定见，始终不渝。”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在北洋推行新政，并非没有阻力，时人称他“作事谋始，奋然兴举，大僚之牵掣，群吏之非笑，一概无所顾虑，而一意独行其所是。等到行之有效，(反对者)始服帖不再反对，而四方来参观新政者，冠盖云集于天津，也都啧啧称叹于其初行时的不容易58。”此时的世凯，尚未被官场的“大酱缸”(借用柏扬先生的术语)腌透，事业上朝气、锐气十足，是个说到做到的干家子呢。

　　当然，袁世凯北洋新政的成功也在于他善于延揽、任用人才，北洋的局面远非当年的小站可比，因此“小站班底”已不敷足用。为此，袁世凯广泛延揽中外人才，开始在更大范围内组建“北洋班底”。前面我们提到过的严修、周学熙、杨士骧、赵秉钧等人都是北洋班底中的佼佼者。徐世昌曾评论说：“就幕僚方面，项城在北洋，有于式枚、傅增湘、杨士琦等。于等只办公事，杨士琦则能办其私事，庆军机(奕)诸权贵皆由杨勾通。杨虽未任职务，固坚决主张君主(制)者，项城令其居住中南海万字廊，始终运筹帝制帷幄之一人也。其次为张一鮕、沈兆祉、闵尔昌等59。”现在简略介绍这个班底中的其他重要成员。

　　杨士琦(1862—1918)，字杏城，安徽泗县人，杨士骧之弟。光绪壬午年(1882)举人，后以道员身份在直隶试用，1901年随李鸿章入京和谈，担任李鸿章与另一“全权大臣”庆亲王之间的联络员。尽管二位“全权”之间心存芥蒂，由于他富于机变，巧于周旋，故李、庆双方都很赏识他，这在官场中是需要高难技巧的。李鸿章去世后，杏城向新总督进献“运动亲贵，掌握政权”的方略，成为袁的公共关系特使，专司官场幕后交际，尤其是在结交庆亲王等满族亲贵重臣、李莲英等宫廷内侍上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袁世凯以他为督署洋务总文案，倚畀极重，“事无巨细，尽以咨商60”，有“智囊”之称。后来的南北议和、洪宪帝制等重大事件，他都是重要的策划和参与者，是袁世凯主要的谋臣策士之一。

　　袁世凯对杨的评语是：“志虑沉毅，操守谨严61”，“心精力果，体用兼赅62”。所以袁常把一些难办的事情交给他办理，如从俄国人手中接收关外铁路，接收盛宣怀的轮船招商局和电报事业，南北和议，筹办帝制等等，他也随袁一路高升，由候补道员而关内外铁路总办、轮船招商局总办、京张铁路帮办、商部右参议、右丞(副部长)兼会办电政大臣、官制编制馆提调等要职。民国以后，杨很长一段时间留在江南为袁从事幕后活动，后来回京担任政事堂左丞(相当于副国务卿)，是洪宪帝制的主要策划者。

　　这样一个专干幕后勾当的人，一般人会以为其为人十分不堪，孰知他却是一个满腹诗书，才华卓越的才子呢。陈浣一《睇向斋密录》说他“居恒言笑不苟，竟日端坐阅书，无惰客。不事交游，朋辈同僚酒食游戏相征逐，不与也。”“工诗古文辞，…于史喜《通鉴》，于诗喜工部(杜甫)、玉?(李商隐)、临川(王安石)、遗山(元好问)，于小说家言喜《世说新语》。”公务之余，最喜欢的就是读书自娱，而不事交游与酒食征逐63。古人讲，“腹有诗书气自华”，杨杏城手不释卷，自然满腹经纶，气象高雅，民国初年的名记者黄远庸就称其为“有哲学思想的官僚”；很俗的事情经他的手办理，品位也高了，而且游刃有余。这是一个其行为与个性存在很大反差的人物，是我们在读历史时所要特别注意的。

　　梁士诒(1869—1933)，字翼夫，号燕荪，广东三水人。梁士诒与梁启超同学于佛山书院，光绪已丑年(1889)恩科，二梁同榜中举。次年会试，梁士诒落榜，回乡途中，广购西书，从此开始研究财政、河渠、农业等实用知识。甲午年(1894)再试，中进士，散馆后授翰林院编修，1897年后入国史馆供职。1903年，清廷首开经济特科，梁氏应考，成绩突出，被拟为一等第一名，然而复试时竟遭人中伤，说他是梁启超之弟，连名字都起成“梁头康尾”(康有为名祖诒)，其人品可知，因而大为慈禧所不悦，遂落第。梁氏经此蹉跌，心灰意冷，孰不知峰回路转，另有遇合。袁世凯为在直隶推行新政，正急于延揽人才，经时任天津海关道的同乡唐绍仪推荐，袁遂聘梁为北洋编书局总办，主持北洋兵书的译纂。梁氏由此结识袁世凯，并与“北洋群帅，类有相知之雅。”但梁在袁世凯幕府为时仅一年，次年唐绍仪被清廷委派为议藏约全权大臣，唐奏调梁为参赞，12月随同出国办理交涉，历时将近一年，回国后被任命为铁路总文案，参与中日东三省(日俄战争)善后交涉。1906年春，以办理外交得力，梁氏奉旨以五品京堂候补，在外务部参丞上行走。唐绍仪接替盛宣怀督办铁路总公司，梁协助唐裁撤公司，归并商部。同年10月，清廷改革官制，设立邮传部，统管铁路、轮船、电报、邮政，梁氏负责接收铁路事宜，后成为五路(铁路)提调。陈璧任邮传部尚书期间，梁建议设交通银行，官商合办，以总理轮路邮电四政，收回利权，经奏准施行，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北洋另一大财政金融集团——交通系，梁士诒则为此集团的领袖人物。梁士诒在北洋的时间虽短，但却是在唐绍仪、陈璧64等北洋集团重要成员的卵翼下成长发迹的，为北洋与南洋(即盛宣怀集团)争夺实业和财政金融大权的斗争，立下了汗马功劳，从而受到袁的赏识和倚重，并在政权更迭之际和民国之初成为袁世凯集团的重要成员和“财神”65。

　　张一鮕(1867—1943)，字仲仁，江苏苏州人，晚年号“古红梅阁主”。张早年倾向维新，光绪辛已年(1881)，年方十四就于乡试中名录副榜，次年8月考中举人，与李鸿章养子李经方为同年，此后以坐馆课徒为生。癸卯年(1903)在首期经济特科考试中名列第二，主考官为张之洞，对其以亚当?斯密《原富》所言“引证周详”，极为欣赏，录取后即拟分发湖北，而“袁世凯当时方开府北洋，欲收罗人才，因……与文襄(即张之洞，文襄是其谥号，为尊称)力争，遂分直隶，为仲仁与袁遇合之始。到省仅数日，即委任仲仁为督署文案，与阮忠枢、于式枚、傅增湘、金邦平诸公，同见信任66。”所以，张是袁从张之洞手中夺来的人材，故爱惜非常，没有按惯例分发到地方作知县，而是一开始就放在自己身边观察任用。张一鮕干得也很勤奋，“从早到晚，整理份内的公牍，时刻不停。其书写文案，既工整又敏捷，往往他人数百言表达不完的事情，他仅用几十言即可了结。偶尔晚间，袁(世凯)找不到想找的幕友，看到仲仁仍在自己的房间中办公，于是召他来谈话，命他起草文稿，于是对坐疾书，十余稿立就。人们夸赞他是枚皋67，自那时起常参与机密，并兼任河防同知。”袁就任军机大臣后，“更倚重仲仁，批答草拟(文稿)多出于其手68。”袁世凯罢官下野之后，张回南方，辗转于浙江、江苏巡抚幕府中作总文案。袁世凯复出后召张回到身边，任机要秘书，“时政事堂秘书长为梁士诒，仲仁为秘书，位居梁下，而机要事全交予仲仁办理，设机要局，遂简任为局长69。”

　　张一鮕为人正直，虽为袁世凯所信任，参与机要，但并不攀附求荣，他不赞成搞帝制，被从机要局调任教育总长，看似高升，实际上受到袁的疏远，但在袁世凯失败后，并不标榜自己，而是多作恕词为袁辩解，可谓是袁世凯的“诚臣”。

　　于式枚(1859—1915)，字晦若，广西贺县人。光绪庚辰年(1880)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散馆后任兵部主事；后入李鸿章幕府，任总文案多年，老李遗折及保举袁世凯的附片即出自他的手笔。李鸿章去世后，他继续留在北洋幕府做文案。后来由袁世凯保举，历任督办政务处帮办提调、京师大学堂总办、译学馆监督、鸿胪寺少卿、广东学政、广西提学使等职。1907年出任邮传部侍郎(副部长)，后出使德国，任考察宪政大臣，归国后历任吏部、学部侍郎、修订法律大臣、国史馆副总裁诸职；民国后退居青岛，以遗老自居，后被袁任为参政院参政，(未到任)，旋因病去世。

　　傅增湘(1872—1950)，字沅叔，晚年号藏园居士，四川江安人。光绪戊戌年(1898)进士，入选庶吉士，散馆后任翰林院编修；后出任贵州学政，又返直隶任道员，为袁世凯罗致入幕任文案，后派赴日本考察学务，回国后成为袁世凯办学方面的助手。学部成立后，严修调任侍郎，傅接任直隶提学使(相当于原来的学政)，“治事详慎，颇调停新旧学”。其为人“恂恂儒雅，不隶党派70”。曾随唐绍仪参与南北和议，民国以后历任约法会议议员、肃政厅肃政使、教育次长、总长等职。徐世昌任大总统时，出任总统府顾问，后任国立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委员兼图书馆馆长。此后，傅增湘即长期从事版本目录学之研究，是近代著名的藏书家和版本学家。

　　在实业金融方面，除去周学熙、梁士诒外，孙氏兄弟也是袁世凯的重要助手。孙多鑫(1865—1906)，字荔轩，安徽寿州人，光绪年举人。孙氏门庭显赫，其父是当朝大学士孙家鼐，其母为两广总督李瀚章(李鸿章之兄)之女，李鸿章是其外叔祖。寿州孙家是有名的富商，孙家兄弟也都富于商业头脑。孙多鑫年轻时即在江苏、上海一带经商，曾赴美国考察面粉工业，并购置机器，回国后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面粉厂，不久就以质优价廉夺占了江浙一带的面粉市场。袁世凯为推动直隶实业发展，要周学熙注意物色实业人才，经周推荐，孙于1904年北上投入袁世凯幕府。“袁与孙见面交谈后，备极赏识，立即委任为奏折秘书，凡袁世凯所上清廷重要奏折，大部出自孙手。自此袁与孙见面无虚日，言听计从，不久更委为直隶官银号总办，天津造币厂督办，显赫一时。”孙多鑫为人低调，善于在幕后出谋划策，沉默寡言，不喜欢出头露面。而北洋的大型实业，孙多鑫都有所参与策划，“北洋早期出现的大规模实业，是以袁世凯为后台，在孙多鑫的策划之下，由周学熙出面，三人进行合作的结果。今人只知周而不知孙，主要是孙在幕后的缘故71。”

　　孙多森(1867—1919)，字荫庭，为孙多鑫的二弟。1906年孙多鑫病故后，他奉袁世凯之召北上，成为北洋实业中另一重要人物，被任为启新洋灰公司和滦州矿务局协理、北京自来水公司协理(总理均为周学熙)，周学熙调京后，他继任直隶工艺局总办。1909年袁罢官归里，不久后周学熙也因丁忧暂离北洋，“所以在辛亥革命以前二年，孙多森实为代替袁、周掌握当时北洋各个官督商办企业的主要人物72。”袁世凯就任民国大总统后，起用孙多森为财政部国家银行事务所会办、中国银行筹备主任、总裁等职。1913年6月，被袁任命为安徽都督兼民政长(相当于省长)，旋遇二次革命，被软禁，后逃回北京。袁又任命他为参政院参政，后因梁士诒出任财政总长，粤系得势，孙失势辞职。直到1915年周学熙第二次出任财政总长时，孙也出任官商合股的通惠实业公司总裁，此后历任中孚银行、中国银行总裁。徐世昌曾对北洋实业和理财人物作过如下评论：

　　就财政方面言，项城在北洋以周学熙、孙多森为主干。周学熙系建德周馥之子，孙多森系寿州孙家鼐本家，皆有深厚渊源，其在北洋办理启新洋灰、开滦煤矿公司，成效卓著，根据实业而言财政，自然较为踏实，故项城信任之。以其为皖人，故曰皖系(当时并无派系，因后来有粤系，乃有此称)。梁士诒也是项城属意之人，清末在邮传部即暂露头角，后又掌握交通银行，于交通具有历史(渊源)。辛亥议和，项城利用其与唐绍仪、伍廷芳联系，梁则依靠交通银行，为项城公私两方面筹挪款项，项城也驱使他，然而个中秘密，不是他所能知道的。他以(总统)府秘书长地位而扩张其财政势力，于是有“梁财神”之称，其部下叶恭绰、赵庆华等也都是一时的人才，于是形成了交通系，因为他们是广东人，所以称为粤系。其实项城所亲信者，仍然是周学熙一派。73

　　袁世凯接手北洋之后，处处以李鸿章的衣钵传人自居，行政上也效法老李大办洋务新政。“(袁)公一意整饬内政外交，抚辑创残，重谋建设，气象焕然一新。市容规划，街衢整治，全以文明各国都市规模为法，开全国进化之先基。论维新者，莫不奉天津为圭臬了74。”国外史学界对北洋新政有很高的评价，而以往国内研究近代史者，往往略过不提，颇失史家之风范。其实中国近代改良主义运动，其声势固然不如激进的变法和轰轰烈烈的革命，但却在实际上悄然而稳步地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其于中国贡献孰多孰少，后人自会有公允的评价。现在袁世凯已死去了近百年，应该是放弃仇恨偏颇的心态，心平气和并力求客观地回顾历史、评价人物的时候了吧。

　　得人才者兴，失人才者亡，这是老掉牙的历史箴言了吧，但是口头上承认容易，实践中做到很难。原因多种多样，与人的胸怀、见识、抱负、个性、好恶等等全都有关系。能得人才者必在上述诸方面素质良好，天生是做大事的“卡里斯玛式”的人物，袁世凯无疑是这类人物中的佼佼者。直隶在战后，百废待兴，在废墟上建设新政，最缺的就是人才，袁世凯为此还同资望高于他的改良派的老辈人物张之洞，展开过人才竞争呢。

　　光绪宣统之交，中国政治形质，正在起重大变化，所谓“新政”，所谓“宪政”，已非纯八股出身之官僚所能应付，故重用留学生，渐渐成为风气。开其先者，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第一批留学生考试及第之翰林金邦平，即为袁的幕宾。张南皮(即张之洞)于袁虽有微词，但罗致幕府人才，亦不甘居袁之后，……只是南皮虽喜欢接纳士流，而为儒家“不党”之说所蔽，保荐人才，极取严格主义，故怀有政治抱负者，多舍张而就袁。75

　　张之洞是同治二年(1863)的老进士，自命为李鸿藻、翁同騄之后的清流领袖，多年出任封疆大吏，在李鸿章死后，资望无人能望其项背，所以自视甚高，架子极大。胡思敬曾论及张何以难在人才上与袁世凯竞争的原因。

　　之洞自任京官起，直到入参军机大政，举荐提拔人才不过道府丞参的位置而已。因此热中功名又有才能的人不太依附于他。再有性骄好谀，士人登门求见者，有去七八次不得接见一次的；或引到花厅等候，一等数小时见不着面；或虽见面，略为询问数语就打哈欠呼人端茶送客。幕僚侍立禀白公事，小有失误，呵责之声已达于户外。因此君子也都望风远避，平时赏识提拔的仅是一二个浮华浅露的人士而已。76

　　而在袁世凯那里则大不相同，“出其门者，用不了二三年就能出掌方面。”胡思敬称之为“北洋捷径”，并举例说明：

　　光绪末年，热中功名者用以猎取富贵的捷径有二个：一个是商部，载振为主；一个是北洋，袁世凯为主。全都是内靠奕而借二杨(二杨，即杨士骧、杨士琦兄弟)为交通的枢纽。袁世凯初莅北洋时，梁敦彦才任天津海关道，凌福彭任天津知府，朱家宝任天津知县，杨士骧、赵秉钧均以道员在直隶候补。不过二三年，敦彦官至尚书，家宝、士骧均位列节镇，福彭升藩司，秉钧内召为警部侍郎。其非北洋官吏攀附而起者，严修以编修在籍办天津学堂，遂擢升为学部侍郎；冯汝与世凯联姻，遂擢升为江西巡抚；吴重熹为世凯府试受知老师，遂擢升为河南巡抚。唐绍仪以前随从世凯驻朝鲜，甲午之变，出死力保护袁归国，所以对他更好。既夺取盛宣怀的路政交他主持，邮传部设立，又用他为侍郎，一手把持部务，案卷合同全由他收藏，尚书张百熙虽与世凯是亲家，也不能与之抗衡呢。绍仪既得志，又引用其同乡梁如浩、梁士诒、陈昭常等，全都位列显要。士骧又援引其弟士琦入商部。……世凯不由科目出身，遇到投帖子称门生者，大为高兴，必着力提拔。定成晚入其门，也出掌了大理院。在他势力兴盛时，端方、陈夔龙、陈璧、袁树勋等没有不依附于他的。77

　　胡思敬是旧派文人，对张、袁二位新派官僚存有成见，所以说的难免过分。其实直隶总督常驻天津，北京朝廷里用什么人，他可以运动，可以举荐，但决定权在太后那里，胡所列举的那些人都是因能力出众，治绩非凡而快速升迁的。但胡的话也明白道出了张、袁二人在用人上的不同风格。张重资格出身(也就是今天的学历)，对人求全责备；袁则不拘出身、不论资格，不分地域，不限流品，上至翰林进士，下至贩夫走卒，三教九流，五湖四海，惟才能是举，恨不得全天下的人才都为我所用。其办法说穿了也非常简单，就是不吝惜金钱权位，推举拔擢下属不遗余力。在历史上，这是雄才大略的君主如汉高祖、汉武帝、曹操等的一贯做法，放在他们身上，被当作用人不拘一格的美谈；而在袁世凯这里，则被称为“滥交污取”，其实袁世凯用的也都是一时的人杰，区别在于曹操把皇帝留给儿子作而且作成了，袁世凯则是自己作结果失败了。成则英雄败则寇，一样的作为，就有了如此不同的评价。袁世凯的做法在领导学上应该是一种启示：做领导人的不光要会用人，还要及时给下属以机会，别人跟你干才会觉得有奔头。仕途上的人都是“政治人”，本能地追求升迁，跟着袁世凯干有奔头、升官快，北洋对人才的巨大吸引力就是这样来的。

　　说到袁世凯的用人，北洋时期又有新的特点，一是大量使用留学生，一是大量聘用外国顾问。袁世凯作过驻外使臣，深知懂外语、通外情的人材的重要，所以一直非常注重罗致留学生。在他的北洋新班底当中，留过学的人员不在少数，这里择其较重要者略作介绍。

　　唐绍仪(1860—1938)，字少川，广东香山人。唐绍仪是曾国藩、李鸿章发起的、同治年间由容闳带去美国留学的那几批官费幼童留学生中的一个，是留学生的老前辈了。少川出国那年(1871)才十三岁，先入康涅狄格州立中学，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攻读文科。光绪七年(1881)，朝廷担心孩子们从小到大地在美国生活、学习，最终会被“洋化”，于是提前召回，中断学业也在所不惜。少川回国后读了一段书，次年就作为北洋选派朝鲜的海关会办、德国人穆麟德的秘书前往朝鲜，这时他还是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

　　1884年，朝鲜爆发了日本人和开化党策动的“甲申政变”，王室的亲信大臣闵泳翊在宴会中被砍伤，混乱中被救到穆麟德的寓所。袁世凯闻变后立刻带兵前往问询，“及门有一人持枪当门，不听入，意气凛然。(袁)公勒兵稍退，询其名，乃局员唐绍仪也，时由北洋帮办税务。公告以故，乃让公入见78。”在这样一种戏剧性的场面中相识，想必给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次年，袁出任清廷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大臣后，即调用唐绍仪为自己的秘书兼西文翻译，成为追随世凯最早的幕府人员。少川熟谙洋务，办交涉老成练达，世凯倚之如左右手，回国述职奔丧期间，均委唐代摄其职。甲午中日开战前夕，唐持枪只身送袁世凯脱险，并在公署坚持到最后才避入英国公使馆，乘英船回国，可以说是有勇有谋、忠于职守的干才，也与袁世凯结下了患难生死之交。

　　战后，经李鸿章推荐，唐再赴朝鲜任总领事，继袁之后办理交涉。后因丁忧回国守制，服满后投奔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以道员资格任山东交涉局总办，协助袁世凯处理山东各地教案的对外赔偿问题，在交涉中“再四驳斥”外方的非分要求，将洋人百余万索偿金额压减到十七万九千两，并顺利了结全案，被袁世凯称赞为“才识卓越，血气忠诚，谙练外交，能持大体，确实是洋务中的杰出之员，环顾时流，实在是罕有其匹79。”袁继任直隶总督后，唐随之出任天津海关道的优缺，并通过与联军的谈判顺利收回了天津。

　　1904年，英人荣赫鹏入侵西藏，强迫噶厦签订不平等条约，试图分割西藏，清廷鉴于事态严重，特派唐绍仪为全权大臣前往印度加尔各答与英国人办理交涉，但因英人的蛮横无礼而中断。次年回国后，唐出任外务部右侍郎(副部长)，与英国公使萨道义在京重开谈判，最终迫使英国与中国签定条约，确认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袁世凯的举荐和出色的外交才能使少川宦途顺利，此后历任京汉铁路会办大臣、会办东三省事宜大臣、督办沪宁铁路大臣、会办税务处大臣并兼邮传部左侍郎，集外交、铁路、邮政、海关诸权于一身，仅次于北洋的袁世凯(袁世凯当时身兼九职)，新政时期，二人因能力出众而成为朝廷不断加码和鞭打的一对儿“快牛”。

　　1907年，东北建省改制，唐外放为奉天巡抚，实行袁世凯联英、美以制日、俄的方针，拟向英美大举借债，开办银行、改革币制、修筑铁路，但因日本的武力威胁而中辍。次年4月，美国国会议决退回部分庚子赔款，唐奉派以专使赴美致谢并交涉退款程序，并讨论从美国大规模贷款的计划。袁遭罢官回里，唐回国后也被免去奉天巡抚职务，蛰居天津。武昌起义后，袁复出为内阁总理大臣，随即召派唐绍仪以全权代表身份与南方代表伍廷芳展开和议谈判，为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扫清了道路，唐也成为中华民国首届内阁总理，二人之事业如日中天。然而巅峰后面必定是下坡路，少川早年所受的美式教育此时发生了作用，他醉心于按西方的模式实行“责任内阁制”，同时为了协调南北关系，拉拢国民党人积极参与共和建设，他还加入了同盟会。这就使醉心于集权的袁世凯不满和疑心了，搞政治少川哪里有世凯老道？唐被迫辞职，跑到上海搞保险业去了。后来因反对洪宪帝制，少川加入了反对派，又参与了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以后就和国民党走到一起去了。但在与老领导分道扬镳之前，唐绍仪是北洋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

　　梁如浩(1863—1941)，字孟亭，广东香山人，少川的老乡，也是与唐同批出洋的幼童留学生，撤回国后也留在北洋，1883年也作为穆麟德的随员，到朝鲜筹设海关。1885年起成为袁世凯的幕僚，甲午战争时撤回国内，此后供职于铁路，曾任北宁铁路总办。1902年袁世凯接掌直隶后，梁奉命接收关外铁路，据说每月能给袁提供八十万两白银，袁世凯在财政上深得其力80。此后中国进入铁路大开发建设时期，梁也任职于各线铁路和各地海关道，后来先后担任外务部参、丞、邮传部侍郎等职。民国以后出任唐绍仪内阁的外交总长，因不愿签订丧权辱国的外蒙条约而辞职。

　　唐梁二人之外，袁世凯夹袋中老辈的“幼童留学生”还有詹天佑、吴仰曾、屈永秋等人。通过他们，不少广东籍的官僚和新留学生加入了世凯的北洋班底。如上文提到过的梁士诒。再如梁敦彦(1857—1924)，字崧生，广东顺德人。留美一期幼童生，后入耶鲁大学，撤回后分发福州船政学堂，在北洋任职于天津电报学堂；此后一度任两广、湖广督署文案，1904年任汉阳海关道，旋继唐绍仪接任天津海关道。1907年后历任外务部侍郎、外务部会办大臣兼尚书、会办税务大臣等要职。袁世凯复出后，任内阁外务部大臣，民国后历任政治会议议员、交通总长等要职。又如凌福彭，广东番禺人，历任天津知府、天津工艺局及习艺所督办、天津道、长芦盐运使、直隶布政使。陈昭常，广东新会人，光绪甲午年进士，后由翰林院编修外放广西，因与岑春煊不和，改官直隶，由唐绍仪援引加入北洋班底。后历任吉林知府、关内外铁路督办、邮传部左丞，后官至吉林巡抚、都督兼民政长(即省长)等职。

　　当时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并不多，其中多数都投奔了北洋，如上文中提到的金邦平(1881—？)，就是留日学习法学的学生。当时的留学生，学历回国后不被承认，仍须经过考试方能给予“出身”，金邦平即考试优等被授予翰林院检讨者。金字伯平，安徽歙县人，“人颇雅饬，没有留学生的习气。”袁世凯亲自上奏朝廷，将他要到北洋，专办对外法律交涉事务，“受知袁氏，内参密勿81。”在北洋历任督署文案、督练处参议、直隶自治局督理、资政院秘书长；民国后历任中国银行筹办处总办、政事堂参议、农商部次长、总长等职。又如黎渊(1880—？)，字伯颜，贵州遵义人，以举人被保送日本中央大学法学系。毕业后受任于北洋，任督署文案，是袁世凯在办学和推行宪政方面的得力助手。在教育方面，曾任北洋大学堂、北洋法政学堂监督；在宪政方面，黎是袁氏起草各项宪政文件的执笔者之一，历任直隶自治筹备局、宪政筹备厅、修订法律馆参事、咨议等职，民国后历任大总统府秘书、宪政研究会委员、政治会议和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诸职，是袁世凯在法律和国会问题方面的参谋。此外如施肇祥、章宗元、富士英、曹汝霖、陆宗舆、李士伟等留美、留日大学生均被罗致于北洋，受到重用。

　　当时的留学生在国内可不像今天这么吃香，甭管你是美国的耶鲁、康乃尔，还是日本的早稻田、东京帝大的名牌大学毕业生，按规定在国内也得等个八九十来年才能获得咱们中国的“举人”、“进士”和“翰林”的出身呢。没有这个出身，你在官场上会遭人歧视，不好混呢。一般的官僚心里头先就存了“二毛子”之类的成见，对留学生爱搭不理的。袁世凯则不然，可能是没有所谓“出身”的负担吧，他不仅延揽重用留学生，积极为他们奏请“出身”，而且礼敬有加。有一则故事说的是袁世凯当了军机大臣后，与庆王等另外几位军机一同接见前来参拜的留学生，别人都傲然不以为礼，惟独袁“必鞠躬伸双手，表示接头还礼82。”当时太后为着变法图强，不得不同意起用新学人才，开办经济特科，可在心里头拿它当作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对新学人才有着很大的疑虑。

　　1903年7月首届经济特科的初试，梁士诒为一等第一名，杨度为一等第二名；在复试前，守旧派官僚樊增祥在太后召见时进谗言，说此次参加考试的多为新党(即康梁一党)，不可取用。太后当即更换阅卷大臣，将原定的录取名额削减了3/4以上。看准了太后厌恶新党的心理，守旧派的吴逢甲、魏光焘又参奏梁士诒、杨度等十八人是革命党，其实全是莫须有的谎言。但梁就此落第，杨东逃日本，所以，那时侯袁世凯任用留学生，还真要有些魄力，担着点儿惹太后生气的风险呢。

　　回过头来再说用外国人，袁世凯在这上面与他的恩公李鸿章亦步亦趋，而且青出于蓝，有过之而无不及。李鸿章主持北洋时，幕府中有一批洋人幕僚，著名的有德璀琳、汉纳根、丁家立等，在当时清廷重臣中是独一无二的。李鸿章是开风气者，袁世凯则干得更猛，不同的是，李鸿章用的都是西洋人，袁世凯用的则大多是东洋人。据日本学者统计，当时全中国聘用的日本人中，直隶一省就占了1/3左右83。袁世凯为何要聘这么多日本人？原因有两个。一是俄国自强租旅大以来，已充分暴露了假友善、真侵略的面目，庚子事变时占据的东北三省，一直拖着不肯交还，清廷此时对老毛子是又怕又寒心，自己没有力量，于是打算利用列强间的矛盾，抵制俄国的侵略。二是日本人眼见着俄国人轻易地霸占了全东北，又急又恨，于是转过头来对中国“亲善”，明里暗里地拉拢中国，说黄种人都是一拨儿，同文同种，应该联合到一起对抗俄国的侵略。中国原来在军事上是学德国的，但胶澳事件使两国关系冷却了下来，而且多数大臣都觉得日本国情与中国相近，也是由落后中变法图强，所以应该近学日本，风气一下子就转了过来，从“西化”转成了“东洋化”。

　　北洋聘用的日本人主要在军事和教育两方面。军事方面，袁世凯就任不久，就在1902年1月，聘任日本在天津驻屯军的参谋立花小一郎少佐(此人后来晋升为陆军大将)为练兵顾问，9月，又聘任金竹、嘉瑞和中川分别担任军政司参谋处、教练处和兵备处的顾问，参与北洋的军制改革。1904年9月，立花等因合同到期返回日本，袁又聘请在北京担任使馆助理武官的炮兵大尉坂西利八郎接任立花的职务，当时中俄密约规定中国军队只准聘用俄国教官，所以这些顾问全以“兵书翻译官”的名义出现。这个坂西在中国呆了二十五年之久，留蓄发辫，取了中国名字，讲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是个中国通。他做袁世凯的军事顾问，前后达十年之久，与袁世凯有很深的关系，因此这里对他略加介绍。

　　坂西利八郎(1870—1950)，日本纪州人，出身于诸侯家臣世家，后举家迁往东京。坂西1900年毕业于陆军大学，两年后作为参谋本部的特派人员前往中国，此后直至1908年，他明里是助理武官和北洋军事顾问，实际上还肩负着日本参谋本部的特殊使命：拉拢中国，为日本在满蒙地区同俄国的角逐刺探情报。袁世凯对日本的战略意图很清楚，而清廷的方针就是利用日、英与俄国的矛盾来收复东三省，所以袁世凯在对付俄国人方面与日本很合拍，也因此与坂西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通过坂西、青木(日本驻华武官)，他对日本军事上的动向也很了解。十年前的死敌，如今成了共同对敌的合作伙伴，然而十年之后，当袁世凯在“二十一条”问题上不那么合作了的时候，青木、坂西又翻脸成为凶恶的帝国主义分子，积极策划支持宗社党打内战，颠覆袁世凯政权。历史就是这么变幻无常，证实了“外交上没有永久的敌人或朋友”这句名言的真实和残酷。

　　坂西在袁死后曾回顾他们之间的交往和印象，认为袁“毕竟是个非凡的英才，……具有天然的威严风采。与中国的其他达官贵僚不同，他不吸鸦片，也不喝酒，日常生活有着严格的规律，是与当时所谓的‘大官派头’完全不同的人物。”坂西还回忆了袁世凯给他取名的经过：

　　到中国后过了两年(1904)，日俄战争爆发。在即将开战前，有一天袁世凯特意把我叫去说：“交战国的军官在中立国的军队任职不妥，所以在战争结束以前你是否可以改用中国名字？我来给你起个名字怎么样？”他想了不少名字，最后给我取名“班志超”，字“康侯”。他解释说，班志超是引用汉光武帝时出使西域的班超的名字，因为你所做的工作类似班超，而坂西的“坂”，在汉语中发音和“班”字相同，在班超的中间加了个“志”字，所以你就叫“班志超”吧。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他考虑事情异常细致，并且是个爱诙谐的人。84

　　袁世凯聘用的日本军官和士官有近二百人之多，大都分派到各个军事学堂做教习。在教育方面，袁聘用了渡边龙圣作顾问，在医疗行政方面，则有古城梅溪、西村丰太郎，法政方面有冈田朝太郎法学博士，财政金融方面有佃一弥，农业方面有楠原正三，工业方面有藤井恒太、盐田真，印刷技术方面有下村孝光，等等85。

　　袁世凯1901年11月7日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6月8日实授，1907年9月4日调离，实际主持北洋的时间不足6年，却能将一个战乱之后残破不堪的直隶，建设成为一个“如旭日之升，为全国所瞻具86”的新政模范，使人看到他确实有着非同寻常的行政能力，也不得不承认他善于罗致和使用人才，展示了自己“治世之能臣”的一面。而北洋之六年，也是袁世凯一生中最有建树的六年，为中国近代的洋务运动，添写下了光彩的篇章和圆满的结尾。

　　注　释

　　1《袁世凯奏议》(上)，天津古籍出版社版，第268—277页。

　　2释褐，脱去布衣，换着官服；意思是作官。褐，粗麻或粗毛的短衣，指穷人所穿的服装。

　　3李岳瑞：《悔逸斋笔乘》，山西古籍版，第153—154页。

　　4郭廷以：《中国近代史事日志》(下)第1110页。

　　5同上，第1122—1123页。

　　6同上，第1130页。

　　7《荣禄存扎?张翼扎》第48页。

　　8黎东方：《细说清朝》第624页。

　　9《容庵弟子记》卷三。

　　10吴永：《庚子西狩丛谈》第106页。

　　11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北洋军阀》(一)第965页。

　　12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第130页。

　　13郭则禨：《南屋述闻》，《近代稗海》(第十一辑)第186页。

　　14《汪康年师友书扎》(三)第3111页。

　　15《义和团档案史料》(下)第1328页。

　　16《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下)第1019页。

　　17《袁世凯奏议》(下)第1338页。

　　18齐植璐：《北洋法政学堂及其沿革》，《天津文史资料》(第44辑)第28—29页。

　　19严仁赓：《祖父严修旧事数则》，《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第145—146页。

　　20《饮冰室合集?专集》一册第32页。

　　21王芸生《严修与学制改革》一文中曾谈及此事：“严修的座师徐桐，反对维新，痛恶严修奏请设经济特科，知严修到京，预先在门房揭贴：‘严修非吾门生，嗣后来见，不得入报。’严往请谒，吃了闭门羹。严在翰林院的职务俱被免去，只剩一个编修，遂于9月间携眷回津。”《文史资料选辑》(第87辑)第102页。

　　22参见《严修年谱》，齐鲁书社版，第122页。

　　23严仁赓：《祖父严修旧事数则》，《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第149页。

　　24《严修年谱》第116—117页。

　　25荣庆(1858—1916)，字华卿，一字耐园，蒙古正黄旗人。光绪丙戌年(1886)进士，散馆后历任翰林院编修、内阁侍读学士、鸿胪寺卿、通政司副使、山东学政、大理寺卿、仓场侍郎、刑部尚书等职，新政时期曾任学部、礼部、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弼德院院长诸职，后因中风卸职，民国初年病逝于天津。

　　26参见徐元基：《周学熙资本集团研究的几个问题》，《近代中国》(第3辑)第245页。

　　27《张謇日记?宣统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28周叔贞：《周止庵先生别传》，《周学熙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版，第201页。

　　29《周止庵先生自撰墓志铭》，《周学熙集》。

　　30周叔贞：《周止庵先生别传》第181页。

　　31《天津商业档案汇编》(上)第345页。

　　32《北洋公牍类纂?工艺一》卷十六。

　　33《袁世凯奏议》(中)第853页。

　　34《周止庵先生自叙年谱》

　　35同上。

　　36《北洋公牍类纂》卷二十四。

　　37同上。

　　38《青木宣纯与坂西利八郎》，《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第183—184页。

　　39《袁世凯奏议》(中)第510页。

　　40同上，第750页。

　　41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官僚》第28页。

　　42李宗一：《袁世凯传》第95页。

　　43萧一山：《清代通史》(四)第2462页。

　　44《三水梁燕荪先生年谱》(上)第44页。

　　45丁士源：《梅楞章京笔记》，《近代稗海》(第1辑)第435页。

　　46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第130—131页。

　　47参见周岩：《袁世凯家族》第36页。

　　48《大公报》1906年2月17日，3月10日。

　　49北京有电车早于天津(1899年建成营运)，但只用于接送往返于永定门到马家堡火车站的列车旅客，而非市内公共交通工具。所以天津的电车，仍可以称为中国最早的城市交通电车。

　　50《周止庵先生自叙年谱》，《周学熙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版，第695页。

　　51张一鮕：《古红梅阁笔记》

　　52《袁世凯奏议》(中)第559、561—562页。

　　53费行简：《现代名人小传》(上)第23—24页。

　　54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一)，山西古籍版，第24—25页。

　　55《容庵弟子记》卷三。

　　56《袁世凯奏议》(中)第631—633页。

　　57同上，第633页。

　　58《北洋公牍类纂续编?序》。

　　59张国淦：《北洋述闻》，第78页。

　　60参见李宗一《袁世凯传》第96页。

　　61《袁世凯奏议》(中)第818页。

　　62同上，第1374页。

　　63陈浣一：《睇向斋密录》，《近代稗海》(第13辑)第562页。

　　64陈璧，字玉苍，福建闽县人。光绪元年(1875)举人，三年(1878)进士，任内阁中书，以后历任各省考官、顺天府丞兼河南道监察御史、顺天府尹、商部侍郎、户部侍郎、邮传部尚书。袁被罢黜后不久亦被劾去职。民国后曾任参政院参政。后中风，病逝于北京。

　　65参见李吉奎：《梁士诒生平》，《梁士诒史料集》，中国文史出版社版，第1—2页。

　　66张一澧：《张一鮕生平》，《近代史资料》(总第60号)第102页。

　　67枚皋，字少孺，西汉时人，著名文学家枚乘之子。武帝时上书自陈，拜为郎。性好诙谐，善辞赋，才思敏捷，时人将其比之于东方朔。

　　68张一澧：《张一鮕生平》，《近代史资料》(总第60号)第102—103页。

　　69同上，第105页。

　　70费行简：《现代名人小传》(上)，第56页。

　　71包培之：《寿州孙家与中孚银行》，《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第141页。

　　72同上，第142页。

　　73张国淦：《北洋述闻》，第76—77页。

　　74《容庵弟子记》卷三。

　　75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北洋军阀》(一)第1012页。

　　76胡思敬：《国闻备乘》，《近代稗海》(第1辑)第289页。

　　77同上，第269页。

　　78《容庵弟子记》卷一。

　　79《袁世凯奏议》(上)第361页。

　　80参见马昌华主编：《淮系人物列传?文职、北洋海军、洋员》第224页。

　　81费行简：《现代名人小传》(上)第96页。

　　82陶树德：《我眼中的几任直隶总督》，《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第119页。

　　83山根幸夫：《袁世凯与日本人》，《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第79页。

　　84《土肥原密录》，《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第174—175页。

　　85参见山根幸夫：《袁世凯与日本人》，《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第82页。

　　86颜惠庆：《周止庵先生事略》。 
 
                  第三部分   送“高帽”的学问
　
送“高帽”的学问 [一] 
　
　　1904年末，日、俄为争夺东北而剑拔弩张，严重的局势迫使亟须休养生息的清廷重整军备。直隶紧邻东北战场，作为总督的袁世凯，守土有责但兵力单薄。本章开头所选引文是袁世凯向朝廷汇报布防情况、分析形势并要求筹饷扩军的奏折。袁根据俄、日备战的规模，提出至少要有六万军队方能勉强满足直隶一线和京畿布防的需要。而扩军，先要筹饷，否则，巧妇亦难为无米之炊。危机往往同时又是机会，北洋的大规模扩军，正是借着危机才得以名正言顺地进行。此前，为了解决国防空虚的危机，国势阽危的清廷接受了袁世凯的建议，设立督办练兵处，统一管理全国军制改革与扩练新军事宜。袁世凯多年来通过军事教育积蓄的人材资源使得他能够承此重任，并利用练兵处的名义动用全国的财力扩充北洋的军事实力，北洋六镇很快编练成军。同时袁世凯还成功进行了以常备军制替代传统的募兵制的改革，并全面引进了日式的军事教育。日俄战争期间，清廷及袁世凯表面上奉行“局外中立”政策，暗中支持日本，并进行了情报上的合作，而日俄战争的后果还将在很长的时期内影响到中国的历史走向。袁世凯之所以能够如其所愿地实现北洋的扩军，日俄战争所造成的形势固然是重要的因素，他一贯的雄心和对军事人才持续的培养和储备则更为重要，使他在机会来临时，有足够的资源可供使用，从而把握住了机会。北洋扩军的成功和全国编练新军热潮的兴起，使阽危的国势得以缓和，也使中国真正有了一支近代化的陆军，由此而言，袁世凯的扩军可以说是功在国家、民族。袁之新政、扩军，都应放到具体的历史年代和环境中去观察和评判，见解、看法尽可以不同，但中肯客观、真实可信才是史学的基石。

　　密陈遵照传谕统筹布置防守情形折1

　　(1904年1月19日)

　　奏：为钦遵传谕，统筹布置，谨将时势情形，恭折密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承准军机处王大臣电寄各省督抚内开：俄日相持益急，如竟决裂，中国势处两难，自当妥筹办法，除奉直边要各地方，应由北洋统筹布置，派兵严防外，所有沿海、沿江、沿边各口，务须加意扼防，慎固封守。各省匪党游勇，伏莽孔多，诚恐妄造谣言，乘机作乱，致别国借口，复生他变，尤宜预为防范，并饬属认真保护洋人财产、教堂，倘有奸徒煽惑，即行严拿惩办，勿稍疏虞。报纸消息，往往误传，人心易滋惶惑，仍希示以镇静，不动声色，妥密筹备为要。奉谕密布，希即遵照。等因。承准此。臣忝膺疆寄，自应钦遵，严密筹防，惟现在时势情形，有不得不披沥上陈者。

　　查日本以协约龃龉，早修战备，俄人初意不愿用武。近因相持日急，乃在东三省日夜运兵，探闻已增至八万，合旧驻兵数，共计十八万七千余人，其已备待发者尚有七万余人。俄之宗旨已变，自不肯轻易撤退。而日本举国鼎沸，又不能听俄所为，两不相下，战端难免。就我现在情势而论，不得不仅守局外，然公法局外之例，以遣兵防边，不许客兵借境为要义。防之不力，守局立隳，不但人之溃卒，我之土匪，必须认真防堵；而两大(国)构兵，逼处堂奥，变幻叵测，亦不得不预筹地步。畿辅为根本重地，防范尤须稳固。直境北连蒙古，俄与蒙疆接壤，处处空虚，由张家口达恰克图仅两千数百里，为俄人往来孔道；直之热河，东毗奉境，俄方占据奉省，将来资为战场。计东北边防及海疆各口，不下三千数百里，如欲慎固封守计，非十数万人不克周密，盖人皆以数十万众角逐辽海，我之防兵非万人不足支一隅，又须声势联络，互相策应，方免疏虞。惟我方饷绌械乏，断难集此重兵。然详查形势，扼要设防，至少亦须有六万人，以万人拱卫京师，以五万人分布边要，庶可资以屏蔽。

　　现查直境兵力，淮练各营，迭经裁汰，仅可巡缉地面；京旗三千人甫经成军，只可调防京师；自强军两千余人，现亦分布巡防；臣所部大支战兵，只武卫右军七千人，常备军九千余人。此外有提督马玉昆所部武卫左军一万人，姜桂题所部毅军五千人，遇有征调，除去看守营房，护运粮械外，应战之兵，不过三万，仍须分兵留驻京城，巡防近畿，计不过两万余人可以出防。且自公约禁运军火，各军子弹大半缺少，军械又多参差。臣前曾与庆亲王奕密商，拟增兵三万并筹备军火以资分布。嗣因饷项难筹，先增募一万，酌购军械，备助防守，计一万人正饷通年约需百万两，而购备枪炮及子弹并各项战具、杂支，约需一百数十万两，可指之项，只有练兵处奏请由直隶挪借一百万两，其所请部拨之二百万两，尚未准部文知照。如拟增足三万人，势难筹办，然非此又不足以布置。

　　臣九月间奉召入对，曾以预筹饷项为请，当蒙面谕，由部筹拨，迄今已逾两月，尚无的款在计。臣筹措为难，自系实情。然及今募兵购械，已觉为时甚迫，如再延宕时日，待至俄、日兵连祸结，虽有巨款，而乌合之众不足防御，远购之械难应急需，势将束手坐困，即使臣粉身碎骨，亦不足塞责于万一。臣一身不足惜，但事关大局安危，不敢不悉心筹划，力求周备，倘实在无饷接济，或拨饷不能应时，臣何能无米为炊，惟有尽现有之饷以备兵，亦惟有尽现有之兵以布防。设或防范不周，贻误大局，臣固不能稍辞其责，而力止于此，应在圣明洞鉴之中。甲午之役，集天下之兵力、财力，已故大学士臣李鸿章、故督刘坤一之久历戎行，老谋深算，而关内外各军不下二十万，仍每以兵单为忧。况现在俄、日交哄，人之兵力倍蓰畴昔，而驽下如臣，处此财才极窘之秋，提此两万余众之卒布置防守，实有不能不为鳃鳃过虑者也。臣通盘筹划，夙夜焦思，非兵无以布置，非饷无以增兵，惟有仰乞皇太后、皇上饬下户部迅筹切实的饷，以应急需而扶危局，天下幸甚。臣不胜战栗恐惧，迫切待命之至。

　　所有遵谕统筹布置情形，理合恭折披沥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庚子事变后，中国背负了极大的赔偿债务，国力和国际地位进一步下降，而京畿直隶，民变兵燹过后，城镇残破，百业凋敝，正是亟需整顿善后，修养生息的时候。清廷为了挽回颓败的国势，重提变法，袁世凯也正在一马当先地在直隶推行新政，经费本已不足，为何又要朝廷挤出大量经费来整军经武呢？原来中国此时已落入半殖民地的境地，国土大部分被划为各列强的势力范围，因而列强间的矛盾和利益争夺，一举一动无不牵动国内的政策走向，改变着行政的轻重缓急次序，想关起门来搞发展根本是不可能的了。此时，中国的东北上空战云密布，日、俄之战看来已势不可免，所以扩练新军，这个在乱后恢复时期原可缓一步进行的事情，现在又成为头等急务了。日俄为什么，凭什么要在中国的领土上开战？这就要我们回过头来，从因老李病逝而中断了的中俄关于收回东北的交涉谈起了。

　　因为头绪纷繁，本章拟从三个方面叙述、捋清国际政治对中国内政的影响，而它又是如何在危机中给袁世凯提供了扩充北洋实力的机会。从列强争夺的大背景下，我们才可能较为客观地看待北洋扩军的原因。袁世凯主观意愿的因素有，但大得多的成分是国防的需要，形势的逼迫，而练兵的资源掌握在袁世凯这里，所以因逢时会，成就了他的事业。不是有句话说“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吗？袁世凯当年小站练兵，建立随营学堂，持续不断地培训、吸纳人才，反映了他的远见，也积累下了北洋雄厚的军事资源，当机会到来的时候，练兵扩军自然非他莫属，岂是“野心”二字所能概括的？

　　先从中、俄收回东北的交涉说起。李鸿章去世后，双方交涉一度中止。1902年2月10日，中俄重开满洲问题的谈判，中方为另一全权大臣庆亲王，俄方为驻华公使。庆王比起老李，在外交经验、能力上，相差不可以道里计。袁世凯此时已同庆王搭上关系，以自己对列强的观察和判断向他提供建议：“各国均无困辱我国的词气，而且互有意见，不可能协同一致算计我们。俄国条约利在拖延，断没有因此发生战事的可能2。”庆王心里有了底，拒绝了华俄道胜银行合同(俄国打着道胜银行名义，为的是把它伪装成民间经济往来活动，避开其他列强的干涉)，并故意将俄国独占满洲权益的意图透露出去，引起了其他列强的关注，开始对俄国施加压力。如日本公使曾就中俄交涉质询奕，而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则分别向中俄抗议由俄国独占满洲权益。日美等国的质询和抗议，其实正中清廷的下怀，使之可以以此为由，抵制俄国的要求。2月3日，美国再次照会中俄及各列强，提请注意东北门户开放与机会均等的原则。2月9日，俄国在答复美国的抗议时，否认损害了满洲的门户开放；由此，奕?才敢于在11日正式拒绝俄国要求，中止了谈判。

　　由于其他列强的压力和怀疑越来越大，俄国负责此事的微德伯爵(即维特，时任财政大臣)指示加速撤军条件的谈判。这样，在4月8日(旧历3月1日)，清廷全权大臣奕?、王文韶与俄国公使签订了《交收东三省条约》。条约计四条：(1)东北归还中国，“一如俄军未经占据以前，仍归中国版图及中国官员治理”；(2)清廷“实力遵守”1896年与道胜银行订立的各项合同条款，保护铁路及在铁路任职人员，保护“在东三省所有俄国所属各人及该人各事业”；(3)俄军分三期于十八个月内撤出东北全境；(4)俄军撤退前，东北中国驻军人数、驻地必须与俄军“会同商定”。俄军撤完后，中国东北驻军的增减，必须“随时通知照会俄国”，等等。显然，俄国远没有捞到预想的大便宜，实现独霸东北权益的目标。俄国签定此约和如约进行首期撤军都不过是缓兵之计，以争取时间做好自己的战略安排。

　　在与德国结成战略同盟，在欧洲方面免除了后顾之忧后(德国许诺保护俄国的后方)，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远东政策再次趋于强硬，表现为强硬派的伯仔布拉塞夫(Bezobrazoff)的影响增大，而主张缓进的微德开始失势。伯氏主张修改“4?8”协议，否则不能撤军，因而在1903年2月7日召开的俄国外交、财政、陆军、海军四部大臣与驻中、日、韩三国使节的会议上，决定暂不履行第二期撤兵，对中国提出保障俄国权益的新条件；在朝鲜问题上，则可与日本妥协。这样，俄军在4月8日第二期撤军期限到期后，不但不按期撤出沈阳、牛庄、营口、辽阳和吉林等地，反而于4月18日由署理公使普拉松向清廷提出所谓保障俄国权益的新“七条”，其主要内容是：(1)东北官制不得更改；(2)营口以外不许开作市场；(3)俄清两国之外，无开掘东北矿山权；(4)俄国得以其国之兵，保护东清铁路；(5)东北置于俄国监管之下，不许他国干预；(6)设商务衙门于奉天，派俄国军队保护；(7)东北练军由俄国军官训练。这些独占东北的交涉活动都是以秘密外交的方式进行的，清廷既无力对抗俄国，也就故伎重施，于次日将消息透露于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内田连夜拜访奕，劝阻不要接受俄方要求，随即将此消息转告了美国驻华公使。美国于数天之后即向俄抗议其违背门户开放的约定；日本外相也面告中国驻日公使蔡钧，“俄要求的七款，万勿允许，日本已约英、美一起力阻3。”

　　俄国表面上虚以委蛇，否认有独占东北之意和新“七条”，背后则决定进一步夺占哈尔滨、齐齐哈尔、富拉尔基、宁古塔、海拉尔、珲春、松花江河道、齐齐哈尔至海兰江大道等城市和战略要地。5月，尼古拉二世任命主战派的伯仔布拉塞夫为枢密参赞，并指示俄远东总督阿莱克息夫加紧备战，“以保持在满洲独占势力之决心”，并照会中国外务部，要求满洲开设商埠或他国领事馆，必须事先商得俄国同意，并继续施压，要清廷接受其“七条”。8月12日，俄在旅顺成立远东总督府，任命阿克莱息夫为总督，统一掌握远东地区军政大权，完成了战争指挥体制。

　　清廷的应对办法就是开放东北。8月13日，奕答应与美国签订商务续约，开放沈阳、大东沟为商埠，并中止了中俄间关于“七条”的谈判。俄国则决定不理会中国而专力于同日本的交涉，认为只要俄日间达成了交易，中国只能屈服。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日俄间的交涉。李鸿章死后，英、日通过张之洞、刘坤一等向清廷传递消息(当时太后一行还在回京的路上)，要中国万不可迫于俄国压力而轻易定约。日本原本想与俄国作一番交易，从满洲分一杯羹。日本元老伊藤博文借访俄之机，曾向俄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提出，如果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地位，日本可允许俄国在满洲的自由行动权，只希望东清铁路给日本以运费上的优惠4。但当时的俄国根本没有看起日本这个小伙计，伊藤的试探不得要领，无功而返。1902年1月30日，英日同盟成立，在为期五年的盟约中规定，在中朝两国遭到其他国家的侵略和发生“骚乱”时，双方有权采取保护本国利益的行动；因此当任何一方与第三国作战时，另一方要保持中立，但在又一国家介入时，就要援助盟国而参战；英国也承认日本在朝鲜“政治上、商务上以及工业上之特殊利益5”。日本有了英国作后盾，态度转为强硬，不但极力阻止清廷与俄国签约，而且极力挑动美国出头对俄施压，于是就有了2月1日美国务卿海约翰抗议俄国试图独占满洲权益，要求东北之开发应履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日本此时还存有与沙俄搞交易的心思，所以其活动还隐藏在幕后。

　　俄国见英日结盟对付自己，先是拉法国于1902年3月16日发表共同宣言，宣布将俄法同盟的适用范围扩大到远东，但在美英日的压力下，表面上否认有独占东北的意图，并在4月8日与清廷签订撤军条约并进行了第一期撤军。但这只是掩人耳目，争取时间的缓兵之计，花了那么大气力，绞了那么多脑汁才抓到手里的东西，俄国是绝不打算放弃的。它所顾忌的是英国在欧洲方面的威胁，为此，8月6日，沙皇尼古拉二世与德皇威廉这个“黄祸”论的首倡者进行了会晤，商讨远东“黄祸”及共同对付英日同盟的问题，不过此时的所谓“黄祸”，所指既非匈奴、蒙古，也非睡狮中国，而是新近崛起的日本。由于俄国不愿废除与德国之宿敌法国的同盟，两国便不能结成新的同盟，但威廉二世答应为俄国防守后方。有了威廉这个承诺，尼古拉即决心在远东用强了，这就是新“七条”出笼的背景。

　　日本在得知俄国反悔加码的消息后，一面通知美国，一面研究对策。同俄国一样，在满洲问题上，日本也有两派。一派以现任首相桂太郎为首，是主战派；一派以元老伊藤为首，主张谈判解决。在6月举行的御前会议上，两派争执不下，桂太郎内阁遂于7月1日辞职；但明治天皇采纳了桂太郎的主张，并由他于7月15日再次组阁，宣告了主战派的胜利。由于担心中国难以顶住俄国的压力，日本终于在10月赤膊而出，从幕后跳到了前台，开始亲自与俄国交涉满洲问题。但在可能的条件下，日本还是想在谈判桌上参与满洲权益的瓜分，但提出的要价已较前有所提高，日本开出的条件是：朝鲜归日本，满洲铁路归俄国；或者，双方互相承认对方在朝鲜和满洲拥有对等的“优越势力”。

　　孰知俄国根本不理日本这一套，而是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并以此作为谈判的基础，谈判也由莫斯科转到了东京。俄国方案的要点是，“互相尊重朝鲜独立及领土，不提中国，日本承认满洲在其利益范围之外”，潜台词是：朝鲜这盘小菜谁也别动，满洲这道大餐日本无由享用。这样当然谈不出什么结果来。10月8日是俄国撤军的最后期限，但俄军非但不撤，反而不顾中国抗议，将已撤之军开回，相继侵占盛京官署，拘禁盛京将军增祺，进占海城，并明确通知日本，俄只同意与日谈判朝鲜问题，满洲是中俄两国之事，他人不得干预，交还满洲中国必须给俄国以利益上的保障。日本至此绝望，于是在1904年1月12日召开第二次御前会议，决定向俄国发出“觉书”(即警告备忘录)，开出的条件是：保全满洲领土(即只承认俄国的铁路权益)，承认朝鲜在俄国利益范围之外。俄国外交大臣拉姆斯朵夫置之不理，2月4日，日本再开御前会议，决定开战。

　　日、俄为何在满洲和朝鲜问题上较这么大的劲儿，甚至不惜兵戎相见呢？这就不能不由当时国际政治中流行的地缘政治说起。沙俄将领土扩张到远东之后，为了巩固对西伯利亚的控制，开始进行连接海参崴和俄国欧洲部分的西伯利亚铁路的修筑，同时还要寻觅一个太平洋沿岸的不冻港，俄国看好的就是中国东北的旅顺港。这条铁路要横穿黑龙江地区，不仅可以缩短里程，节省大量施工费用，而且方便将来控制中国东北，所以俄国要假仗义一番，在甲午战后的“三国干涉还辽”中出头，博取中国的好感；此后则诱使清廷与之结盟，借口方便战时向中国快速运兵，“保卫”东北不受日本侵略的需要，骗取了中东铁路的修筑权。所谓“中东铁路”，即从满洲里经齐齐哈尔、哈尔滨、牡丹江直至绥芬河，将西伯利亚与海参崴连接起来，横跨黑龙江的铁路。

　　第一步目的达到之后，俄国借胶州湾危机，中国迫切需要俄国履行中俄密约“保护中国”的条款之机，以屯驻军舰，向德示威的名义，强租旅大，攫取了这个不冻港不说，还以驻军后勤需要为借口，压迫清廷同意其修筑了北起哈尔滨，经长春、盛京(沈阳)直达旅大的铁路，称为南满铁路。这样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形成了一条纵横贯穿整个东北的“丁”字形大干道，1903年全线通车后，俄国即完全控制了东北的交通命脉。

　　1900年庚子事变的爆发给了俄国人新的借口和机会，即借义和团排外破坏铁路、电杆之事，以保护中东、南满铁路为名，全面武力接管东北，或实行殖民统治，或直接纳入俄国版图；由于东北居民均为黄种人，故此吞并中国东北的计划又被称作“黄俄罗斯计划”。起初，俄国还想故技重施，所以攻占北京后，另搞一套，拆列强一致对华的台，主动撤兵至天津和东北，向清廷示好，试图骗取东北更多更大的权益。但几年中清廷已充分领略了与俄国“友好”的代价，所以在归还东北的交涉中，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的想法，与老对头日本走到了一起，甲午之战后降到冰点的中日关系迅速升温，这也是日俄战争中中国暗中站在日本一边的原因。

　　日本则自明治维新后，作为一个后起的小帝国主义，也亟思加入19世纪的殖民主义行列，故木户孝允、西乡隆盛等维新元老提出了“征韩论”、“征台论”等扩张主义理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所谓“大陆政策”。这个政策的具体内容，1890年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在国会上发表的《外交策略论》中说的最为明白：“国家独立自卫之道，一是捍卫主权线，二是防护利益线。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是也。何谓利益线？即同我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的区域是也。”而处于列强纷争的时代，“仅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的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6。”这个所谓的利益线就是朝鲜和满洲，从朝鲜壬午兵变、甲申政变直至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乃至后来的“二十一条”、“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中日战争等等，背后起主导作用的都是这个“大陆政策”。日本此时口头上对中国大讲“亲善”、“东方黄种人应团结起来对抗西方白种人的侵略”等等动听的话语，与俄国人原来那套狡诈的欺骗没有两样。只不过俄国决心独占东北的权益，不仅不分给它一杯羹，反而连朝鲜也不让日本独得，日本才不得不跟俄国人拼老命。如果俄国人让步，日本是很愿意同俄国携起手来，共同瓜分中国的呢。

　　朝鲜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甲午战败后，随着清廷势力的全面退出，日本满想着独吞朝鲜，不曾想李氏王朝的“太后”式人物——闵妃搞起了亲俄，她运用起“以夷制夷”的老法子来，不在擅长此计的李鸿章和袁世凯之下。到了手的果实不能享用，日本人真是恶向胆边生，一不做，二不休，于1895年10月，日本以闵妃的老对头——大院君的名义，发动政变，杀死了闵妃，组成了亲日派政府，史称“乙未事变”。俄国自然不肯坐视，1896年2月，袁世凯原来的老对手、俄国公使韦贝与亲俄派大臣李范晋、李完用等将高宗李熙诱入俄国使馆，置于俄国保护之下。国王在手里，俄遂得以“挟天子以令诸侯”，重新组成了亲俄政府，并通过一系列与日本的双边谈判和协议，实际上将朝鲜置于俄日共管之下，两国享有对等的权益。而在暗中，俄国还同朝鲜政府签订了秘密协定(1896年6月于莫斯科)，保证保护朝鲜国王，向朝提供军事、财政援助，并许诺在朝鲜发生重大事变时予以军事援助。俄国还取得了训练朝鲜新军，管理朝鲜财政和海关税务的大权。

　　日本人以战争流血换来的成果，就这样让俄国人不费一兵一弹地轻易攫了去，心里面那种刻骨的怨毒和仇恨是不难想象的。为此，日本人又像当年针对大清国那样，开始了为时十年厉兵秣马、卧薪尝胆的备战活动，日、俄之间的这场对决是避免不了的，原因就在于“大陆政策”与“黄色俄罗斯计划”在满洲和朝鲜的大撞车必不可免。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问题，邻近国家的强大本身就构成对自己国家的威胁，这一点我们的祖先早已看到，所以才会有“远交近攻”的古训，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残酷事实。什么叫“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看看当时的清廷和朝鲜就知道了。所以读者千万不要天真到相信国际关系中有什么“友好”、“信义”可言，国际政治背后起作用的就是国家利益，支撑着外交谈判的是经济和军事实力，妥协不了就要在战场上见高下，战败者只能任人欺侮和宰割。晚清带给中国人的最大教训就是《书经》中的那句古老箴言：兼弱攻昧，取乱侮亡。落后、愚昧、衰弱和内乱，必会招致外敌的觊觎和攻击。庚子事变后的中国和东北就是活生生的一例。

　　12月22日，袁世凯已经摸清日本为了东北不惜一战的底牌，故致电外务部，提出日俄如果决裂，中国应采取局外中立的方针。12月25日，日本外相小村密告中国驻日公使杨枢，日本已经备战；日本外务省同时通知驻华公使和驻沪领事，要他们将此事通告主管外务部的庆亲王和两江总督魏光焘。在证实了战争必不可免后，袁世凯27日再次致电外务部，要求战争期间，中国应守局外中立的方针。袁世凯的建议，显然是当时条件下清廷所能作出的惟一选择，孱弱不堪的大清国此时谁也开罪不起，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两个强盗，因分赃不均而在自己的家里大打出手。12月30日，清廷电谕各省，日俄开战，严守局外中立。此前，为了防止这场在自己领土上的战争发生，清廷曾做过最后的努力，派人秘密前往大连会见阿克莱息夫，希望俄国能够履约以避免战争，自然议无所成，弱国无外交，这也可以算作一个事例吧。

　　1904年1月17日，清廷也召开了御前会议，商讨应付的对策。会议的结果是命令袁世凯整军节饷，以备防守。18日，又由军机处致电各省督抚，因日俄相持益急，除奉直边要各地由北洋统筹布置派兵严防外，命沿海沿江沿边各口加意扼防，并认真保护洋人财产与教堂。本章开头的奏折，就是袁世凯对这封电谕的回复。

　　中俄、日俄的交涉情况如上，清廷自己为了应急，先是批准袁世凯在直隶招募六千人组成“新练军”，为此1902年6月，袁世凯奏准成立北洋军政司，进行了初步的军制改革。1903年春天，太后、皇帝谒扫西陵，作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袁世凯一路陪同，在谒陵的途中，太后曾垂询练兵和铁路事宜，袁的答复使太后甚为满意。袁趁热打铁，上奏《陆军训练简易章程》，并建议设立练兵处，作为陆军参谋本部，统一事权，负责督练考察全国的新军。但当时的军机领班荣禄重病在身，已无力顾及于此了。4月荣禄死后，奕进入军机处担任领班大臣，袁立即派杨士琦进京重贿结交奕，与之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为北洋未来的扩军打下了基础。

　　当年秋天，日俄在东北问题上的对峙日益严重，11月间，朝廷两次召袁世凯进京磋商对策，袁遂再次提出设立练兵处的建议，以统一军政事权于中央、便于整军经武的理由说动了太后和庆王，责成他进行筹划。袁回到天津之后，在督署“三日未见属员”，亲手拟定“所有一切章程7”。12月4日，练兵处成立于北京(在今东城锡拉胡同)，庆亲王奕为总理练兵大臣，袁世凯为会办大臣，铁良为襄办大臣。练兵处设提调一人，由袁之密友徐世昌担任，下设军政、军令、军学三司，由刘永庆(副使袁嘉谷)、段祺瑞(副使冯国璋)、王士珍(副使陆建章)担任各司正使。铁良基本上是个摆设，只是为了免除太后的猜疑，不得不放上的一个旗人罢了。上有奕、袁世凯，下有各司正副使(全部是袁的人)，铁良夹在中间，只能应声附和8。

　　从练兵处的这个班底来看，不啻是直隶军政司的翻版，其基本成员全都是袁世凯小站班底的骨干成员。袁世凯多年来坚持不懈地抓军事人材的培养，在此时显出了效果，练兵的人才资源在他的手里，练兵的大任自然也就非他莫属了。奕不知兵，而且袁此时已同其结为一党，因而对袁也十分信任倚重，不久，奕即以自己“衰迈多病”为由，奏“请太后责成袁、铁悉心经营，而自己但总其成9”，因而练兵处的实权操于袁世凯的手中。由此，清廷这次全国性的整军经武，也自然要以北洋为蓝本，其营制饷章、军校训练规章制度的制订，则是依样画葫芦，全都出自北洋新军的那套制度，袁世凯也最终实现了按自己愿望重振陆军的目的。

　　但光有了练兵的大权远远不够，练兵最缺、最紧要的是饷。按照袁世凯为练兵处制订的庞大练兵计划，全国要分省限期编练新军三十六镇(师)。他在给徐世昌的信中说过，“所谓自强者，不是凑百十万饷银，招募几千士兵所能办成的。必须放手经营，筹饷数千万，练兵数十万，然后才可以说得上自保10。”袁世凯掌控练兵处所得到的最大收益，就是他可以以练兵处的名义，征调全国的财力来扩充北洋的实力，像他所仰慕的曾国藩、李鸿章那样，成为大清国的军政领袖、中兴名臣。

　　但各地督抚对于自己掏钱、北洋练兵的作法并不买账，朝廷向各省摊派的一千万两饷银，迟迟不能到位。袁世凯为饷源不继头痛不已之际，日俄相争，东北上空战云密布，朝廷惶急不安，十分紧张，一度甚至有再走西安的传言。直隶邻接东北，世凯守土有责，在接到朝廷要他严防“直奉边要各地”的电报后，遂借机诉苦，再次提出军饷不足问题，要朝廷加大催饷的力度。我们在本章开头见到的这篇奏折的背景即在于此。

　　袁世凯此折的要点在于“非兵无以布置，非饷无以增兵”这句话上，潜台词是：布防得要有兵，增兵得要有钱。局势尽管已很紧迫，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倘实在无饷接济，或拨饷不能应时，臣何能为无米之炊？惟有尽现有之兵以布防。设或防范不周，贻误大局，臣固不能稍辞其责，而力止于此，应在圣明洞鉴之中。”颇有“尽人事，听天命”的意思。次日(1月20日)，再就筹防问题上折，就前此与庆亲王、铁良商定的添兵三万，筹饷六百万的计划作了大幅度调整，“以目下计之，必先集三百万方可举办，应先切商户部，无论何项必须先提二百万，再由北洋挪借一百万，共凑足三百万解交练兵处，名为开办练兵处费用，实则用以筹防11”。太后此时正倚袁世凯为长城，哪能让军饷坏了大局，立即同意由户部先拨三百万两用以筹防。翌年7月11日，太后为加大筹饷力度，亲自下达懿旨，要求各省督抚“务审大局之安危，知事机之紧迫，不分畛域，共济艰难。”此后各省才认真认缴摊派费用，截至1905年末，总计认缴了七百七十九万七千两12。袁世凯在直隶也尽量罗掘，除李鸿章留下的淮军银钱所的利息和长芦盐斤加价的收入外，直隶还在1905年初发行了四百八十万公债用于支付北洋军饷，开了地方发行公债的先河。

　　清廷“征天下之饷，练兵一省”，使北洋新军迅速扩张，据统计，北洋军费的78.3％来自外省，仅1905年各地解京的九百多万两练兵饷银中，就有六百多万两用于北洋。在北洋之外，截至武昌起义前夕，清廷除禁卫军外，共编练成十四镇二十协新军，初步建成了一支近代化的陆军，而其中最为精锐的，就是袁世凯一手编练出来的北洋六镇。其扩展过程简要介绍于下：

　　一、1902年1月，派王英楷、王士珍等赴正定、大名、冀州各属县，会同地方官，选募壮丁六千，在保定编练为十营，称为“新练军”，饷源为顺天(即北京)直隶善后赈捐款项下的一百万两银子。

　　二、1902年6月，在“新练军”基础上增募两营，续添马、炮、辎重兵种，编成北洋左镇。同时奏准改革军制，从募兵制改为常备军制；设立直隶军政司，袁自任督办，刘永庆、段祺瑞、冯国璋分任兵备、参谋、教练三处总办。

　　三、1903年底，以北洋练军马队及分驻马厂的北洋亲军裁改成为步队一协(旅)、马队一标(团)；又赴河南、山东、安徽等省招募新兵一协、炮队一标，于1904年3月组建成北洋右镇，分驻小站和马厂。当月又奏准将左右镇改称为第一、第二镇。

　　四、1904年3月，袁以直隶巡警营(1902年8月，由武卫右军抽调三千人组成，派驻天津和津榆铁路沿线)“北段”13的一千五百人为骨干，添募新兵，编为第三镇，调往保定进行训练。

　　五、1905年2月，将驻扎南苑、海淀的姜桂题所部武卫右军的一部分，与1901年由江苏调来由袁教练统率的“自强军”二千人合编为第四镇，仍驻留原地。

　　六、1905年5月，将留在山东的“武卫右军先锋队”(袁世凯在山东时，由原山东巡防营裁编而成)十二营，加添步队一协，编为第五镇，驻留济南一带。

　　七、由清廷交办，在保定编练的京旗常备军(全部由旗人组成)，在1905年统一全军番号时(各种杂牌番号一律取消，通称陆军)被定名为陆军第一镇。原北洋第一镇被改为陆军第二镇，北洋第二镇改为陆军第四镇，第三、五镇番号不变，第四镇改为陆军第六镇，这就是袁世凯一手编练，赫赫有名的“北洋六镇”，总兵力约六万八千人，加上北洋各军事学堂人员，总数约七万人。在整个新军(总数约十七万人)中占约2/5。

　　此外，在正规军之外，袁还将驻扎直隶的原淮军各营整顿改编为三十九营，即“北洋巡防营”，分为前、后、中、左、右五路，分别由夏辛酉、张勋、李天保、徐邦杰、邱开浩统带，驻扎于直隶各州县，专用于“弹压地方，缉捕盗贼，巡查铁路电线”。此外，原宋庆统率的武卫左军(即毅军)二十余营约万余人，在宋庆死后由马玉昆统领，1908年马去世后，由姜桂题(小站旧人)接管，由此纳入了袁世凯的北洋系统。袁世凯此时所掌控的军队超过十万人，而北方各省新军也由北洋教练，因而间接受到北洋的影响。

　　北洋六镇中，除第一镇由旗人组成，袁不能完全控制外，其余五镇全部是袁的嫡系。六镇的军事首长也是由袁一手选定的，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小站出身。如第一镇统制(师长)先后为凤山、何宗莲；第二镇统制先后为王英楷、张怀芝；第三镇统制先后为段祺瑞、曹锟；第四镇统制为吴凤岭；第六镇统制先后为王士珍、赵国贤。在协(旅)、标(团)这两级担任协统(旅长)、标统(团长)的高级军官也都是当年小站的营连级的骨干。袁世凯小站练兵十年之后，至此大获丰收。在此基础上也形成了清末民初中国最大的军事政治集团——北洋集团

　　庚子事变之后，清军的主力——荣禄治下的武卫军，除远在山东的武卫右军外，基本上瓦解，京畿一带的防卫十分薄弱。此时大清国的军事力量，基本上还是以旧军为主，主要由满族八旗和绿营组成。八旗分驻各大城市和边防要地，由满族将军统领，号称二十五万，实则不足十九万，除京营八旗装备有新式枪炮外，大都仍用刀矛弓箭，而且旗营官兵多为世袭，此时已腐败不堪，谈不上什么战斗力了。绿营主要由老绿营、防军和练军(主要由原湘、淮勇营编练而成)构成，1906年后统一改编成为巡防营，是各省总督、巡抚统帅下的地方部队，1905年时尚有四十四万余人。但“此种兵丁散驻各州县，半数左右都是当地土著，平时绝不操练，枪械服装旗帜几乎全都霉敝不堪……且不论能否作战，就是捕缉盗贼也难得力，甚至有全营空额，并无此兵者14。”新军除去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外，还有张之洞在湖北编练的少数新军，总共加起来，不过三万人左右。以大清国上千万平方公里(当时外蒙古还在大清的版图之内)的广袤国土，仅靠着这七十几万素质窳劣的军队防守，国势不能不说是亟亟可危。所以整军经武确实是国家当时应放在第一位的大政，但战乱之后，恢复为先，再加财力支绌，不能不暂缓实行。而日俄战争则迫使清廷不能不军备优先，袁世凯乘时而起，承担起扩练新军的大任，实现了从募兵制向常备军制的改革，初步建立起了一支近代化的陆军，增强了国家的防卫力量，可以说是功在国家。不错，北洋是占用了练兵经费中的大头，但问题是它应不应该占用？北洋练兵资源雄厚，又须拱卫京畿重地，且又紧邻东北战场，防卫需要迫切，诸多因素造成的形势，使袁世凯得以利用天下的资源扩练北洋新军。袁世凯的成功，时也，势也。后世的一些批评家不看当时阽危的国势，一味指责其出于野心发展个人势力，这不仅有昧于史实，也有失客观公正。

　　在太后为东北的局势焦虑，袁世凯以其有限的兵力在关内外布防之际，俄、日两国也都基本上完成了作战的部署。在俄国方面，被任命为远东总督的阿克莱息夫的部署是：

　　一、以两个陆军师固守旅顺要塞。

　　二、以七千陆军防守海参崴。

　　三、以两个陆军师(约三万人)防守鸭绿江一线，阻击日军。

　　四、将远东陆军主力编为两个军团，一个布防于海城、辽阳、沈阳一带，阻滞日军，等待援军；第二军团屯驻于哈尔滨一带作为战略后备队。

　　五、海军则避免决战，保存实力，等待波罗的海舰队来远东汇合，形成绝对优势后，再与日本海军决战。

　　俄国当时的军事实力远超过日本，陆军至少拥有七十个师，约二百零七万余人，驻扎在远东的陆军为四个师约十二万人；海军则拥有太平洋舰队、波罗的海舰队和黑海舰队，各类舰艇二百五十艘，总吨位八十余万吨。俄国的国力、资源利于打持久战，故俄方总的战略是，以逸待劳，消耗日本的有生力量；战略目的是，以海军阻止日本舰队深入黄海和陆军登陆作战，坚守海参崴和旅顺口；以一部分陆军阻击、迟滞朝鲜方向的日军，待增援部队到来和海军获得制海权后，大举反攻，在日本本土登陆作战。

　　日本则卧薪尝胆，经过十年的精心准备，此时陆军已拥有十三个现役师计二十余万人；海军则拥有六艘铁甲舰、六艘重巡洋舰(即所谓“六六舰队”)和其他一百五十二艘舰艇。日本军力、资源均远较俄国薄弱，故利于速战。日本参谋本部制订的作战计划为：

　　一、陆上先以三个师在朝鲜登陆，占领朝鲜；然后推进至鸭绿江。海上则以突袭方式歼灭俄太平洋舰队，夺取制海权。

　　二、陆上以陆军之一部渡过鸭绿江，出击、牵制俄军，主力则以三个师加二个旅的兵力，从辽东大孤山登陆，攻占旅顺口，然后与朝鲜过来的三个师汇合，北上与俄军主力决战。

　　三、在哈尔滨的俄军第二军团增援反击时，以决战歼灭之。

　　日军的战略目的是，攻占中国东北、俄国滨海地区和库页岛。1904年2月，日本已经获悉，俄军准备在波罗的海舰队到达远东，西伯利亚第三军团组成和旅大船坞竣工后对日开战；日本陆军参谋长大山岩向天皇建议先发制人，突袭俄军。2月4日，日本召开了第三次御前会议，决定对俄开战。2月8日，日军突袭仁川，泊于仁川港内的两艘俄舰被击沉，登陆部队随即开进并占领了汉城。9日凌晨，东乡平八郎率领的日本联合舰队突袭了泊于旅顺口外的俄太平洋第一分舰队，包括一艘铁甲舰在内的四艘俄舰遭受重创，被迫退入港内；日军随即三次将商船凿沉于海口，将俄国舰队封锁于港内，取得了海上优势。同日，俄国对日宣战，日本则于次日才对俄宣战。看来，日本人是惯于打这种突然袭击、不宣而战的战争的，往前说有甲午，往后看有“九?一八”和珍珠港。

　　在陆战方面，日本第一军(约四万五千人)在仁川登陆，控制了朝鲜之后，于5月初越过鸭绿江，击败了俄军东满支队(一万九千人)，攻占了九连城、凤凰城，前哨直出太子河，威胁到辽阳俄军的侧后方。

　　5月5日，日本第二军(三万五千人)在辽东半岛的貔子窝登陆，于26日攻占金州南山，切断了旅顺守军与辽阳、奉天方向俄军主力的联系。

　　5月19日，日军第十师团在辽东大孤山登陆，6月8日攻占岫岩，12日占领怀仁。

　　5月29日，日军第三军(六万人)在大连附近的张家屯登陆，30日攻占大连及青泥洼，进逼旅顺口。7月5日攻占旅顺城儿山，28日攻占剑山，30日攻占狼山；8月7日占领大小孤山，炮击旅顺港内的俄国军舰。

　　在第三军接手围攻旅顺后，第二军则北上，一路攻克熊岳、盖平、大石桥、营口、岗瓦寨、海城，与辽阳方向的第一军会合。

　　7月，新组建的日第四军(二万六千人)也到达汤山城一线，这样日本第一、二、四军形成了对辽阳俄军的合围态势。8月24日—9月3日，双方在辽阳展开会战，日方参战兵力为三个军十三万人，由大山岩元帅指挥；俄军参战兵力为二个军团十五万二千人，由远东俄军总司令库罗巴特金上将指挥。日军攻势起初多被击退，但库罗巴特金因担心被日军合围，主动撤至沙河一线。此役日军伤亡二万四千人，俄军伤亡一万六千人。

　　9月末，俄军在增援的第一军团和西伯利亚军团开到后，增至二十一万人，日军此时只有十七万人，俄军因而从10月5日从沙河转入进攻，日军则针锋相对地进行反击；激战至17日，双方均因伤亡惨重而转入防御。此役日军伤亡二万人，俄军伤亡四万人，这是主力战场的状况。

　　在旅顺口方向，日第三军于8月9日发起总攻，伤亡二万人仍进展不大，攻势放缓，而后日军变强攻为围困，并以坑道爆破的方式实施突击。8月和10月又先后两次发动强攻，均未得手。之后，日本再开御前会议，决定不惜一切，从速攻占旅顺。11月26日，日军发起第四次总攻，在付出了一万七千人伤亡的沉重代价后，于12月5日攻克老虎沟(即203高地)，然后居高临下，以炮兵轰击被困在港内的俄国舰队，俄兵舰毁损严重，军心瓦解。12月底，日军又相继攻占二龙山、松树山，至此，旅顺周边的制高点均被日军占领，俄国守军已成瓮中之鳖。1905年1月2日，旅顺要塞司令斯图塞尔将军(Stossel)率守军投降。旅顺争夺战中，日军伤亡近六万人，俄军被俘三万二千人。

　　旅顺口陷落后，日本终于腾出了手，并扩编了第五军，与第三军一起北上参加奉天战役。1905年2月，日军在沙河一线共集结了五个军二十七万兵力，俄军则集结了三个军团二十九万三千兵力；2月18日，决战开始，日军以第三、第五两军分别向俄军两翼迂回，第一、二、四军从正面发起进攻；由于俄军统帅库罗巴特金对日军主攻方向判断错误，对预备队使用不当，造成俄军节节败退，并于3月9日全线北撤。10日，日军占领奉天，此后又相继攻占铁岭、开原、昌图，俄军则退守四平一线。此役日军伤亡七万一千人，俄军伤亡、被俘八万九千人。

　　在海上，当太平洋舰队被封锁于旅顺港内时，俄国抽调了波罗的海舰队的主力编成太平洋第二、第三两支分舰队，分别由好望角和苏伊士运河驶往远东增援。1905年5月5日，两支分舰队在越南海面会合；27日，当两支分舰队的三十八艘军舰通过对马海峡时，遭到占据数量优势的日本舰队(九十九艘)的截击。经过一昼夜的激战之后，俄军惨败，日军大胜；俄舰被击沉十九艘，被俘五艘，其余或触礁，或逃逸到中立国港口，只有三艘突围抵达海参崴，俄军伤亡五千余人，被俘六千余人，而日本只损失了三艘鱼雷舰，伤亡七百多人。

　　对马海战后，日本取得了制海权，6月下旬，日军于元山登陆，北上攻占了会宁；7月，日军第十三师在库页岛登陆，8月1日，俄守军投降。至此，日俄军事行动结束。俄国在远东丧失制海权后，已无直接打击日本本土的能力，尽管其陆上作战能力尚有很大余地，但因国内爆发“二月革命”，也难以继续对日作战。日本虽取得了重大军事胜利，但后备资源和财政也已陷入困境。因而在美国调停下，日、俄在美国的朴次茅斯坐下来谈判议和，并于9月5日签订了《朴次茅斯和约》。清廷在俄日和谈期间，于7月6日由外务部照会美、日、俄三国驻华使节，声明日俄和议条款内倘有牵涉中国事件，未经与中国商定者，一概不予承认。这一着在外交上很重要，承认了就永远失去了，不承认固然暂时收不回来，但将来国力恢复或强盛时还可以收回。大清国糊里糊涂地丢失了大片国土之后，总算吸取了教训。而后来丢失的大片国土，就是后来的糊涂者的责任了。

　　和约实际上是两个强盗之间的私相授受，背着主权国家对东北权益进行的再分配。和约有正约十五条，附约二条，主要内容是：

　　(1)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政治、军事、经济方面均享有特殊的利益。日本在朝鲜的活动，俄国不得阻挠与干涉。

　　(2)双方约定，除辽东半岛租借地外，现被两国军队占领及管理的东北全部交还中国，由中国接收施行政务；俄国在东北的权益，凡违背机会均等主义者，一律取消。

　　(3)俄国将旅顺口、大连湾及其附近领土、领水之租界权，以及界内的一切设施财产，转让给日本。

　　(4)俄国将宽城子(即长春)以南至旅顺口的铁路及一切支线，连同附属财产、煤矿，无偿转让给日本。

　　(5)俄国将库页岛自北纬50度以南及附近一切岛屿永久让与日本。

　　(6)俄国准许日本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白令海的俄属沿岸一带经营渔业。

　　(7)两国在中国东北之军队，除远东租借地外，限于十八个月内一律撤退；撤兵以后，两国皆可置守备兵保护在东北的铁路，守备兵数，每公里不得超过十五人。

　　权益瓜分完毕后，日本回过头来与清廷签订了《会议东三省事宜善后条约》(1905年12月22日)，在这个条约中，在获得清廷对日本在《朴次茅斯和约》中从俄国手中接收的全部权益的“概行允诺”外，清廷还允诺在奉天省之凤凰城、辽阳、新民屯、铁岭、通江子、法库门；吉林省之宽城子(长春)、吉林省城(即吉林市)、哈尔滨、宁古塔、珲春、三姓；黑龙江省之齐齐哈尔、海拉尔、瑷珲、满洲里等十六个城镇自行“开埠通商”。此外清廷还“允许由安东县至奉天省城所筑造之行军铁路，仍由日本政府继续经营，改为转运各国工商货物”，并与朝鲜的京义(汉城至新义州)铁路相连15。

　　清廷此时正处于与日本关系最为热络的时期。能够借助日本的力量收回东北全境，付出的代价不过是原来出让给俄国的权益，在清廷看来，应该是相当合算的。至于开放通商，本来就是清廷防止瓜分独占的基本策略，自然没有什么可反对的。笔者最初读近代史的时候，总纳闷清廷和李鸿章、袁世凯怎么那么窝囊，国家为何那样屈辱，后来才渐渐明白，这就是弱国尤其是战败国的命运，屈辱吧？没错，但无可奈何，今日的伊拉克不也还是如此吗？在国际政治中，败仗是千万不能打的。

　　奇怪的反倒是，日本付出了几十万将士伤亡的代价，却为何没有乘着胜势捞取更多的权益？或者干脆和俄国作一番交易，瓜分已处于两国占领下的东北？它们要是这样做了，中国当时是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办法与之对抗的。大清国这就不得不感谢山姆大叔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了。原来，日俄战争爆发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即训令美驻中、日、俄公使，请日俄尊重中国的中立与行政完整，限制作战区域。2月20日，海约翰国务卿再次向各国发出通牒，要求尊重中国的中立与行政完整。美国总统罗斯福1905年4月出面调解时，劝告日俄直接谈判，并要求日本维持满洲门户开放，并交还给中国。日本表示接受并于5月25日对美正式声明，开放满洲，交还中国16。日本为了拉美国站在自己一边，除以门户开放的许诺讨好美国外，在美国铁路大王哈里曼来东京为其环球铁路计划游说时，日本首相桂太郎对他的计划(其中一段要在东北修筑)也是满口应承，并与哈里曼签署了造路的备忘录。1905年7月，桂太郎与美国陆军部长塔夫脱达成一项谅解(会谈觉书)，主要内容为美不反对日本合并朝鲜，而日本则对菲律宾不图侵占，美日共同维持远东和平。这样，在罗斯福总统任内，美国实际上是英日同盟中的秘密成员，因而美国在战争中与英国一样，表面中立，实际上偏向日本。譬如，它要求俄、日限制作战区域，但仅限于东北，而故意漏掉了朝鲜，明显有利于日本；又如，战争期间，美曾与英国在各自国内允许日本发行、募集公债，为日本提供急需的战争财源。 
 
 
 



　
送“高帽”的学问 [二] 
　
　　日本既是以反对俄国独吞东北，维护“门户开放”原则的名义打的这场战争，自己又已打的筋疲力尽，没有余力与山姆再搞对抗，所以就行韬晦之计，暂时掩藏起自己的野心，休养生息，以待来日。但日本政府很快就暴露出独霸南满的意图，在东北建铁路的备忘录被宣布无效，哈里曼的计划也就此泡汤，日美之间由此生出了嫌隙，而这也就成为美国日后干涉“二十一条”，美日交恶，乃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中国结盟打击日本的的远因。

　　1907年7月，日本又与俄国签订了《日俄协定》，其中的秘密条款就是日俄瓜分东北权益的规定，在这个交易中，日本在承认俄国在北满的一切特权外，并承认俄国在外蒙古的特殊利益；而沙俄则在对应承认日本在南满的一切特权外，也承认了日本与朝鲜间依现行条约为基础的共同政治关系，即在实际上承认了朝鲜为日本的保护国17。通过这个协定，日本初步实现了其大陆政策的核心计划，即控制朝鲜、中国东北等对其至关重要的所谓“利益线”，当然北满还在俄国人手里，但日本人有这个耐心，东北早晚要全部拿过来，这就是日后“二十一条”、“九?一八事变”的起因。

　　但在日俄战争前后，中日关系却处在“蜜月时期”，用日本人的话来说，是“日中亲善达到了最顶点18”。日本为了与俄国对抗，在庚子事变和日俄战争期间开始极力拉拢中国。日本摆出一副“亲善”的面孔，见了中国人就大谈东方民族要携起手来，对抗西方的侵略；日本还积极参与中国的变法改革运动，处处表现出很热心，很想帮助中国富强起来的样子，一时还真是迷惑了不少中国人。当时日本参谋本部先后派出许多高级将领，到中国游说，劝诱中国大量聘用日本顾问和教习，派遣武备学生赴日本军校留学深造，为此，还专门开设了“振武学校”、“成城学校”，作为中国学生进入日本士官学校的预科。当袁世凯推行北洋新政时，日本更是全面配合。1902年日本参谋本部次长田村专程到保定造访袁世凯，接洽“中日军事合作”问题。同年10月，日军参谋总长大山岩对应聘前往中国的军官发布了特别的训示，要他们“努力工作”，在中国上层“以实力培植亲日势力”，强调这是日本“对华政策的百年大计19”。很显然，日本这一系列做法本身有着很深的用意，目的是在中国统治阶层内部培植起一个“亲日派”，作为日本将来侵略中国的工具。

　　日本这一套可能使缺乏国际政治、外交斗争经验的人上当，但肯定糊弄不住袁世凯，在朝鲜时，文的武的，他与日本人打了十多年交道，对鬼子的居心摸得透呢。那么怎样解释北洋反而是当时聘用日本人最多，向日本派出的武备学生最多，与日本人搞军事合作最紧密，与日本军事顾问交往最深的地方呢？

　　首先，联络、依靠日本，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中国只能以更为先进的列强为师，不管人家是否打过自己，也只能向比自己更强的国家学习，才有可能摆脱积弱积贫，受人欺侮的现状。

　　其次，中国需要其他列强出头抵制俄国的侵略，这种侵略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国家领土的完整和生存。中国既没有力量抵御，只能采用“以夷制夷”的老法子。尽管日本的意图也是侵略，但它的实际威胁在将来，而俄国的威胁近在目前。

　　再次，日本确实有的可学。甲午之前，日本在中国人心目中还不过是个化外蛮夷的蕞尔小国；但甲午之战居然打的大清国丢盔卸甲，溃不成军。更让国人吃惊和佩服的是，它居然打败了拥有世界上最庞大陆海军的北方巨人——沙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短短几十年时间，就从一个比大清更弱、命运也相同的小国崛起为东亚强国，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确实给了中国人启示与希望。更何况，这个日本在大清国患难之际频频招手微笑，主动出头摆平俄国，不顾《辛丑条约》禁运军火的条款，大批出售武器弹药给中国呢。而且袁世凯和当时朝廷的大员都认识到，日本经验更切合中国的实际，所以庚子年后“近学日本”成为一时的风气。况且，聘日本人，到日本留学要便宜很多，在当时那种财政拮据的情况下，这也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呢。据统计，1904年初，中国留日学生总数不过一千三百余人，其中武科学生二百余人；而到了1907年初，留日学生人数激增至一万七千八百六十余人，三年之中，增加了十几倍20；东洋之风，可谓劲矣。

　　袁世凯对日本存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但却不肯不利用日本的这笔教育资源。他历来重视军事人材的培养，当然不会放弃机会。1902年3月，袁从武卫右军的随营学堂中选派了五十五名学生赴日留学，1907年又陆续派出了近百名武备留学生，以培养“高级将材”。这些人学成回国后，大都受到重用，担任了高级军职。较著名的有：孙传芳、卢香亭、杨文楷、周荫人、吴光新、卢金山、潘矩楹、张树元、刘询、贾德耀、周文炳、李成霖、孙国英、王金钰、徐树铮、唐之道、姜登选、陈文运、曲同丰、傅良佐、毛继成、廖宇春等。袁还在保定武备学堂附设了留学预备班，蒋介石、张群等就是经由这个预备班进入日本士官学校的。袁世凯在编练、扩建北洋新军时大量聘用日本军官，全盘引入日本军事教学与训练方法的做法，还在于他认为日本陆军师从德国，而北洋新军从小站起就是由德国教官(庚子年才因到期解聘)训练的，因而改行日法，在实际上仍与原来的训练一脉相承，不至于杆格癥牾。

　　最后，袁世凯乃至清廷在新政和日俄战争期间的所谓“亲日”倾向，实际上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式的策略性选择，同时也不乏相互利用的成分。譬如，中国在日俄战争中采取的是一种带有倾向性的“局外中立”政策，不仅暗中替日本收集东北俄占区的军事情报，而且默许甚至授意东北的胡匪和马贼与日本人合作，破坏俄军补给，扰乱俄军后方，袭击俄军守备部队等等。后来的“东北王”张作霖张大帅，就是由此崛起的呢。在某些重要战役中，马贼甚至起到了关键作用。

　　甲辰日俄战争中，日军在辽阳南首山一役遭俄军抗击，屡攻不下，伤亡惨重，结果利用冯麟阁、金万福所部骑匪数千人组成了所谓“忠义军”(当时人称为花膀子队)，从辽河以西挺进，抄袭首山的右侧背。俄军出于不意，放弃首山，向北败退。日军乘胜长驱北上，俄军一败涂地，不可收拾，日俄战争胜负之局，由此也就决定了。冯、金两匪部，帮助日本袭击俄军，使首山战役转败为胜，因而决定了整个战局，对日本来说这是很大的一功。日本军事当局奏明天皇奖赏他们两人宝星勋章，并电请清政府将这两个匪首收编重用。不久，金、冯两人就被清政府擢用为奉天省巡防营统领和帮统。21

　　说到清廷这一时期与日本人的合作，我们可以通过袁同两名日本顾问的关系略作透视。这两名顾问，一是日本驻华武官青木宣纯，一是上一章已经提到过的坂西利八郎。

　　青木宣纯(1859—1923)，日本宫崎县人，出身于武士家庭。据说青木自幼爱读《三国志》，后来对中国发生兴趣也是受到此书的影响。青木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后来进入参谋本部，热心钻研中国问题，不久后被派往广州刺探中国内地的情报。青木以极大的毅力学习中国语言，据说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官话和广东话，是日本军部中第一个“中国通”。他先后在广州、北京居住了七年，搜集了大量情报，随后被派往比利时留学军事。甲午战争前被调回参谋本部，专门研究对中国的作战，并以第一军参谋身份随军出征中国。战后，青木从1897年起长期任职于日本驻北京公使馆，袁世凯在山东编练新军时，青木曾受聘担任顾问，由此与袁搭上了关系，青木工作努力、认真，深受袁世凯的信任。

　　1903年10月，青木“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到达天津，会见了当时的直隶总督袁世凯，说明日本开战意图及刺探俄国战备的谍报任务，与扰乱其后方的重要性，请求中国合作22。”青木的这一要求出自日本军部对俄作战的计划：

　　当时参谋本部大山岩任总长，儿玉源太郎任次长，福岛安正任作战部长。儿玉参谋次长鉴于时局紧迫，欲求增进日、清之间的亲密关系，并在日、俄开战之时实现下列重大任务：

　　一、日、清协作组织刺探敌情的谍报机关；

　　二、不断破坏敌军背后之交通线；

　　三、利用马贼集团威胁敌军之侧翼。23

　　庚子事变后，袁世凯曾再次邀请青木出任北洋的军事顾问，青木推荐立花小一郎代替自己，而于1902年返国。为了找一个袁世凯信任和熟悉的人，游说中国合作对付俄国，儿玉次长亲自登门拜访，动员青木前往天津从事这项秘密使命。

　　青木抵天津后会见袁世凯，共同就谍报协作问题及动用马贼等问题进行协商，袁慷慨应允。对有关谍报协作问题，袁表示已向旅顺、满洲一带派出谍报侦察人员数十名，今后每次情报均会及时提供给日方。对动用马贼集团问题，袁表示只要在直隶省界以外便予同意，并可秘密给予援助。此后，凡各地谍报人员每日传递总督府的情报，袁立即出示给顾问坂西少佐，坂西译成日文后，送交当时天津驻屯军司令官仙波少将，用电报发往日本大本营。24

　　当时日本在中国派驻了许多特务机关(对外称作“军事使节团”)，专门从事谍报破坏活动，“青木机关”、“坂西机关”是其中最为著名的。

　　从《土肥原密录》中的材料看，袁世凯早在战争爆发前一年就知道了日本不惜一战的决心，并且暗中与日本军方进行了密切的合作。“袁世凯为了协助青木的工作，把自己的部下段芝贵、吴佩孚派到了青木身边。众所周知，吴佩孚以后的发迹，是由于先与青木，继与坂西及土肥原等日本方面的代表人物长久保持着密切关系有关25。”日俄战争爆发后，青木在袁世凯的支持和配合下，出色地完成了敌后作战任务，并于1904年被晋升为少将。此后青木长期担任驻华武官，1913年晋升为中将。民国时期，因为袁世凯“亲英美，疏日本”的政策及在“二十一条”问题上不与日本合作，青木曾一度被军部派往上海，与积极联络日本倒袁的孙文，研究如何推翻袁世凯的活动，后因袁世凯死去而中辍26。

　　我们在北洋建军的档案文献中，常可见到一个名字：“班志超”，这个班志超就是坂西，“班志超”是袁世凯亲自为他取的中国名字。坂西利八郎(1870—1950)，日本纪州人，出身于武士家庭。1891年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1900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陆军大学，于毕业典礼上获得天皇颁赐军刀。1902年被参谋本部派往中国任助理武官，后接替立花小一郎担任袁世凯的军事顾问。坂西在华活动达二十五年之久，他努力学习中国语言，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蓄中国式的发辫，穿中国服装，取中国姓名，是继青木之后首屈一指的“中国通”。

　　日俄战争中，青木直接深入敌后，坂西则留在袁世凯身边，协调前后方的情报联络工作。坂西曾谈到中国在日俄战争中的作用：

　　1904年日俄开战，这时日中亲善关系达到了最顶点，中国人决心和日本并肩作战27。但当时中国军队还没有训练好，准备也不充足，如果作战失败反而使日本为难，因此，中国宣布局外中立，不偏袒任何一方，并划定辽河以西为中立地带，日军就是在东岸作战的。中国的中立是表面的，实际是帮助日军，只不过不直接向俄军开炮而已。中国采取的这个亲日中立，对我军作战给予很大帮助。如果辽河以西的中国军队不是亲日而是怀有敌意的话，将使日军发生严重的困难。28

　　坂西努力学习中文，为的是能够直接与中国军方高层进行沟通，据说他到天津出任北洋军事顾问的第二天，就闯入袁的房间，卤莽地要求以后取消翻译，直接与袁对话。此后他与袁的接触都用中文交谈，由于其工作“殚精竭虑，忠于所事，中国陆军之创始及军事教材之输入，用力独多29”而深得袁的好感和信任，成为袁世凯当时的心腹之一30。袁世凯失势后，坂西也受命返国，而后赴欧美游历考察军事；袁世凯复出后，坂西奉派出任驻华武官，并被袁聘为大总统府顾问。袁世凯死后继续担任黎元洪的顾问，1921年晋升为陆军中将，1927年归国退役后，长期担任日本议会贵族院议员，被奉为中国问题的权威。日本后起的“中国通”，如土肥原贤二、多田骏、坂垣征四郎等等，均出于坂西门下。所以，坂西被称为青木之后的“第二巨星”。

　　青木和坂西与袁世凯的关系再好，私交再深，也不能改变他们是日本军部派驻中国，为日本谋取甚至攫夺在华利益的特务这个事实，因而当袁世凯成为日本阴谋的障碍时，他们都转而反对，甚至策划推翻袁。同样，袁作为清廷的重臣和民国的元首，也必然以国家利益为依归，当日本继俄国之后独霸东北满蒙的野心逐渐暴露后，袁即转而拉英美以抵制日本。所以，日俄战争过后不久，“日本热”即成明日黄花了。

　　袁世凯像所有改良派大臣一样，是主张“中体西用”的，也就是张之洞所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因而，在北洋的军事培训与教学上，他也贯彻这一方针。我们且看他为陆军小学堂订立的课程设置。陆军小学堂说是“小学堂”，实际上招收的都是十七至二十岁的知识青年，相当于初级步兵学校，袁世凯对它极为重视，说它是“陆军将校初基，凡军队之强弱，国势之盛衰，皆系乎此”。陆小学制四年，每一学年，在专业课程之外都设有“经义”、“史鉴”、“文法”、“地理”四科，四科的设置，体现了“中学为体”和“经世致用”的思想。

　　第一年

　　经义　选授经传大义。

　　史鉴　中国历代系统及治乱大略，国朝掌故要略。

　　文法　学作浅近论说并习字。

　　地理　地形说略，亚东考略，中国地名详考，中国山川、土产、户口、财赋、军备及农工商业各要略。

　　第二年

　　经义　选授经传大义、古文策论。

　　史鉴　列国及三国史鉴并名将事迹。

　　文法　学作论说并习字。

　　地理　日本地志、三韩地志、俄国地志、俄国东方地志详考(把日、俄、俄远东等列入，有深意存焉)。

　　第三年

　　经义　选授古文策论。

　　史鉴　晋至明史鉴并名将事迹。日、韩史略并名将事迹。

　　文法　策论并习常用书信。

　　地理　欧非美三洲地志考略、岛国地志考略。

　　第四年

　　经义　选授武经精义并诸子要旨。

　　史鉴　欧美非澳各洲史略并名将事迹、万国史事总略。

　　文法　策论并习常用书信。

　　地理　英属及法德日韩各国地志详考、俄华交界详考。31

　　“经义”、“文法”两科，实即为贯彻中国寓修身于读书识字之中的教育传统而设。在《陆军小学堂教授规则》中特别强调了修身的重要：

　　修身学为尽人立身之桢干，亦为全国立国之精神。教授宗旨，必使之有国乃能有家，有家乃能有身，必能修身乃能卫国，而卫国即以卫家。知是，则忠孝之心油然自生，而军纪、军秩及军人之职分、志趣，皆得其本原，而言之易入矣。修身非可空言，自以经义为主，四书皆圣贤微言大义，尤为伦理之宗，故陆军小学堂修身一科，从讲解四书始。32

　　“历史”、“地理”两科，也暗寓了爱国主义教育于其中：

　　历史、地理两科，讲授得宜，最动幼年生之情感。讲授历史时，指授本国古今圣贤、豪杰、志士、仁人开物成务之功，乃有今日，则该生必生爱同国种类之思。讲授地理时，指示本国幅员之广大，山河之雄伟，出产之丰腴，人民之栖托，当日开辟之艰难，今日保存之不易，则该生必生爱本国土地之思。此全赖教员于授课时淋漓痛切，慷慨发明，非笔墨所能罄，是谓精神教育之第一义。次将四千年来历朝统绪分出段落，使知时代递嬗及治乱兴衰之大概，务期简括明了。本国地理则以山岭枝干、江河流域为经，城邑、方向、户口、物产、关津、扼塞、省界、府界为纬；间说治革，以资读史。旁及轮船、铁道、商埠、侵地(被侵占的领地)，以明时局。其外国历史、各国舆地(即地理)亦准许这样指授。33

　　后世之批评袁世凯的人，都说他练兵目的在于培植私人势力，所以北洋诸军是一支没有“主义”，只知道个人私恩的军队34。但从上面办学设教的章程宗旨来看，对这种说法要打一个问号了。当然袁世凯的教育宗旨在帝政的年代，脱不出忠君爱国的老套，与南宋时岳飞“精忠报国”的思想没有什么不同，旧是旧了点，但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练兵宗旨和主义，无可厚非。

　　北洋六镇成军之后，1905年10月末，北洋在直隶河间府举行秋操。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近代化的大型正规野战演习。袁世凯从北洋六镇中抽调出三万三千多人，分成南、北两军，由王英楷、段祺瑞分别担任总统官(总指挥)，袁世凯和兵部尚书铁良任阅兵大臣，各国驻华武官、记者三十三人，各省代表二百多人均应邀观看了这次大演习。演习在纵深三百余里的范围内展开，战线拉长到二十余里；王英楷率南军由山东北上进攻，段祺瑞则率北军南下防御，最后在河间会操，并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典礼。河间秋操举办得相当成功，给观操的中外人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器械精利，士马赳雄”，“中外观者俱甚称赞”。阅兵大典结束后，袁世凯大宴宾朋，“到者计千余人，举杯相赠，用志不忘，济济跄跄，宾僚欢洽35。”

　　翌年10月，北洋第五镇连同第一混成协(旅)与张之洞编练的湖北新军第八镇及河南第二十九混成协，又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彰德秋操。南军由张之洞的爱将、第八镇统制张彪指挥，北军由段祺瑞指挥，双方共投入兵力三万三千余人。袁世凯、铁良仍任阅操大臣，10月20日，袁、铁一行抵达彰德，次日接见中外观操者四百八十七人；22—24日观看作战演习，25日举办阅兵式，之后举行盛大宴会，招待两军将佐与中外宾客。通过这些大型实战演习，袁世凯展示了几年来扩练新军的成果，受到了中外人士的普遍赞誉，北洋新政也已大见成效，袁世凯此时中外瞩目，名望蒸蒸日上，已无可置疑地成为李鸿章之后改良派的新领袖了。

　　注　释

　　1《袁世凯奏议》(中)第875—877页。

　　2郭廷以：《中国近代史事日志》(下)第1153页。

　　3同上，第1178页。

　　4同上，第1152页。

　　5《中朝关系通史》第719页。

　　6《中朝关系通史》第615—616页。

　　7李宗一：《袁世凯传》第101页。

　　8袁世凯失势后，陆军部尚书荫昌上折曾揭发袁世凯跋扈，说：“铁良甚畏袁世凯，不敢发一言。”见《北洋军阀》(一)第668页。

　　9同上，第102页。

　　10李宗一：《袁世凯传》第101页。

　　11《袁世凯奏议》(中)第881页。

　　12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第393页。

　　13庚子事变后，袁世凯在天津设立的巡警营，分南北两段，南段为警察，北段为军队，合称巡警营。

　　14李宗一：《袁世凯传》第117页。

　　15《中朝关系通史》第727—728页。

　　16郭廷以：《中国近代史事日志》(下)第1228页。

　　17《中朝关系通史》第729页。

　　18《青木宣纯与坂西利八郎》，节译自《土肥原密录》，《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第178页。

　　19李宗一：《袁世凯传》第113页。

　　20郭廷以：《中国近代史事日志》(下)第1269页。

　　21宁武：《清末东三省绿林各帮之产生、分化及其结局》，《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140页。

　　22《青木宣纯与坂西利八郎》，节译自《土肥原密录》，《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第166页。

　　23同上，第162页。

　　24同上，第163页。

　　25同上，第167页。

　　26同上，第169页。

　　27此说不确。中国当时防卫力量尚且不足，哪里还谈的上参战。日俄战争爆发后，两广总督岑春煊曾致电外务部，提出过这类冒险主义的建议，即助日抗俄，乘机收回东三省。显然，由于这个计划的巨大风险，而不被朝廷理睬。袁世凯所建议的“局外中立”，但可以暗中支援日本的处理方式显然是当时风险最小、最可行的选择，而且同样取得了收回东北的效果。

　　28同上，第178页。

　　29翟沂：《靳云鹏诗赠坂西利八郎》，《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第226页。

　　30山根幸夫：《袁世凯与日本人》，《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第84页。

　　31《袁世凯奏议》(中)第759—761页。

　　32《北洋军阀》(一)第497页。

　　33同上，第499页。

　　34如吴虬所著《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即持此种观点。参见《北洋军阀》(一)第966页。

　　35《北洋军阀》(一)第568页。 
 
 
 



　
送“高帽”的学问 [三] 
　
　　“卖国”是一个严重的罪名。袁世凯之所以有了这个罪名是因为“二十一条”。既然如此，我们就有必要搞清楚“二十一条”的本末，以及袁世凯在有关交涉中的所作所为：他是否以国家权益与日本人作了私下交易？他是否为维护国家权益作了最大努力？日本的苛刻条件是在什么境况下被接受的？由此又涉及到，在对抗必败，必给国家带来更大灾难的前提下，对外交涉中的屈辱与让步是否就是“卖国”？本章开头所选引文是1915年5月9日中国被迫接受日本最后通牒一周之后，袁世凯向政府各级官员发布的密谕，他分析了日本的图谋和政府不得不委曲求全的原因，但基点是要求大家不忘此奇耻大辱，以卧薪尝胆的精神，力图振作，以待将来。总之，史家评史论人，应讲“恕道”，否则难有公正可言。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日本外交部有关“二十一条”交涉时的保密档案逐渐解密，则历史之真相遂大白于天下，而袁世凯戴了近九十年的“卖国”帽子，是不是也可以摘下来了呢？

　　关于二十一条的大总统密谕1

　　(1915年5月14日)

　　立国今日，非自强无以图存；而强弱之分，悉由人事。日本前在闭关时代，其学术政治与中国无殊；自明治维新以来，上下一心，步武西法，乘时而动，发愤为雄。四十余年所惨淡经营者，无非求达其东亚大帝国之政略。当合并朝鲜之时，现在首相大隈重信已自命为将来中国之统监2。盖其兼营并进之图，远交近攻之策，处心积虑，殆非一朝。究其致强之由，则以国民教育为根本，而明耻教战即寓于教育之中。故人人以当兵为义务，以战死为殊荣。就其近年军事言之，征发陆军，可达百万，海军战舰，已逾六十万吨。席其方张之势，日思拓地殖民。彼为刀俎，我为鱼肉，实逼处此，岌岌可危，厝火积薪，早成险象。前清末造，政失其纲，泄沓成风，人无远虑。加以亲贵用事，贿赂公行，各私其家，何知为国？迨至武昌事起，举朝失措，列强响应，瓦解土崩。日本浪人，利用此机，秘计阴谋，无所不至。我人民之生命财产，间接直接而受损失者，不可胜计。苍赤3何辜，言之流涕。幸而天佑中国，祸乱削平，予得以衰病余生，底定全局，殊出强邻预料之外。回忆当日，万险环生，至今心悸。国事粗定，欧战发生，关系于均势者甚大。日本利欧洲列强之相持，乘中国新邦之初建，不顾公法，破坏我山东之中立。军队所至，四境骚然；官吏见侮之横，居民被祸之惨，笔不能罄，耳不忍闻。我国受兹痛苦，方以退兵为抗议，彼不之省，又提出酷烈要求之条款。其中最为难堪者，曰切实保全中国领土，曰各项要政聘用日人为有力顾问，曰必要地方合办警察，曰军械定数向日本采买，并合办(军)械厂，用其工料。此四者，直以亡韩4视我。如允其一，国即不国，牛马奴隶，万劫不复。予见此四条，曾向在京文武重要各员，誓以予一息尚存，决不承诺；即不幸交涉决裂，予但有一枪一弹，亦断无听从之理。具此决心，饬外交部人员坚持磋商。此外凡损失权利较重者，均须逐字斟酌，竭力挽回。乃(于是)日人利用我国乱党，各处滋扰，而又散布谣言，鼓惑各国，分遣大枝陆军，直趋奉天之沈阳、山东之济南，海军亦时在渤海出没游弋。因之举国恐惶，全球震动，不知其用意之所在。予以保全国家为责任，对外则力持定见，始终不移；对内则抚辑人民，勿令自扰。将及四月，持之益坚。彼遂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认，然卒将最烈四端，或全行消灭，或脱离此案；其他较重之损失，亦因再三讨论得以减免，而统计已经损失权利颇多。疾首痛心，愤惭交集。往者已矣，来日方长。日本既有极大政略，谋定已久，此后但有进行，断无中止。兼弱攻昧，古有明训。我岂可以弱昧自居，甘为亡韩之续？处此竞争世界，公理强权，势相对待。人有强权之可恃，我无公理之可言。长此终古，何以为国？经此次交涉解决之后，凡百职司，痛定思痛，应如何刿5心神，力图振作？！倘仍复悠忽6，事过辄忘，恐大祸转瞬即至，天幸莫可屡邀，神州陆沉，不知死所。予老矣，救国舍身，天哀其志，或者稍缓须臾，不致亲见灭亡。顾此林林7之众，齿少于予者8，决不能免，而子孙更无论矣。予为此奇痛之言者，万不愿予言之竟中，诚以存亡呼吸，断非予一手足之力所可旋转。持危扶颠，端资群策。我国官吏，积习太深，不肖者竟敢假公济私，庸谨者亦多玩物丧志；敌国外患，漠不动心；文恬武嬉，几成风气；因循敷衍，病在不仁。发墨针肓9，期有起色。所望凡百职司，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目，激发天良，屏除私见，各尽职守，协力程10功。同官为僚，交相勖勉，苟利于国，死生以之。其有亲民之责者，尤当随时设法劝导人民，使蚩蚩者氓11，咸晓然于各国之大势，国民之义务。但能治人者事事以循名责实为归，受治者人人以视国如家为志，能由此道，则中国可强。我人民及身与子孙可免亡国之痛。此则予所独居深念寝馈不忘者。但坚忍始可图成，虚骄足以害事，京外各官，当规劝僚属，申儆人民，忍辱负重，求其在己。切勿妄逞意气，空言谩骂，非徒无益，反自招损。务各善体此意，努力为之。今之言革命者，动称排满。试思满洲以一二百万人入主中国，国祚尚近三百年，我汉族以四万万人，如不能久主其国，人必视我汉族为天生受(奴)役之性质，无人类自立之资格，讵非奇辱？我汉族皆神明之胄裔，诘以斯言，能甘心忍受否？其亡其亡，系于苞桑12，惟知亡庶可不亡。凡百职司，其密志之。此谕！

　　在近代史上，袁世凯一生中最为人所诟病的主要是三件事：一是戊戌政变时，袁告发了康梁等的密谋，出卖了维新同志；一是帝制自为；一是为了换取日本对帝制的支持，出卖国家权益，接受了“二十一条”。前两者是事实，后者则不免令笔者怀疑。按照常理，没有哪一个人会甘愿把属于自己的东西白白地送给他人，也没有一个主权国家的领袖或元首会冒着千古骂名，甘心出卖国家的权益。况且，拆袁氏称帝的台，最厉害的当属日本人。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在辛亥以后一直是鼓吹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最力的国家，袁如果真的与之作了交易，为何日本在它所希望的事情发生时，反而不合作了呢？而没有日本的支持，袁氏也照样称帝不误，似乎并没有在乎日本人的态度，那么他又有何必要“卖国”呢？凡此种种，不免使笔者想深入研究一下这段历史。

　　日本为何会提出“二十一条”？它与当时的政治情势和国际背景有何关系？这就要从日俄战争结束后，双方的重新勾结说起了。如前所述，日本作为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从地缘政治出发，早就把中国东北看作其“利益线”。为此，在沙俄拒绝退出东北时，日本甚至不惜出头同它打了一仗，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和牺牲，所以它根本不满足于仅仅是接收沙俄在南满的权益。但它需要时间消化战果，恢复元气，也没有力量与主张东北门户开放的美国搞新的对抗，故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日本在东北地区保持低调。除去提出所谓“东北六案”作为未来攫取更多权益的借口外，日本把主要力量放在了消化战争中攫得的果实——朝鲜上。同时，为了抵制美国开放东北的要求，独占满蒙的权益，日本与俄国，这对昔日的冤家对头，竟然携起手来，相继签订了四次密约，就瓜分满蒙乃至中国权益问题作了全面、长远的交易。所以说，“二十一条”的提出，在日本是处心积虑，早有打算的。

　　1907年7月30日，日俄订立第一次密约，“互相尊重彼此在中国之权利，划分南北满界限；俄承认日本在朝鲜之地位，日承认俄在外蒙之利益13。”当时国际国内的背景是：中国为防日俄瓜分，在东北建省，移民实边，兴办实业，并力图实行开放政策，大力引入美英资本以遏制日俄。美国陆军部长塔夫脱访华，中美接近，而罗斯福总统积极回应了德皇威廉二世关于德美中三国结盟，抗衡日俄的建议。

　　1910年7月4日，日俄订立了第二次密约，“维持满洲现状，并相互协助，以增进彼此在满洲的利益(目的在对付美国)14。”当时的国内国际背景是：中国各省咨议局和立宪派人士纷纷赴京请愿，要求立刻召开国会，立宪运动进入高潮；美国提议满洲铁路中立，并准备投资与中国合建锦瑷(锦州—瑷珲)铁路；遭到日本和俄国的拒绝；日本于本年8月29日“合并”了朝鲜。日俄双方有了默契之后，即各自着手实行其计划。日本起初以全力吞食消化朝鲜，在南满则保持低调，但极力阻止中国引进美英资本、开放东三省的计划。俄国则将注意力集中于外蒙和新疆，1911年的武昌起义使清廷无遑外顾，被俄国看成实施其计划的极好机会。起义爆发十几天后(10月23日)，俄国总理大臣科科弗采夫在同日本驻俄大使的谈话中提醒说：“根据1907年及1910年(日俄)两次秘密协约，日俄两国关于分割满洲和蒙古的问题已经预有设想。只要时机一到，两国即可根据1907年协约中规定的分界线分割满洲，并进一步商谈如何分割蒙古的问题15。”

　　为此，俄、日又在1912年7月8日第三次订立密约，瓜分东蒙(即内蒙呼和浩特以东)和西蒙(即内蒙西部及甘肃和新疆北部的蒙古族居住区)，以东经116.27度为东西蒙分界线，东蒙归日本，西蒙归俄国16。在俄国看来，中国内部的革命或动乱，是混水摸鱼的好机会。“兼弱攻昧，取乱侮亡”，对中国人来说，是一再应验了的古训。国家为什么需要稳定，为什么对内乱要予以无情的镇压，就是因为周围有无数双虎视眈眈的眼睛在盯着你，你的内乱，就是强邻的机会。因此，辛亥革命固然有积极的意义，但负面的作用也不可否认，它为沙俄提供了一个下手分裂中国的机会。

　　1916年7月3日，袁世凯死后不久，俄、日又在彼得堡第四次订立密约。密约“承认双方重要利益须要在中国不落在任何第三国之政治势力之下”，如遇第三国危及两国任何一方在华“重要利益”而导致战争时，一方一经请求，缔约国即须援助，“且两缔约国在未得彼此同意之先，不得单独媾和17。”此项密约，将双方所谓“重要利益”的范围由满蒙延伸至中国全境，甚至结为盟国，不惜一战，其吞噬中国领土的野心，可见一斑。但一年后俄国爆发革命，此约遂不了了之。

　　回过头来看这段痛史。先是，日俄1907年订立了瓜分满蒙的秘密协议后，为了抵制日俄的阴谋，清廷先后作出了联美制日、东北建省、全面开放、移民实边、发展实业等多项决策。一批大臣，如岑春煊(两广总督)、锡恒(科布多办事大臣)、程德全(署理黑龙江巡抚)、贡桑诺尔布(内蒙喀喇沁郡王)等先后上折建议，在外蒙实行新政。1909年10月，朝廷派三多出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1875—1940)，汉姓张，字六桥，蒙古正白旗人。十七岁中举，历任杭州知府、浙江武备学堂总办、洋务局总办、京师大学堂提调、民政部参事、归化副都统等职。三多为人“年力精壮，好文事，有干练才”，但行事不免操切。他“以俄人谋蒙日亟，力纠积弊18”，在外蒙古力行新政，主要是兴办教育，移民实边19，开放招垦，筹练新军，奏请修建张恰铁路(张家口—恰克图)等。

　　自明朝中叶以来，蒙古就分为三大部，即：内蒙古(又称漠南蒙古、东蒙古)、外蒙古(即喀尔喀蒙古，又称漠北蒙古)、厄鲁特蒙古(又称漠西蒙古或西蒙古)。康熙年间，清廷击败噶尔丹后，喀尔喀蒙古内附，行内蒙古制度，与清皇室世代通婚。当时外蒙又分为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和扎萨克图汗三部，在行政上也分为三部分：库伦、科布多和乌里雅苏台，由朝廷直辖，分别由两位办事大臣和乌里雅苏台将军管理。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八世20等僧俗封建领主认为三多的新政危及了自己的特权和既得利益，同时也觉得清廷衰弱已极，不如另找有力的靠山，遂决定派出使团赴彼得堡，提出脱离中国，托庇于沙皇俄国的保护。对于这样送上门来的机会，沙俄当然不会放过，于是宣称在外蒙推行新政“是敌视俄国的行为21”，并于8月向中国外务部提出交涉，“谓中国近来在蒙古新理移民，练兵，整顿吏治，蒙民不安，俄不能漠视，将筹对付方法22”云云。

　　哲布尊丹巴叛变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由于出逃印度大吉岭，投靠英国人，而于宣统二年被清廷革去了封号。八世哲布尊丹巴是十二世达赖的亲侄子，与十三世达赖的关系也非同寻常，达赖被革职的消息传来，哲布尊丹巴不免有兔死狐悲。唇亡齿寒之感。哲布尊丹巴何以会有藏族的亲缘？这还要从乾隆皇帝对喇嘛教的政策改变谈起。喇嘛教有四大活佛：除藏区的达赖、班禅外，就是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和内蒙古的章嘉呼图克图。由于哲布尊丹巴的转世灵童出自蒙古王公家族(如二世哲布尊丹巴就是土谢图汗之子)，为防止僧俗大权集于一身，尾大不掉，且易引起蒙古王公之间的争夺，乾隆二十一年决定，今后哲布尊丹巴的灵童不再由蒙古转世，而是在西藏寻找。在五十七年，乾隆又制定了金瓶掣签制度，并定制了两个金奔巴瓶，一存放于拉萨大昭寺，决定达赖、班禅和藏区各寺庙活佛的灵童身份；一存放于北京雍和宫，决定蒙古和内地的大小活佛转世灵童的身份，由理藩院尚书主持其事。

　　辛亥革命爆发后，俄国立即策动外蒙喇嘛王公“独立”。此时，三多所辖的武力仅二百四十余名，而且分布在库伦各地，他手下仅有八十多名亲兵；而俄国当时在边境上驻有重兵，并派兵千余名直接进入了外蒙古。11月28日，哲布尊丹巴以防备内地革命党“扰乱蒙疆”为名，擅自向喀尔喀四盟征调蒙兵，二天后，哲布尊丹巴派人向三多下了这样一道通令，说他们已决定建立“大蒙古国”，要求三多及清廷驻库伦文武官员及兵丁出境。

　　我蒙古自康熙年间隶入版图，所受历朝恩遇不为不厚，乃近年来，满洲官员对于我蒙古欺凌虐待，言之痛心。今内地各省既皆相继独立，脱离满洲，我蒙古为保护土地宗教起见，亦应宣布独立，以明万全。现已由四盟王公公推本哲布尊丹巴为大蒙古国皇帝，不日即将御极。库伦地方既已无需用中国官员之处，自应即时全数驱逐，以杜后患。……札到，该三多即便凛遵。限三日内带同文武官员及马步队等快速出境，不准逗留。23

　　因力量对比众寡悬殊，三多等被迫撤离。清廷正面临灭顶之灾，无力顾及外蒙，只能将三多革职，并宣布其所推行的不利于外蒙古的“弊政”一律革除；劝告哲布尊丹巴等不要“轻举妄动，为人所愚”，并派出蒙古郡王和科布多办事大臣前往“宣慰”。但外蒙古当局根本不予理睬，一个月后，哲布尊丹巴宣布建立“大蒙古国”，自立为皇帝，年号为“共戴”。随后，在沙俄的支持下，他们又派兵攻占了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驱逐了那里的清廷官员和驻军。

　　沙俄十分狡猾，11月3日，在外蒙刚刚投入其怀抱，一切惟其命是从之际，即与哲布尊丹巴政权签订了《俄蒙协约》及《俄蒙商务专约》，声称“蒙古对中国的关系已经终止”，俄国“扶助蒙古自治”，不准许中国军队进入蒙古，不准汉人移居蒙古地区，俄国人则在蒙古享有特权，其他外国人不得有超于俄人之权利；不经俄国允许，蒙古不得与“中国或别国立约”，等等；外蒙在实际上成了沙俄的保护国。对此，清廷于11月7日照会俄国，声明俄国与外蒙古所订立的任何条约，“中国政府概不承认”。次年，沙俄又策动库伦的蒙军开进外蒙西北部的唐努乌梁海，宣布“独立”，并于1914年6月派军队直接占领并兼并了这块十七万平方公里的地区。

　　唐努乌梁海位于外蒙古西北部，地旷人稀，但“河流灌注，山多森林，金矿亦多，地气较乌里雅苏台地方暖和，牧畜、渔猎外兼宜耕种24”，是漠北较为富庶的地区，行政上分为五个旗，一直归属中国。1915年，中俄蒙恰克图会谈时，中国代表提出唐努乌梁海问题，沙俄代表拒绝讨论，问题遂被搁置。以后苏俄继承了沙俄的衣钵，先是扶植当地傀儡成立所谓唐努图瓦共和国，1944年正式并入苏联，改为唐努图瓦自治省，但苏俄对此做贼心虚，苏联官方及媒体均未就此发表声明或予以报道，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并不知道这件事。但俄国对这一地区的侵占，自袁世凯以来的历届中国政府从未声明放弃对此地区的主权，这一地区至今仍为俄国所占据，其归属问题如何解决，让我们拭目以待。

　　在其他边疆地带，沙俄也时刻窥伺时机，蚕食鲸吞不遗余力。1912年1月，继外蒙“独立”后，沙俄策动当时陈巴尔虎旗总管福胜率领数百人，在俄军配合下，占领了海拉尔和满洲里，宣称“独立”，成立所谓“呼伦贝尔自治政府”；此后福胜被“大蒙古国”授予参赞大臣和海拉尔总督职务，呼伦贝尔也被并入“大蒙古国”。沙俄还同福胜集团订立了多项“合同”，攫取了呼伦贝尔地区的伐木、采矿、垦殖、渔业等多项权益。在中国政府出兵平叛时，俄又以“调停”为名进行干涉。1915年11月，中国政府被迫与沙俄签订了《会订呼伦贝尔协约》，除获得呼伦贝尔“为直属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之特区”的名义主权外，沙俄从福胜手中攫取的所有权益均得以保留，而且还规定中国政府如欲向该地派兵、修路，均须事先征得俄国同意，使中国实际行使主权的能力大受限制，直至俄国爆发革命后，呼伦贝尔之主权才为中国所收回。

　　1912年6月，在新疆于田县的一个大镇——策勒村，一些俄国商人与私自加入俄国籍的当地居民，横行乡里，欺压良善；辛亥革命爆发后，这些人散布流言，鼓动当地居民“从速投俄”，并与当局前来查办的人员武装对抗。在冲突中，我方死三人，伤一人；俄方及亲俄分子死二十九人，头目塞依提25逃亡。沙俄即借此扩大事态，先后派兵一千五百余人侵入喀什噶尔城外，并擅自在中国境内绑架官员和平民。新疆都督杨增新派杨缵绪为喀什噶尔提督兼外交特派员，与沙俄领事就“策勒村事件”进行交涉，要求交出肇事祸首塞依提，拒绝了俄方要求处决中国官民的要求，谈判陷入僵局。1913年8月，北京政府决定妥协，命杨缵绪与俄领事索柯夫达成协议，以判处地方行政官员和居民徒刑，赔偿白银七万两结案。10月1日签字后，沙俄军队先后撤出伊黎和喀什噶尔。但沙俄并不甘心，次年又唆使当地行政长官马福兴26组织“独立回教国”，10月，杨增新设计除掉了马福兴，稳定住了喀什的局面。

　　“大蒙古国”建立后，沙俄和哲布尊丹巴政权乘中国国内革命之机，先后兼并了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后，其矛头又对准了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地区。阿尔泰地区包括阿尔泰乌梁海、新土尔扈特、新和硕特三部，原属科布多办事大臣管辖，1904年，为防俄国的侵略渗透，清廷决定科、阿分治，设立阿尔泰办事大臣，治所在承化寺(今阿勒泰)。民国后，办事大臣改称阿尔泰办事长官，由中央直接管辖。1912年，库伦军队攻打科布多时，袁世凯命令新疆、伊黎、阿尔泰三地出兵增援科布多，但援军尚未集结，科布多即于8月20日陷落。杨增新认为阿尔泰为新疆北部屏障，故全力援阿，在军需粮草和军队布置上作了有效的安排，在进驻阿尔泰境内后，即听候中央政府与沙俄的交涉结果27。1913年8月，一名增援阿尔泰的新疆伊黎军队的士兵，击伤了俄国驻承化寺的领事，俄国遂借此赤膊上阵，直接干预。为避免冲突，北京政府应俄国要求撤回了增援军队，俄国却以保护领事和俄人商务为名，派兵一千三百余人，强行进驻承化寺和布尔津河一带。10月，沙俄又策动阿勒泰办事长官帕勒塔亲王(即土尔扈特亲王)宣布阿尔泰“独立”，并与之签订《临时停战条约》六条，试图将阿尔泰并入“大蒙古国”。袁世凯下令将帕勒塔撤职，宣布其所签订的所有条约一概无效后，沙俄于1914年2月向中国提出六项要求，作为从阿尔泰撤军的的条件，主要内容是哈萨克人归哈萨克总管节制，承认俄国人在阿尔泰境内有购置或租赁土地及其他不动产的权利，准许俄国商人任意运进货物并在沿途随意销售等。新疆都督杨增新在回复外交部的电报中对“六条”予以驳斥说，俄“要求将哈萨(克)归总管节制，言外即有不归阿尔泰长官节制之意。无非欲引哈萨(克)外向，使逐渐脱离中国管理主权，俨然含有独立性质”，“将来煽惑中、哈，即可效库伦故智，土地人民，皆入俄国之势力范围，居心叵测28。”此六条为中国政府所拒绝，俄军遂长期赖在阿尔泰不走，直至1917年俄国爆发革命后，俄军才被驱逐出境。1919年，中国政府将阿尔泰地区并入新疆，改为阿山道。

　　对俄国的趁火打劫，袁世凯的对策是，忍辱负重，沿袭晚清的老法子，以外交谈判解决问题。在经济权益方面，可以作出让步和妥协，在主权问题上则决不让步，只要能够争取到在条约中对中国主权的承认和肯定，异日国家强盛后就不难收回丧失掉的权益。在当时国力衰微已极的情况下，袁氏的这种方略无疑是正确的，所以在他的统治下，中国尽管被迫出让了许多权益，但并未丧失对原有领土的主权。经过耐心而艰苦的外交谈判，1913年11月，中国与沙俄签订《中俄声明文件》，沙俄在文件中承认了中国对外蒙的宗主权，承认外蒙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而中国则承认外蒙古“自治”，同意只派办事大臣及属员、卫队驻扎库伦，不派军队驻守外蒙；当然中国为此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承认了沙俄在与外蒙傀儡政权签订的《俄蒙商务专约》中所攫取的全部特权，并答应在涉及外蒙政治、土地交涉事宜上，俄国及外蒙古当局有权参与协商。

　　1914年9月起，中国又与俄国和外蒙古自治当局进行了恰克图会谈，并于翌年6月签订了《中俄蒙协约》，协约规定：沙俄承认中国对外蒙的宗主权；哲布尊丹巴取消“大皇帝”称号和“共戴”年号；中国则承认外蒙的“自治”和沙俄在外蒙的各项特权。俄国革命爆发后，沙皇政权倒台，中国政府遂于1918年派兵进驻库伦，完全恢复了对外蒙的主权，1919年11月，徐世昌政府发布政令，取消外蒙“自治”。可叹的是，中国很快陷入内战和革命不断的内乱之中，未能及时有效地加强和巩固在外蒙的主权，外蒙遂在后起的苏联支持下再次宣布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蒋介石政权屈服于列强的压力，为了换取苏联的出兵参战，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使中国最终失去了这块相当于现有国土面积1/6的领土29。国家不是从袁世凯手里，而是从国民党手里丢失了大片领土的。

　　俄国在外蒙和新疆的侵略频频得手，日本看在眼中，急在心里。在日俄密约中，除了满洲外，双方约定的瓜分范围是：外蒙属于俄国，东蒙(即当时的内蒙古东部)属于日本。但日本缺乏俄国所拥有的地理上的便利，俄国与其所欲插手的地区相邻接，在边境上驻有重兵，随时可以出兵进占。日本则不然，进兵非得深入中国内地，这就难免遭到其他列强，尤其是美国的干涉。所以日本在辛亥革命爆发后，起初采取的方针是，维持大清，哪怕是形式上的君主制，必要时甚至不惜直接运用武力扑灭革命，其目的当然是将来向这个受惠于它的朝廷索取高额回报。孰不料，它的这个计划遭到了普遍的冷遇，不仅袁世凯内阁无意维持大清，就是其他列强也全无兴趣。反之，美、英认为大清已经是一个朽烂不堪、扶不起来的朝廷，他们所感兴趣的是大清朝的政治继承人——袁世凯，这颗落而复起的新星，才是他们理想中的统治者。而袁世凯对日本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其外交主导方针即联美英以制日俄，这对于日本对华的图谋，无疑是一种潜在的、强有力的遏阻。叶恭绰曾论及袁复出后与各国列强之间的关系：

　　袁世凯倚外力以自重，尤显者在英国方面，而朱尔典30实为其枢纽。朱尔典固为发展在华势力计，然利用私交之关系，易于进行，亦其中一大关键(朱尔典与袁之私交，始于同在朝鲜时)。辛亥年袁出山后，一切规划，朱尔典多与其谋，居间奔走，实为蔡廷干等。且朱工华语，有时直接交谈，亦不(依)赖通译(翻译)的。据我所知，辛亥革命初汉口英国总领事的态度，及其后袁与黎元洪的交涉，南北议和各重要事件，朱尔典皆多所运筹。他对于制造袁的权位，实在是极费苦心。他所以如此，则是因为英国自甲午以后，中俄密约成立，对华力量大受挫折，至袁下野后为尤甚。所以英国朝廷政策已经一贯趋于毁灭清室，一方面即极力培植他方势力以为之做准备；袁之出山，正是英国恢复在华势力的机会，故积极加以运用也。自是而后，各国竞相角逐，争着想要拥袁。于是德国恺撒(指威廉二世)首先结交袁克定，进以帝制的学说，克定民国二年自德回国，即以此学说游说其父，遭其拒绝，其后渐渐得势。英国公使朱尔典刺探到此事，当面问袁，因而达成默契。美国也继之而来，古德诺博士因而来华倡帝制之说。日本知道自己落后了，以此事询问袁，袁仍然否认。日本大怒，以为袁得志，日本在中国将无立足之地，且将修朝鲜旧怨，于是断然决定倒袁。故民国三、四年间，日本窘袁之事不一而足，最后乃有二十一条的提出。31

　　叶恭绰此说，由黑龙会向日本政府提交的一份备忘录中得到了佐证。黑龙会是1900年由内田良平32发起的一个民间政治组织，但对日本官方的政策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其名称借用东北的黑龙江，有着很深的用心，即如其宣言中所称：“当前急务，首先在于同俄一战，击退帝俄，使满洲、蒙古、西伯利亚连成一片，以建设经营大陆的基础。”从这个组织的活动来看，它深入朝鲜、满洲、蒙古、西伯利亚等地，刺探情报，绘制地图，收买民族败类，策动内乱。如朝鲜之“合并”，中国之“革命”，拉拢宗社党人，策动满蒙“独立”等等，背后都有黑龙会的影子，它完全是日本侵略扩张政策的先遣军和别动队。1913年，由黑龙会发起，十三个右翼团体的三百多名扩张主义分子，成立了所谓“对华联合会”，加紧了在满蒙地区搜集情报，策动叛乱的步伐。内田良平在是年发表的《支那观》一书中，提出了“大亚细亚主义”的主张：“今我帝国，要联合觉醒的亚洲各邦并成为其盟主，以保证亚洲人在即将到来或已经到来的人种的竞争、宗教的竞争、经济的竞争中，免遭其他人种的蹂躏践踏33”，这个思想是后来的“大东亚共荣圈”理论的张本。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全部卷入战争。内田敏锐地觉察到这是日本全面扩张的大好时机，于是亲自起草了《对华问题解决意见书》(又称《黑龙会备忘录》)，以黑龙会的名义，呈交日本首相大隈重信34。这份意见书提出，必须乘西方列强卷入战争，无力东顾，中国孤立无援之机，迫使“中国自动地依赖日本”。“对日本帝国政府来说，强迫中国处于这一地位，除了利用目前机会取得政治及财政权力，以及用一切方法订立包含下列秘密条款的防御同盟以外，没有其他的办法。”内田提出的建立“防御同盟”的秘密条款有十条，作用在于把中国变为日本的保护国(为的是将来像对朝鲜那样加以“合并”)，他是这方面的操作老手。这份意见书实际上是日后“二十一条”的源头和蓝本，其精神和主旨全部被“二十一条”吸收了进去。

　　值得注意的是《意见书》对袁世凯的看法，印证了叶恭绰的说法。内田显然很清楚袁在外交上惯用“以夷制夷”的手法，对袁氏抱有很深的不信任：“从袁世凯迄今为止的态度来判断，我们知道他在外交交涉方面往往采取权宜的策略。虽然在外表上可能对我们表示友善，实际上他将依靠不同列强的势力作为对我们最方便的牵制而拒绝我们的要求35。”出于这一前提，在支持袁世凯镇压革命党，武力统一中国，还是帮助革命党倒袁的问题上，黑龙会的态度极为鲜明：“我们应该使中国革命党人、宗社党人及其他失意分子在全国范围内引起骚动。整个国家将陷于混乱，袁政府将因之垮台。那时侯我们将从四亿中国人中选择一位最有势力、最著名的人物，帮助他组织新政府，统一全中国”，而“目前是我们唆使中国革命党人及失意分子起事的最适当的时机。这些人目前之所以不能进行积极的行动，是由于他们没有足够的资金。如果帝国政府能利用这一事实，给他们以贷款，并教唆他们同时起事，极大的骚动和混乱，必将普及全中国。我们就能出来干涉并轻易地调整关系36。”黑龙会意见书竟同袁世凯一样，认为共和制不适合中国国情。但日本不赞成共和制的原因在于“中国共和政体的保留，将是未来中日同盟道路上的巨大阻碍”，为什么呢？因为这会给吞并中国造成体制上的障碍，“在共和国内，政府的根本原则以及人民的社会与道德的标准是与君主立宪国家截然不同的；它们的法律与行政也是相冲突的”，因此，“我们必须利用目前的机会改变中国共和政体为君主立宪，而这一立宪政体必须在一切细节上与日本的君主立宪相符合，而不是符合其他任何国家的君主立宪政体。这确实是为了实际改造中国政体必须牢牢掌握的关键和首要的原则。”至于推倒袁世凯后，由谁来当新的统治者，是宣统复辟，在宗社党内物色，还是从革命党人中挑选，可以等到将来再定。但“确实执行中日同盟的政策及改变中华民国为君主立宪的政策，实际乃是改造中国所应采取的根本原则37。”

　　由黑龙会的这篇意见书，我们可以大致窥见当时日本朝野侵略中国的思路：

　　一、借中国孤立无援之机，胁迫中国接受不平等条约，造成“保护国”的既成事实；

　　二、以此打击袁世凯的威望，以动摇其统治基础；

　　三、对一切反袁势力，无论是革命党，还是宗社党，只要是有助于煽起中国的内乱，均予以积极地支持；

　　四、支持除袁以外的复辟帝制的活动，使中国在政体上与日本保持同一性，为将来“合并”中国打好政治基础。

　　很显然，日本并不反对中国的帝制复辟活动，但“新皇帝”必须是一个日本信得过且好摆弄的傀儡，而非袁世凯那样足智多谋，不仅不听摆弄，反而足以成为日本阴谋的巨大障碍的枭雄人物。日本想要搞掉袁世凯，与后来搞掉张作霖的动机是一样的。所以，所谓袁世凯“卖国”一说似乎站不住脚。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日本与英国有盟约(即日俄战争之前建立的英日同盟)，与俄国有密约(即瓜分满蒙的秘密协约)，而在当时的欧洲方面，以德国和奥匈帝国为一方，以英、法、俄国为一方，形成了对峙局面。日本之所以迫不及待地对德宣战，就是看好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较弱，而且为欧洲战争缠身，无力东顾；日本可以借宣战为借口，一举全面接收德国在华的权益，其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还是侵略中国。日军在山东的登陆和对胶州湾德租界的进攻，事先并未通知中国政府。袁世凯还是从山东都督的报告中获知日军登陆的消息的。袁的对策是，在无力阻止日军行动的条件下，采用当年日俄战争时期用过的方式，划定日军过境的一条走廊和参战国战区，此外即为中立区，以防战争波及中国。当时的决策过程，据参加了那次会议的顾维钧回忆如下：

　　总统急忙在总统府召集会议，所有的内阁部长均出席，参事也被邀与会。那时我是外交部参事，是被邀的三个人之一，另外两个是国务院(内阁)参事。一个是伍朝枢，伍曾就学于牛津，是英国律师，伦敦林肯法学协会会员；另一个是金邦平，他曾留学日本，也是国务院参事。总统宣布开会后说，邀请三位参事与会，是因为他们曾在三个不同的国家留过学，学过法律，懂得国际法；议题是如何对付日本对中国领土的侵犯。他首先要听取三位法学家的意见。总统先叫我发言，我毫不犹豫地说，日军在龙口登陆是公然违犯国际法的行动，因为中国已宣布对欧战保持中立；根据国际法，交战国双方应尊重中国的中立。因此，为了表明中国在尽其中立国的责任，有义务保卫国土以维护其中立立场。因此，抵御日本侵略，理由至为明显。

　　总统叫伍朝枢发言，说愿意听听研究国际法的留英学生的意见。伍是以前著名的中国驻华盛顿公使伍廷芳的儿子。他简捷地说他的观点完全与我相同，认为中国必须履行其中立的义务，才能按照国际法保障中立国的权利。如果中国不保卫其中立，沉默即便是不承认，也等于是默许日本的行动。袁世凯又叫金邦平发表意见。金说日本造成的局势越乎常规，他实难以表示明确的意见。

　　袁世凯转向陆军总长段祺瑞，他想从陆军总长那里了解为了保卫国土，中国军队能采取哪些行动。段回答说，如总统下令，部队可以抵抗，设法阻止日军深入山东内地。不过由于武器、弹药不足，作战将十分困难。总统直截了当地问他抵抗可以维持多久。段立即回答说四十八小时。总统问他四十八小时以后怎么办，他望了望总统说，听候总统指示。总统再问外交总长孙宝琦。孙支支吾吾不知说了些什么，总之是他没有成熟的意见。总统环顾左右，等待别位总长发表意见，然而大家沉默不语。总统深深叹口气说，他很明白根据国际法，法学家们认为我国应该怎样做的意见，然而我国毫无准备，怎能尽到中立国的义务呢？这话显然是对着我和伍朝枢说的。……总统拿着一个准备好的小纸条作为发言的依据，他提醒大家，十年前在满洲，中国曾遇到过类似的事件。1904年至1905年日俄在中国境内交战，那时无法阻止日军的行动，只好划出“交战区”。那么，现在也可以划出走廊，日本可以通过走廊进攻青岛，中国不干涉日本在此区内通过，在此地区以外中国仍保持中立。

　　显然，这是应付非常局面的非常措施。总统叫在场的法学家起草划定所谓交战区的文件，以及在此区外保持中立的条例。由于陆军总长说明中国没有准备不能进行长期抵抗，而且总统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与会者一致认为此方案是当前中国应遵循的惟一切实可行的政策。三位参事凑到一起，草拟官方声明和执行中立的细则。这些文件经过批准，即做为官方政策予以公布。38

　　德国在青岛只做了象征性的抵抗，日军二天之后即开进并接管了德国租界，随后又以武力控制了青岛至济南的铁路线。这是一个明显的迹象，表明日本并不以接收德国的权益为满足。袁世凯政府的忧虑和担心是有道理的，1915年1月18日，从东京回任的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面谒袁世凯时，突然呈交了日本政府的对华要求，共计五号二十一条，即“二十一条”；日置益并当面要求袁世凯对此保密，声言秘密如果泄露出去，日本将断然采取行动。袁世凯虽然震惊、愤怒，但并非没有思想准备。他明了中国没有力量与日本进行军事对抗，躲是躲不过去的，只有先谈判，在谈的过程中想办法化解危机。下面我们来看看“二十一条”的具体内容。

　　第一号是有关山东问题的，共计四条：

　　(1)中国承认日本接收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

　　(2)山东省内或沿海地带的所有土地岛屿，无论何种名目，概不得租让他国；

　　(3)由日本建造从烟台或龙口连接胶济线的铁路；

　　(4)从速开放山东省内各主要城市，作为商埠，供外国人居住贸易。

　　第二号是关于南满和东蒙(即当时的内蒙古)的事项，共计七条：

　　(1)将旅顺、大连的租界期及南满和安奉两条铁路的期限，均展延为九十九年；

　　(2)日本人在南满、东蒙可租赁土地用于工商业和耕作；

　　(3)日本人在南满、东蒙可任便居住往来和经营工商业；

　　(4)日本人可在南满、东蒙各地获得矿产开采权；

　　(5)在南满和东蒙地区，欲允许他国人建造铁路，或为建造铁路向他国借款，并将南满、东蒙各项税课做为借款的抵押时，中国政府须先经日本政府的同意方能办理；

　　(6)中国政府如在南满、东蒙聘用政治、财政、军事顾问或教习时，必须尽先向日本政府商议；

　　(7)将吉长(吉林—长春)铁路的管理经营权委托于日本政府，期限九十九年。

　　第三号是关于汉冶萍公司的，共计二条：

　　(1)两国约定，将来将汉冶萍公司作为合办事业，不经日本政府同意，该公司所属一切权利、产业，中国及该公司均不得自行处分；

　　(2)所有属于汉冶萍公司各矿附近矿山，不经该公司同意，一概不许外人开采，无论直接间接影响到该公司的举动，必须先经该公司同意。

　　第四号仅一条，但严重侵害中国的领土主权：

　　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第五号最明显不过地暴露了日本扩张的野心和胃口，共计七条：

　　(1)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当政治、财政、军事等各方面的顾问；

　　(2)日本在中国内地所设有的病院、寺院、学校等，中国一概允许其拥有土地所有权；

　　(3)日中合办必要地方的警察，或在此等地方的警察官署中，聘用多数日本人，以改良中国警察机关；

　　(4)中国所需军械的半数以上须由日本采办，或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的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采买日本材料；

　　(5)将连接武昌与九江、南昌的铁路，及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的各线铁路建造权，让与日本；

　　(6)福建省内筹办铁路、矿山，及整顿海口、船厂，如需外国资本，先向日本协议；

　　(7)日本人在中国有传教之权。39 
 
 
 



　
送“高帽”的学问 [四] 
　
　　在听完日置益对“二十一条”的陈述后，袁世凯并未动怒，而是以外交辞令告诉日本人，“中日两国亲善为我之夙望，但关于交涉事宜应由外交部主管办理。当交曹次长带回外交部，由外交总长与贵公使交涉。”在日使辞出后，袁将条约文本留下细读。当晚，袁召集紧急会议，国务卿徐世昌、陆军总长段祺瑞、秘书长梁士诒、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外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等出席。次日至21日，又连续会议三天，详议对策。袁在告知他们日本“觉书”(即二十一条)的大致内容后，指出日本“意在控制我国，不可轻视。至于觉书第五项竟以朝鲜看待我国，万万不可与他商议。”此后，他便与梁士诒等密商避重就轻的办法40。对于“二十一条”，袁曾逐条批注，整个谈判实即根据他的指示进行。

　　例如，对于第一条批称：此本于前清中俄协定，东三省会议时已允继续俄国未满之年限，由日本展续满期，今又要重新更定，但将来若能收回，对于年限没有多大关系，此条不必争论。对于承认(日本接收)德国利益问题，批称：应双方合议，何能由日本议定，由我承认？这是将来之事，不必先行商议，可从缓议。对于合办矿业，批称：可答应一二处，须照矿业条例办理，愈少愈好，可留与国人自办。对于建造铁路，批称：须与他国借款造路相同，铁路行政权须由中国人自行管理，日本只可允以管理借款之会计审核权，惟须斟酌慎重。对于开商埠，批称：须用自开办法，并应限制，免(得)日本人充斥而来，反客为主。对于汉冶萍矿厂，批称：这是商办公司，政府不能代谋。对沿海地区之让与，批称：荒唐、荒唐，领土怎能让与第三国。对内地杂居，批称：治外法权没有收回之前，不能允与杂居。至于第五号，批称：此项限制我国主权，简直似以朝鲜视我，这种条件岂平等国所应提出，实堪痛恨，万万不可开议，切记切记。41

　　如果说袁世凯是枭雄，那么他处理“二十一条”的手法，最能表现其枭雄本色。这是袁从政以来所遇到过的最大外交挑战，他决计顶住，即使明里顶不住，暗里也要顶住。为此，他从四个方面着手布置。

　　第一个方面，是摸清日本的底牌，以确定外交谈判的方针和对策。“二十一条”提出的次日下午，袁即交给总统府秘书曾彝进42一项任务，要他即刻拜访总统府日籍法律顾问有贺长雄43，摸清日方此番的真正意图何在，在得知有贺也不知道其中内幕后，即提供旅费一万元，遣有贺赴日一行，利用他与日本政界元老松方侯爵44和山县公爵45的关系，摸清日方的底牌。不久，有贺返回北京，向来接他的曾叔度透露了此事的原委和日本元老的态度。

　　下车见面，我问他(有贺)消息怎样？他一言不发，约我同到他的寓所详谈。到有贺秦老胡同的寓所后，他说：“这件事真相已明。我见了松方侯爵，哪里知道，侯爵实不知其内容。如此大事，并未经过御前会议，松方只知道大隈要与中国解决悬案，不知其他。我乃将二十一条内容告之松方，并言日本公使直接向驻在国元首提出要求，有失国际间通行礼貌。松方说：‘大隈重信言大而夸，你快回华告诉袁世凯，满洲系我帝国臣民以血肉性命向俄国人手里夺过来的，应当予帝国以发展的机会。至于满洲以外中国领土上的主权及一切，帝国毫无侵犯的意思。大隈的要求，是他大隈重信的要求，帝国臣民不见得都支持他的要求’”云云。有贺附言：“山县公爵，我因保守秘密，怕招人耳目，故未往见”云云。

　　我将其言回报项城(即袁世凯)，项城喜云：“得要领了，得要领了。满洲以外的要求，当然半个字也不能答应他。就是满洲，俄国所抢去的，他日本都拿去了，他还想要发展，你发展了，我却瘪了。”……

　　项城又派我一项很难的任务，在二十一条未发生以前，项城叫我联络日本浪人，即日本人有相当智识而怀才抑郁者，挥金与交。数年之间，经我手推荐了若干人。项城就选定了六七人，最高有每月给五百元者，至少者亦月给二百元。直言之，即我方收买的日本间谍。其事极密，除项城与我外，无第三人知之。项城说：“现在正当紧要关头，你务必常跟他们联络，无论何种情报，是真是假，是虚是实，是大是小，都来报告我。并且你见了他们，应该说什么话，也要斟酌。你预先来问我，我告诉你”云云。我担负此项任务，即与彼等往来，竭力搜求日本公使馆的内部情形，但毫无所得。我将我无能情形，回报项城，请求解除此项任务。项城说：“我所想要知道的，不专指日本使馆内部情形，我要知道日本商民之动静。例如最近来的日本人多，还是回国的日本人多，以及他们为什么要来，为什么要走。走时是否把家财一起卖尽，有一去不复返之势。是否接到日本公使馆或领事馆的命令，劝他们回国”云云。46

　　袁世凯之所以要随时了解日本侨民在华的动向，显然也是为了摸清日方的底线，是虚声恫吓还是真的要诉诸武力，以此把握谈判的分寸。对于有贺带回的信息，袁也并不完全相信，随后又派金邦平等二次前往日本拜访松方，证实有贺所说确实后，才松了一口气。此后袁即让曾叔度前往有贺长雄处研究日本宪法，曾不愿意去，认为这种时候研究什么宪法，未免迂腐。袁告诉他：“我现在所想知道的，乃是外交真正决裂后，大隈应取何种态度，他能否奏请天皇即日派兵来中国。依日本宪法，天皇必须依他所请出兵呢？还是可以驳回不出兵呢？关键在此。你万不可将此问题涉及“二十一条”，宜用旁敲侧击法，叫他就宪法论上解答问题47。”在得到有贺对“二十一条”交涉失败后，就宪法而言日本八成不会因此出兵的分析后，袁指示在交涉中持强硬但不激怒对方的方针。由于探得了大隈内阁此次交涉的底细，袁的应对方略使得日方颇为被动，据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电告，“大隈内阁得袁氏复文，惊袁氏之胆大。而未经御前会议，自己即提出此项要求，遭袁氏回敬一棒，狼狈万状。不得已上奏天皇，已开御前会议”云云48。袁的摸底活动，显然深合“知己知彼”的战法，故中国虽处于劣势，但在谈判对手面前起初并未落下风。

　　第二即为配合第一步的摸底活动，在谈判中采用拖延战术。袁世凯既已决定坐下来同日本人谈，即再次起用了擅长在困难局面下谈判的陆征祥(如前不久进行的与俄国人进行的有关蒙古主权的交涉)担任外交总长，以代替在对外交涉上不那么在行的孙宝琦49，并指示陆征祥、曹汝霖应逐项逐条商议，不可笼统并商，尽量拖延谈判。

　　日本要求谈判尽快得出结果，每天会谈一次以加速进度，在最短的时间内签订条约。而袁世凯却极力拖延，希望得到外国的外交支援，特别是美国的支援。中国代表团的组成是外交部与日方代表团需要立即解决的另一问题。中国提出双方应各组成五人代表团。……日本提出只由公使和外交总长出席，顶多带一名秘书，构成三人代表团。显然日本公使是奉东京之命要进行秘密谈判，把和北京讲英语国家公使有来往，特别是与国外讲英语国家新闻界有联系的中方人员排除在外。日本坚持己见，迫使中国撤回自己的建议，接受日本的反建议。因此我(即顾维钧，时任国务院和总统府英语秘书)和另一位秘书被排斥于中国代表团之外。我虽未参加谈判，这并不意味着我对每次谈判内容和进展毫无所知。事实上，外交总长每次和日本公使及其同事会晤之后，总是召开小型会议，讨论会晤中提出的问题。

　　头几次会谈的时间很长，除了程序问题外，没有什么进展。实际上，袁世凯总统曾指示陆征祥先生，要他尽量拖延，这和日本公使要尽快结束谈判的急切心情完全矛盾。为了执行总统的指示，陆先生想出许多巧妙的计策来拖延谈判。日本要天天谈，每周五次，陆则提出每周开会一次，并且和颜悦色地和日方争辩。他说他很忙，有许多别的外交问题等他处理，他还要参加内阁的会议。日本公使多方坚持，最后达成妥协，每周会谈三次。

　　陆的另一任务是缩短每次会谈的时间。已有决定每周会谈三次，时间是下午四点至六点。陆的妙计是每次说完开场白后即命献茶，尽管日本公使不悦，他还是决意尽量使喝茶的时间拖长，而日置益50先生也知道这是东方待客的礼节，无法加以拒绝。

　　第三就是向西方国家特别是美、英及报界秘密透露日本独霸中国权益的计划，即“二十一条”的细节，引起列强的关注，以牵制和对日本施加国际压力。这一任务是由袁世凯的英文秘书顾维钧具体执行的。

　　此时，北京急需从国际上获得外交方面的支持。尽管中国许诺将此事保守秘密，不让其他国家知道，但我向总统和外交总长说明，这种许诺是在威胁之下作出的，中国没有义务遵守。根据世界的形势，惟一能给中国以外交和道义上的支持的是美国。……

　　这时关于二十一条的消息少量而不断地出现在外国的报纸上，引起了各国，特别是华盛顿和伦敦的关注。我征得总统和外交总长的完全同意，和英美公使馆保持接触。我每次在外交部开完会后，如不是当天下午，至晚在第二天便去见美国公使芮恩施51和英国公使朱尔典。当日本驻华盛顿大使电询政府二十一条的详情，尤其是第五号时，东京开始焦急不安，显然东京并未将二十一条的性质及谈判进展等详情通报其驻外使馆，据报日本驻华盛顿大使完全不知道所谓的第五号。但(美国)国务院出示了二十一条的全文副本，使日本大使非常难堪。此后日本政府也开始感到难堪，当然不是为了在北京的谈判中，而是在和华盛顿和伦敦的关系上确实是这样。秘密泄露后，至少是日本外相感到，如果继续否认二十一条及其第五号的存在，殊非明智之举。秘密越来越公开，日本谈判代表对中国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企图迅速签订条约，结束谈判。陆征祥仍采取拖延办法，但已越来越不灵了。在日本的强大压力下，他只好一点一点地把前四号的谈判结束下来。52

　　其实，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半个多月后，袁即通过专办秘密外交的蔡廷干，将此事透露给了西方。2月11日和15日，英国记者端纳(后曾任张学良和蒋介石的顾问)和袁的政治顾问莫里循就先后将条约全文传达给了《泰晤士报》和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53。消息的透露很快就产生了应有的效果。美国国务卿布赖恩3月照会日本驻美大使，认为日本提出的条件与其过去所做出的关于中国主权的声明不相符合，美国在原则上“反对日本有关山东、南满、蒙古东部的要求”；同时，美国“对一个外国在政治上、军事上或经济上对中国行使支配权力，不能漠不关心”，日本的这些提议如果被接受，“就会排斥美国人，使他们不能平等参加中国的经济和工业发展，并限制了中国的政治独立”。美国的政策“是要维持中国的独立、完整和商业自由，并保持美国人在中国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在日本以最后通牒的方式强迫中国签订协约后，布赖恩国务卿于5月11日再次照会中、日两国政府，声明美国“对于中日两国政府间已经缔结或行将缔结的任何协定或约定，凡有损害美国及其在华公民的条约权利或中华民国政治或领土完整，或通称门户开放政策的国际对华政策者，一概不能承认54。”

　　美国的介入无疑是对日本的重大压力。日本只得否认第五号要求的存在，并匆匆结束了条约的谈判，它原来的企图只实现了少一半，而把中国变为像朝鲜那样的保护国，以便将来加以吞并的阴谋完全失败，大隈内阁后来即因此而倒台。从此，美国被日本视为实现自己在中国和东太平洋霸业的最大障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二十一条”可以被视作未来太平洋战争的远因，在那次战争中，中美最终结盟，彻底击垮了日本的帝国迷梦。

　　第四，扶植张作霖作为关外的政治强人，以此阻遏日本对东北的渗透和控制。读民国初年那段历史，常令人感叹扼腕，国家内乱不止，国势危殆，西边的新疆和东边的满蒙分别被沙俄和日本这两个强邻所窥伺，它们之所以今天还属于中国，不能不承认当时一西一东两个强人的柱石作用，西边的强人是新疆的都督杨增新，东边的强人是东北的张作霖。

　　杨增新(1863—1928)字鼎臣，云南蒙自人，光绪十四年(1889)进士。历任甘肃中卫、天水县知县，河州知州，甘肃武备学堂总办、候补道，新疆陆军学堂总办，阿克苏道、镇迪道道尹，新疆提法使(即官制改革前的按察使)；1912年由袁世凯任命为新疆都督。杨在政治上亲北洋，“终袁世凯之世，他是拥护袁世凯的”，“他每次提起袁，总是以‘项城’相呼，认为‘项城’在世时对新疆的一切措施是谅解并且支持的，比起后来的黎(元洪)、段(祺瑞)好得多55。”杨增新虽是进士出身，却并不迂腐，而是奉行黄老，善于以术驭人。在新疆当时极为复杂危险的局势面前，他能敉平内乱，潜消反侧，挫败沙俄分裂新疆，攫夺领土的种种阴谋，表现了出色的领导才能。1916年，他妥善处理了自俄国逃入新疆的三十万哈萨克和吉尔吉斯难民问题；此后又解决了窜入新疆的四万多白俄军队造成的危机；他还完成了伊黎、塔城和阿尔泰改隶新疆的行政改革。与一心进关争雄，逐鹿中原的张作霖不同，杨宁可固守新疆，决不介入内地的纷争，他奉行的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的方针，他在督署大堂上题写的一幅对联颇可反映其固境自守的心态：

　　共和实草昧初开，羞称五霸七雄，纷争莫问中原事；

　　边庭有桃源胜境，狃率南回北准(噶尔)，浑噩长为太古民。

　　在杨增新统治新疆的十七年中，新疆对中央奉命惟谨，保持了稳定和领土完整。在晚清民初衰微的国势下，新疆之所以还能留在祖国的怀抱之中，要感激两个人：一个是左宗棠，他率军西征把新疆从叛乱的阿古柏政权手中夺了回来；一个是杨增新，他在危机四伏的局面下为国家守住了这块领土。这两个人对于国家民族，功莫大焉。

　　现在我们再来看张作霖。张作霖当时不过是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他的快速崛起，乃至后来成为“东北王”，与袁世凯的有意扶植分不开。在“二十一条”交涉之初，袁世凯就对曾叔度透露过他的对策，“满洲外的要求，我尽量全数驳回；满洲内的要求，多少答应几点，而这几点纵答应了，我有办法要他等于不答应。不但如此，我还回打他一棍，我还向他有所要求56。”这“回打他一棍”，即5月1日中国政府提交给日本的“最后修正案”。此方案对日方第四、五号要求完全不予考虑，在第一号山东问题的解决方案中提出中国在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时，日本政府应声明未来将胶澳交还中国，并撤回租界外的日军，胶澳交还中国时，所有日军一并撤回；在第二号满蒙问题解决方案中，在同意日本人租用土地办厂经商耕作的同时，要求服从中国警律并像中国人一样照章纳税，在东三省司法制度完全改良后，则取消领事裁判权，所有诉讼，完全由中国法庭审理，等等57。袁世凯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摸准了大隈内阁不经过御前会议没有用兵之权。果然，在中国外柔内刚的对策下，谈判陷于僵局，大隈不得不要求召开御前会议，否则他的威吓战略就起不了作用。而袁世凯亦吩咐曾叔度，全力探查日本御前会议的情况，以摸清日本方面的底线。

　　此时我等急欲探知者，乃东京御前会议后的消息。暗悬(赏)重金，购买消息，迄无所得。日本间谍，思得重金，每日都有人向我报告。或云东京回电已到日使馆，计有三个方案：第一案如何如何；第二案如何如何；第三案如何如何。先提第一案，不行，提第二案，再不行，提第三案。第三案不行，则决裂。我以为此种谰言，无报告之价值。而项城一再问及，并云：“你何以知其无价值，在我看来，一句谣言，都有价值。今日之事，犹如打扑克牌，快到最后摊牌之时了，你以无价值了之？错了。你遵我是真是假，是虚是实，是大是小，都要报告之言，万勿隐匿。”言下颇有责备我之意。

　　某日，日本间谍来报，日公使馆的确接东京来电了，御前会议，依诸元老意见，只有一个方案。满洲以外不提，满洲以内较原来的方案略有让步。最重要的是：(1)日本人得在满洲内地杂居；(2)日本人得在满洲租地种地；(3)满洲警察局须聘雇日本人为顾问。似乎此三条最为重要，非中国答应不可，不答应即决裂。我立刻报告项城。项城说：“真货假货，我一眼就看得出来，这个报告是真的。”我说或者还能让步，焉知无第二案。项城说：“我同日本人办交涉数十年，他们的性情，我知之熟矣。他们性急，喜欢痛快。况且证以日本元老松方的意见，大都相符。我看这个报告，比较其他报告，最接近于真实”。其后果然，此报告与日使馆来文，大致相符。

　　……

　　我草拟一道条陈，内容大致是说，已经答应了的各条，宜速筹补救之法：(1)破坏杂居，宜订一外侨内地杂居条例；(2)破坏租地、购地，宜订一外侨永租地条例；(3)破坏警察顾问，宜订聘雇外国人条例。于条例中寓含限制之意，即能暗中破坏条约。似此之类，尚有若干条。条陈呈递上去后，项城告诉我说：“你的条陈，意在破坏，但你系法学家，只知道法律，单靠法律，破坏不了条约。我已经筹划好了：(1)购地、租地，我叫他一寸都买不到手；(2)杂居，我叫他一走出附属地，即遇危险；至于(3)警察顾问用日本人，用虽用他，月间给他几个钱便了，顾不顾，问不问，权却在我。我看用行政手段，可以破坏条约，用法律破坏不了。又其他各条，我都有破坏之法”云云。

　　项城所用老秘书某君(即张一)，也参与机密，本来反对签订此约，听到项城及我的暗中破坏之说，大不以为然。说：“既签订条约，即应忠实履行。明知不行，而虚以委蛇，表面允其所要求，暗中却加以破坏，必为祸根。本应推诚布公，向彼明言不能应允之故。如彼不听，纵以兵戎相见，彼曲我直，胜败之数，尚不可知，而我理直气壮，虽败犹荣。我意本应坚持不答应，今天既然答应了，成事不说，壮士断腕，听其所为；白山黑水，暂时视同丢弃的地方，痛定思痛，在关内励精图治，待机而动，收复故土，似乎也是一种策略”等等。项城斥为书生之见，并且说：“推诚布公果真能够成事，世界早太平了。”

　　项城曾对我说，拟颁布一惩治国贼条例，凡未经政府许可，私卖田土与外国人者，以国贼论，杀无赦。我未见此条例，也未曾见其颁布，惟闻东北军界及民间皆传言有此不成文法，而法制局及东北行政官署，却无片纸只字。又张作霖只任巡防营某路统领，有兵千人，枪千余枝而已。二十一条签订后，段芝贵仆仆风尘，密赴奉天数次。张氏势力陡增，以巨金向德国某洋行购枪械，遂大言有我在，日本人不敢出附属地，东北寸土不能入日本人手。其后尾大不掉，竟逐段芝贵而代之。作霖为国而死，春秋之笔或……应与之。而用作霖者袁氏也，作霖暗中排日，殆有人指示欤。张氏父子据东北若干年，有人说其基础奠立于项城，而实奠立于二十一条，此言似乎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项城死后数年，我去东北。日本友人告诉我说：“我等被囚于附属地界内，一步不敢出附属地。”至于向中国人购地、租地，更谈不到。日本人受中国各机关聘雇人员，也向我说：“我等名为顾问，其实绝无人顾，绝无人问”等等。二十一条签字后，东北情形如此，张氏父子据有东北时也是如此，难道是实行项城的政策所致吗。58

　　曾叔度的说法，是根据袁世凯的说法和后来东北的实际情况所作的揣度，但袁世凯对张作霖确实是格外笼络的，据他的女儿回忆，袁世凯住在西苑(今中南海)的居仁堂，他的办公室，在居仁堂楼下东头，西头是会客、开会及吃饭的所在，在居仁堂前院，还有一处叫做“大圆镜中”的房子，也是会客的地方。袁世凯见客，是依身份的不同在不同的地方会见的。

　　他(即袁世凯)在什么地方会什么样的客，是按照来客的身份以及跟他的关系来区别对待的。例如，一般的生客在“大圆镜中”，熟客在居仁堂楼下西部，最熟的就在办公室内会见了。如果来客比较有身份，那么，会见的地方也可能有所改变。但是他接见张作霖却是个例外。张作霖是当时的二十七师师长，他由东北来京谒见我父亲。按照他的身份以及他和我父亲的关系，是只能在“大圆镜中”会见的。可是我父亲为了表示对他的优遇，却破例地在办公室内接见了他。当时办公室的北面，安设着一个多宝格子。格子里摆设着一些古玩器物。其中有一个丝绒盒子，里面放着四块打簧金表，每一个表的边上环绕着一圈珠子，表的背面是珐琅烧的小人，样子是极其精致的。当时我父亲和张作霖分坐在沙发上谈话，张在谈话的时候，不时地注视着离他座位很近的这四块金表。我父亲看到这种情况，晓得他是爱上这几块表了，当时就送给了他。59

　　对张作霖在东北的作用，台湾学者王禹廷在其所撰《中原大战史话》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张作霖虽然出身草莽，雄据东北，在俄、日两强交侵中，尤其在日本大力胁诱之下，善为应付，不稍屈服，保障国权，奋力建设，其成就非当时(山海)关内任何地区所能及”，并列举其事迹如下：

　　日本视满洲(东北)为其生命线，久蓄攘夺吞并之心。它于民国初年，胁迫袁世凯，订立了“二十一条”，其重点就在东北。多年以来，日本人据此不断向张作霖威胁利诱，纠缠不休，张作霖不理会，迄未达成所愿。民国十五六年间，日本驻奉天的总领事吉田茂(日本著名的外交家和政治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日本的重建复兴，有很大的贡献)，某次与张作霖进行一种交涉，曾对张盛气凌人地说：“你要真不接受的话，日方当另有办法。”张作霖立即还以颜色，岸然答道：“怎么样？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难道又要出兵吗？我姓张的等着你的好了。”言罢即起身送客，吉田茂悻悻而去，不久就被调回国。民国十六七年革命军大举北伐，节节进展。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日本名外交家，中日复交后，他任第一任驻华大使)及有关人员，曾用多种威胁利诱的手段，迫使张作霖接受其条件。张氏如果答应，日本即使用各种力量，包括武力协助，易服出兵，助其作战，支持他统治北中国，与南京的革命政府划江分治。张作霖秉诸中国人闹家务，自己事自己了，绝不愿外人插手的大义和理念，坚决不为所动。日本人见张作霖硬不就范，转头向张宗昌接洽。张作霖闻讯把张宗昌电召到北京，亲口告诉他：“效坤(张宗昌的别号)，我们自己闹家务，绝不能借助外人，落千秋万世的骂名。”张宗昌奉命惟谨，日本人的这一狂图，又告落空。(民国)十七年五月十八日，日本政府对我南、北两政府发出将在东北采取军事行动的觉书，张作霖于二十五日提出答复，谓断难承认日本觉书所称“适当有效处置”，且声明东三省及京津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盼日本鉴于济南惨案，勿再有不合国际惯例措置。同时发表宣言，指出日本此举违背华盛顿会议的立场，亦有诉诸国际评裁的含义。殆张作霖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日使芳泽谦吉，仍密访张作霖有所要挟，他劝张接受日本的条件，否则对他不利。两人会谈很久，张氏毫不妥协，且大声对芳泽说：“我姓张的不会卖国，也不怕死。”故无结果而散。因此，日本视张作霖的顽强不屈，为其攫夺我东北的大障碍，必欲去之而后快，乃种下张氏被炸身亡的祸因。60

　　对付日、俄这样的虎狼之国，必用张作霖、杨增新一类的枭雄人物，袁世凯用人的高明处，于此可见一斑。一般史家对袁、张、杨等脱不开成王败寇的陈腐套路，或套用某种意识形态的框架，多给予负面的评价，而全然远离了历史的真实，是十分令人遗憾的。

　　日本发出最后通牒是在5月7日。通牒限令中国对1—4号及福建问题于48小时内给日本以“满足之答复，如到期收不到满足之答复，帝国政府将执认必要之手段61。”此时，已是日本开过御前会议之后，袁世凯知道不满足最基本条件，日本将不惜决裂，将其威胁付诸实施。审时度势，他不得不接受修改过后的条件，违心地同意签约。当天，他即将日本发出最后通牒和交涉现状通知了各省军政长官和驻外使领馆；次日，他召集政府各机关首长开会，莅会者有副总统黎元洪、国务卿徐世昌、左丞杨士琦、右丞钱能训，参谋总长及各部总长，各院院长，参政院议长、参政，外交次长，总统府、国务院秘书长。袁通告了日本最后通牒和不得不接受的原因，“总统悲愤陈词，衣沾涕泪；与会者或怨愤填胸，或神气惨沮62。”在谈到交涉情况时，袁虽强调政府已尽力作了挽回，但“在南满方面权利损失已巨”，而“我国国力未充(实)，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他呼吁“经此大难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着)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订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之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63。”

　　当时中国政府高层对于是否接受通牒，意见并不一致，争论十分激烈。主战者的主要代表是陆军总长段祺瑞、陆海军统率办事处办事员蔡锷等高级将领。在讨论过程中，还有这样一段插曲，但对袁最后下决心，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外交总长陆征祥正与英国公使朱尔典会晤。朱尔典说，今日大会关系重大，我因关心，特于会前来见。日本因各国忙于欧战，不遑东顾，提出最后通牒，意在挑衅，并非空言恫吓。袁总统明白内外情势，不至中他诡计。听说陆军段总长主张强硬对待，我知他已秘密动员，晚间运输彻夜不停，已三星期，这明明是在备战。设若开衅，不堪设想。我与袁总统是三十年的老友，不愿见他遭此惨运。目前只能暂时忍辱，只要力图自强，埋头苦干，十年以后，即可与日本一较高下。今日之会，重在外交，贵总长应负起责任力争，不可听任陆军总长轻率之行动。贵总长若不与我以确实答复，我不告辞。朱尔典说话时声泪俱下。陆征祥回答说，我一定将贵公使的忠告报告总统与大会，如果不听贵公使的忠告，我必定去力争。朱尔典这才告辞而去。陆征祥向袁世凯和会议报告了与朱尔典会晤的情况后，袁说，朱公使之言也是为中国的前途着想，日本此次提出的“觉书”附有第五号各条，真是亡国条件。今外交部尽最大努力，避重就轻，使“二十一条”议决者不满十条，且坚拒开议第五号。外交部当局恪守我的指示，坚拒到底，已能尽其责任，使日本最后通牒中已将第五号自行撤回，挽救不少。惟最后通牒的答复只有“诺”与“否”两字，我受国民付托之重，度德量力，不敢冒昧从事，愿听听诸君的意见。接着，陆军总长段祺瑞就表示反对，说这样迁就，何能立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袁世凯说，段总长之说自然是正当的办法，但也应审度情势，量力而行。如果第五号不撤回，我与段总长取同一意见。现在既已撤回，议决各条虽有损利益，尚不是亡国条件。只望大家记住此次承认是屈于最后通牒，认为奇耻大辱，从此各尽各职，力图自强，此后或可有为，如朱公所言。若事过就忘，不事振作，朝鲜殷鉴不远，我固然责无旁贷，诸君也有责任。段祺瑞仍持异议，说民国肇兴就承认此案，如果各国效尤，如何应付？袁世凯又分析形势，说我岂愿意屈辱承认，环顾彼此国力，不得不委曲求全，两国力量之比较，您应该最明白。段不再坚持，遂宣告散会。64

　　可见，袁世凯在外交谈判之外，也在军事上做了准备，没有他的同意，段祺瑞不可能自行进行为时数周的军事动员和物资装备的调配。在高层会议认可之后，5月9日上午11时，由陆征祥、曹汝霖、施履本(即中方谈判代表)亲赴日本使馆，将签字文本递交给日置益。三人一路心境凄凉，“若有亲递降表之感65”。

　　袁世凯自青年时起，甲午、庚子……，国家一步步衰败，他是亲眼看着走过来的；但那时他不在国家领导的位置上，所以没有当事人那种锥心刺骨的痛苦感受。现在则不同了，丧权辱国的条约是由他批准盖印生效的，当年李鸿章签下《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时的那份屈辱和痛苦，他现在是感同身受了。所以袁世凯又于一周之后发布训令，就是本章篇首收录的密谕，密谕详述日本的图谋和“二十一条”谋我之凶险用心，提醒国人警惕重蹈朝鲜的覆辙，言下极为沉痛：“疾首痛心。惭愤交集。往者已矣，来日方长，日本既有极大政略，谋定已久，此后但有进行，断无中止，兼弱攻昧，古有明训。我岂可以弱昧自居，甘(心)为亡韩之续。处此竞争世界，公理强权，势相对待，人有强权之可逞，我无公理之可言，长此终古，何以为国？经此次交涉解决之后，凡百职司，痛定思痛，应如何刿?心神，力图振作。倘仍复悠忽，事过辄忘，恐大祸转瞬即至，天幸未可屡邀，神州陆沉，不知死所66。”袁世凯密谕的核心思想只有一个，归结起来就是，日本亡我之心不死，则我应牢记“兼弱攻昧，取乱侮亡”的古训，全国官民应以卧薪尝胆，忍辱负重的精神，励精图治，以待将来。

　　从“二十一条”交涉的全过程来看，看不出袁如何卖国，如何与日本人私下做交易，换取日本人支持他搞帝制的迹象。反之，袁极力拖延，交涉达二十五次之多，只是在最后通牒的胁迫下，他才部分接受了日本的要求。据自始至终参与了交涉的外交次长曹汝霖晚年回忆，日本在交涉中远没有达到其预定目的。

　　日本此次所提二十一条，包罗万象，集众大成，势力由东北、内蒙以至闽、浙，权利由建铁路、开矿产以至于开商埠、内地杂居，甚至第五项要求政府机关设立日本顾问，两国用同一军械，警察由日本训练，小学用日本教师，日本僧人到内地传教，凡此苛刻条件，思以雷霆之压力，一鼓而使我屈服。若使随其所欲，直可亡国。幸我府院一心，内外协力，得此结果，亦是国家之福。世人不察，混称二十一条辱国条件，一若会议时已全部承认者，不知二十一条中之第五项各条不但辱国，且有亡国可能，已坚决撤回不议，而所议定者不满十条。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67

　　在交涉中，袁世凯明里暗里地大施纵横之术，对日本欲将中国变为保护国的图谋，穷其智计地予以抵制和化解；交涉的情况，政府亦及时向各省和驻外使领馆通报；条约迫订后，他全无交易达成后的窃喜，而只有蒙受奇耻大辱后的锥心痛苦。针对条约有关内容，袁世凯亦授意参政院在《惩办国贼条例》中加入了严禁与外国人私订契约、出租售卖土地矿产的条例和“中国所有沿海港口湾岸岛屿”概不割让租与外国的议案68，以扼制日本蚕食国土的阴谋。故所谓“卖国”一说，不过是其政治对手的造谣或局外人的揣度之言，不足凭信，不能成立。

　　而且袁世凯当时刚刚当上正式大总统，帝制运动尚未开张，最能说明日本未以“称帝”作为诱饵的，是日本公使日置益在来华之前就“二十一条”问题向外相加藤明高请训时，提出“要向中国千方百计进行威胁、劝诱，并用尽其他一切计策”中所列出的五条“引诱条件69”中，并无支持袁搞帝制之说。

　　“二十一条”交涉中不存在“卖国”问题的另一有力反证是，袁氏称帝时，蔡锷、梁启超等护国战争的元勋，在讨袁檄文中，并未提出所谓“卖国”问题。“二十一条”交涉时，蔡、梁等均为政府中的要员，悉知签约的内幕。袁如有卖国行为，他们后来反袁时，不可能不加以利用，作为起兵的重要根据。

　　在历史人物与事件的评论中，一般史家或世人往往患有一种“局外虚骄症”，其症状为，在并不详尽占有、分析可靠史料的情况下，同时不抱有“同情”(即设身处地)的态度，而动辄指责、抨击他人不遗余力，譬如甲午战争时的翰林院学士、都察院御史们对李鸿章的指责。这种动辄义愤填膺一番，时时批评别人“卖国”者的虚骄，即缘于他们是局外人，可以放言高论，而又不必承担任何责任。实际上，国家存亡续绝的千斤重担若撂在他们肩上，这些人的表现殊难逆料，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他们的表现会比李鸿章、袁世凯差得多。所以自古就有“清谈误国”的说法，指的就是这般文人。

　　我们现在看到伊拉克任凭外国检查搜索，国家几乎全无主权可言。什么叫做“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看看伊拉克就知道了。没办法，谁让它发动战争，最后成了战败国呢？没有割地赔款已经是便宜了。半个多世纪前的中国，比今天的伊拉克强不到哪里去。明知道打不过人家，怎么办？抵抗必然失败，随失败而来的是割地赔款，其损失比和平妥协要大得多，甲午、庚子已有前车可鉴。谈判，对方绝不肯空手而归，必得作出让步，让人家攫取相当的权益。在此局面下，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走妥协让步的路子，这样尚可赢得喘息时间，徐图恢复。所以屡战屡败、积弱积贫的中国，在当时那个年代，外交上只有一条路可走：忍辱负重，以待将来。不仅晚清政府如此，北洋政府如此，后来的国民党政府也是如此。这种屈辱和痛苦，不是当事人者是难于体会的。1931年“9?18”事变，张学良下令不抵抗，举国都骂他是“不抵抗将军”。有了这段当事人的经历，他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后来(1936年3月28日)他在南迁西安的东北大学讲演时，感慨地说：“当年袁项城应许二十一条时，我是学生，一腔热血，誓死反对；及至二十年后我执政，还不如人家70。”

　　在当时举国的嘲骂声中，只有《大公报》上王芸生写的一篇社评为张说了公道话。王芸生是著名的报人，也是一个对近代中日关系有着深湛研究的学者，他所著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直到今天，还是研究中日关系的必读书。这篇社评基于对中日关系的深刻了解，对张学良当时的处境抱有同情，以至于六十年后，张氏还记忆犹新：

　　“九一八”之后，我最佩服的是《大公报》上写的一篇社评，好像是王芸生什么人写的。……我最佩服这篇文章啦，好像我在哪儿还收藏着它。不是当时看见的，是后来不知什么时候看见了这篇文章。它主要的观点是说，关于“九一八”，无论何人是张学良，他也一定是要这样办的。他这话真是说到我心里去了。

　　这篇文章说得太长。它说，历史上的事情，中国和日本出了问题的时候，都是采取这种措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说无论是谁，处在当时张学良那地位上，也得这样办。所以，他评论说，只有设身处地知道那个环境的人，说出来的话才能公道。《大公报》这个社论，就设身处地地想了。他说旁的话我都忘了，记不住了，要紧的一句话，就是不仅仅是张学良，任何人，如果当时处在那个地位上，他也是这样办。我很佩服这句话。71

　　我们同样可以这样说，在与日本甲午议和或交涉“二十一条”的那个当口，无论谁处在李鸿章、袁世凯的位置上，也只能像他们那样行事，而不能像那些不负实际责任的局外人一样，为逞一时的意气，拿国脉民命作赌注。

　　注　释

　　1黄纪莲编：《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安徽大学出版社版，第235—237页。

　　2统监，日本官名。1905年，日本强迫朝鲜接受《日韩保护条约》，朝鲜由此成为日本的保护国，日本为此在汉城设立统监府，统监成为朝鲜政府的太上皇，相当于日本驻朝鲜总督，首任统监即发动甲午战争，迫订《马关条约》的侵略老手伊藤博文。又过了五年，日本最终将朝鲜吞并。

　　3苍赤，苍生、赤子，在这里作为人民的代称。

　　4亡韩，即已经灭亡了的朝鲜。上述要求，也是日本当年要求朝鲜接受《日韩保护条约》时所提出过的。日本在“二十一条”中提出这些要求，意在把中国也变为它的保护国。

　　5刿沭，刿，割；?，刺。刿?在这里引申为刺激、振作之意。

　　6悠忽，轻忽、放荡；这里指优游岁月，不思进取。

　　7林林，即林林总总，纷然众多的意思。

　　8齿，这里指年岁，意思是“年岁小于我的”。

　　9发墨，即磨墨，引申为用力；针肓，针，古代医疗工具，引申为治疗；肓，膏肓，古人认为是药力达不到的地方。全句意为：即使病入膏肓，也要全力医治。

　　10程，考核、衡量之意。

　　11蚩蚩，意为敦厚；氓，草野之民；语出《诗经》，这里的意思是“敦厚无知的民众”。

　　12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语出《易?丕卦》，比喻根基稳固，又有岌岌可危之意。

　　13郭廷以：《中国近代史事日志》(下)第1281页。

　　14同上，第1360页。

　　15参见吕一燃：《中国北部边疆史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版，第209页。

　　16参见《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第二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17页。

　　17参见同上，第378—379页。

　　18参见吕一燃《中国北部边疆史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版第201页。

　　19清末“移民实边”的规模相当可观：在东北，河北、山东等省“闯关东”，移居东北的人口超过1000万；而自1902年取消对“口外”的封禁后，“晋、秦、燕、豫贫民争趋之，日操畚锸者常数万人”，截至清末，内蒙古移民已达160万人。参见池子华《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广西人民出版社版，第177页。

　　20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1870—1924)，喀尔喀蒙古人，亦称博格多汗，是库伦活佛。1911年在沙俄策动、支持下，被部分库伦王公拥立为“大蒙古国”皇帝，背叛清廷“独立”。

　　21同注18，第206页。

　　22郭廷以：《中国近代史事日志》(下)第1396页。

　　23参见《边疆忧患录》，西藏人民出版社版，第266页。

　　24《唐努乌梁海历史资料汇编》，西北大学出版社版，第219页。

　　25此人自称为安集延(在今乌兹别克斯坦)人，于1905年来到策勒村，是个负有沙俄喀什领事馆秘密使命的奸商。起初，他策动引诱当地居民购买假护照，说是交钱即可拿到俄国的侨民证，享受俄侨在华的一切特权。在他的诱惑下，有些商人和居民加入了“俄国籍”，塞依提借机牟利之外，还将这些所谓“俄侨”纠集成为当地的一股恶势力，横行乡里。欺压良善，甚至霸占了对当地居民的生活和生产都至关重要的水源，并以此要挟策勒村民，诱迫他们加入“俄国籍”。当地正直的百姓为了反抗这伙人的欺压，组织起来向官府告状，但和田和于田两县官员惧怕外交交涉，互相推诿；百姓们遂向喀什道上告。正值1912年5月，喀什会党(哥老会)组织起义，掌握了南疆政权；南疆民军派出参将熊高升(熊也是叶尔羌一带的会党首领)带兵三十余人到策勒村查办此案，熊召集乡民、绅耆和俄商调查事情原委，但塞依提依仗沙俄淫威，拒不到场。经过三天调查，熊打算调解解决，塞依提等不仅拒绝商谈调解，反而聚众武装对抗，首先开枪打死前往其居处商谈此事的中国士兵和百姓，使当地居民蓄积已久的愤怒一下子爆发了出来，事态遂失去控制。聚集于塞依提家中的“俄侨”被民众打死、烧死二十九人，塞依提化装潜逃到喀什，向俄国领事诬告。俄国遂抓住此事大做文章，除进兵喀什外，还直接派兵到策勒村抓捕中国居民。

　　26马福兴，系云南回族人，清末因犯案被发遣新疆。马行伍出身，胆识过人；辛亥革命时，杨增新为了控制住新疆局势，用马组织回族军队，作为自己的基本武装。马先后担任马队管带、回军统领；1914年杨派其出任喀什提督，马在喀什作威作福，成了地方上的土皇帝，野心渐大。在沙俄和英国领事的策动下，他企图在南疆建立“回教独立国”，杨得知后，遂利用另一回教首领马绍武与马福兴的矛盾，面授机宜，除掉了马福兴父子。

　　27参见包尔汉《杨增新统治时期的新疆》，《新疆文史资料精选》(第一辑)第98—101页。

　　28杨增新：《补过斋文牍》庚集一，第2—3页。

　　291945年2月，美英苏三强在雅尔塔签定的协定中，罗斯福、丘吉尔为了争取苏联出兵对日作战，与斯大林作了私下交易，在没有征求盟国意见的情况下，同意维持外蒙古独立的现状。而蒋介石政府未能顶住压力，嗣后在与苏联签定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照会换文中，承认了外蒙的独立。中国作为二次大战战胜国，居然丧失大块领土，为世界史中前所未有之奇闻。二战中，中国与美英为盟国，但美英出于自身利益，背弃了中国。这再鲜明不过地证明了国际政治中，利益为真，公理为假的现状。

　　30朱尔典(1852—1925)英国职业外交官，生于爱尔兰的巴罗，毕业于贝尔法斯特皇家学术研究所和皇后学院。1876年来中国，历任英驻华使馆翻译、助理秘书、秘书；后任英国驻朝鲜领事馆总领事，与当时任职朝鲜的袁世凯结识，甲午战前曾协助袁世凯脱险，交情深厚。后任驻华公使，北京公使团团长等，在晚清民初政坛上，是个极为活跃的人物，在南北和议、“二十一条”交涉和洪宪帝制运动中，朱尔典都是幕后的重要人物。

　　31叶恭绰：《英、德、美、日对袁世凯关系的内幕》，《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131—132页。

　　32内田良平(1874—1937)，出身于日本士族家庭，是狂热的扩张主义分子。在甲午中日战争期间，曾打入朝鲜东学党起义军内部搜集情报；后又深入西伯利亚和俄国刺探情报。1900年组织“黑龙会”，在内田主持下，“黑龙会”成为日本侵略政策的先遣军和别动队。内田并亲自组织和操纵了朝鲜的卖国组织“一进会”，为日本并吞朝鲜制造“民意”舆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内田亲自起草了《对华问题解决意见书》，要求政府抓住时机，提出一系列全面控制中国的条件，胁迫中国成为日本的保护国，并提出支持宗社党和革命党人在中国制造内乱，搞垮袁世凯政权，以顺利推行日本计划的建议。这份意见书是一个多月后日本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的蓝本，反映了日本扩张主义者侵略中国的基本思路。

　　33《日本历史人物传?内田良平》(近现代篇)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版，第339页。

　　34大隈重信(1838—1923)出身于日本士族家庭，年轻时醉心西学，积极参加倒幕维新运动。明治维新后出任公职，1880年以后，与伊藤博文、井上馨等共同发起立宪运动，组织立宪改进党，并出任总裁。后来多次担任内阁大臣，两度出任首相，因在废除不平等条约上未能取得完满结果，而遭到炸弹袭击，失去右脚。大隈1907年一度退出政界，创办了早稻田大学并任校长。1914年大隈再入政坛，出任首相；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大隈内阁力主参战，为的是乘机侵略中国，并攻占青岛，接管德国租界和德国在山东全部权益，训令驻华公使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试图一举将中国变为日本的保护国，受到挫败后，于1916年辞职。1922年因患胆石症去世，终年85岁。

　　35《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第7页。

　　36同上，第8页。

　　37同上，第9页。

　　38《顾维钧回忆录》(1)，中华书局版，第119—121页。

　　39参见《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第670—678页。

　　40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16页。

　　41参见同上，第117页。

　　42曾彝进，字书度，四川华阳人。早年留学日本，入东京帝大法学部，于有贺长雄有师生之谊。毕业后回国，先后任职于工部、邮传部、大理院、资政院；民国时曾任约法会议议员、政事堂参议、国务院参议兼总统府秘书，是袁世凯的心腹幕僚。“二十一条”交涉期间，负责对日外交秘密事务。

　　43有贺长雄(1860—1921)，日本国际法学家。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系，后留学德、奥，获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枢密院书记官、东京帝国大学国际法教授。1913年由袁世凯的英籍政治顾问莫里循推荐，被聘为中国政府法律顾问。

　　44松方正义(1835—1924)，日本元老政治家，曾两次出任日本内阁首相，七次担任日本大藏大臣，创办了日本的金本位和纸币制度，因此贡献被天皇封为华族，生前是日本政界和财界有影响的重量级人物。

　　45山县有朋(1838—1922)日本长州人，出身于武士家庭，元老派政治家；历任内务大臣、枢密院议长、法务大臣、陆军大臣，日俄战争时任日第一军军长，后升任参谋总长、陆军大将、元帅，他也曾两度出任日本首相，先后被天皇晋封为侯爵、公爵。

　　46曾叔度：《我所经手二十一条的内幕》，《近代稗海》(第3辑)第282—284页。

　　47同上，第284页。

　　48同上，第286页。

　　49孙宝琦(1867—1931)字慕韩，浙江杭县人。长期任职于北洋，袁世凯小站练兵以前，即与其结拜为兄弟，两人关系既深且久。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孙官运亨通，从直隶候补道而先后出任驻法国、德国公使、山东巡抚；民国后与袁氏结为儿女姻亲，历任外交、财政总长、审计院长、代国务总理等职。

　　50日置益(1861—1926)，日本外交官，1914—1917年任驻华公使，是“二十一条”交涉时的日方首席代表。后出任驻北欧国家公使和驻德国大使。

　　51芮恩施(1869—1923)，美国外交官。威斯康辛大学毕业，曾任该校政治学教授。1913—1919年出任驻华公使，此后被北洋政府聘为法律顾问。

　　52《顾维钧回忆录》(1)第122—124页。

　　53参见《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第398、401页。

　　54《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第381—382页。

　　55包尔汉：《杨增新统治时期》，《新疆文史资料精选》(第1辑)第139页。

　　56曾叔度：《我所经手的二十一条的内幕》，《近代稗海》(第3辑)第286页。

　　57参见《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第35—36页。

　　58曾叔度：《我所经手二十一条的内幕》，《近代稗海》(第3辑)第287—289页。

　　59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第140—141页。

　　60王禹廷：《中原大战史话》，书目文献出版社版，第80—81页。

　　61《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第142页。

　　62《三水梁燕荪先生年谱》，《北洋军阀》(二)第782页。

　　63《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第234页。

　　64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转引自贾熟村《北洋军阀时期的交通系》，河南人民出版社版，第87—88页。

　　65同上，第89页。

　　66《中日二十一条史料全编》第236页。

　　67《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27页。

　　68参见《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三辑，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7、62页。

　　69日置益提出的五项“引诱条件”是：

　　(1)在一定条件下，将胶州湾交还中国；

　　(2)保证袁大总统及其政府之安全；

　　(3)严格取缔日本及其保护下之革命党员、宗社党员、留学生及不法日本商民与浪人；

　　(4)奏请给袁大总统及其政府各部部长援助；

　　(5)同意修改税率。

　　以上参见《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第13—14页。

　　70唐德刚、王书君：《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上)，山东友谊出版社版，第586页。

　　71同上，第435—436页。 
 
 
 



　
送“高帽”的学问 [五] 
　
　　在本章中，袁世凯的政治生命和个体生命都走到了尽头。看看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前前后后，就会知道什么叫作“一失足成千古恨”了。无论出于何种动机，恢复帝制都不能不说是一种逆潮流而动的做法。在当时危机潜伏，扰攘不已的中国，此举无异于授人以柄，反对派可以名正言顺地号召全国，使刚刚平静不久的中华大地再起烽烟。本章开头所选的引文，就是袁世凯在众叛亲离形势下，被迫撤消帝制的申令。“天作孽，犹可逭；自作孽，不可活。”袁世凯帝制自为，闹了个众叛亲离，身败名裂，最后羞愤而亡的下场，可说是自作自受。但值得探讨的是，以袁这种一向精明稳重之人，怎么忽然昏了头，一股劲地往险路上走？袁世凯属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时代的早期政治家，是过渡性的、亦新亦旧的历史人物，这种人物不可避免地带有其所由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烙印，所以他成为大总统之后，想更进一步，动了做皇帝的念头毋宁说是很自然的，如果他不那么急，而是假以时日，先把江山坐稳了再说，也不见得就一定不能成功。所以，他为什么会着急偾事的主观原因，是值得探讨的。再有，何以会出现墙倒众人推的局面？特别是各种政治派别何以会不约而同地借此反袁，而原来团结紧密的北洋集团何以不再服从袁氏，从而导致了他的最终失败，这是需要探讨的客观原因。袁的失败给后来者树起了一块警告牌，大家明白了称帝原来是做不得的事情。后来的某些独裁者尽管实际权力不逊于皇帝，但不再有人敢于称帝，这可算是袁氏从反面为中国政治做了贡献吧。但袁氏的失败不仅是他个人的失败，也是中国近代改良主义的失败，更是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失败，所以它不但是袁氏个人的悲剧，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我们民族的悲剧。古代有“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说法，领袖人物能有那么大的作用，甚至将整个民族拖入灾难，就在于独裁专制体制赋予了个人太大的权力，所以个人的失误往往会造成全局性的危机和灾难。

　　关于撤消帝制的大总统申令1

　　(1916年3月22日)

　　政事堂奉申令：民国肇建，变故纷乘，薄德如予，恭膺艰巨，忧国之士，怵于祸至之无日，多主恢复帝制，以绝争端而策久安。癸丑2以来，言不绝耳。予屡加呵斥，至为严峻。自上年时异势殊，几不可遏，佥3谓中国国体，非实行君主立宪，决不足以图存，倘有墨、葡之争，必为越、缅之续，遂有多数人主张恢复帝制，言之成理。将吏士庶，同此悃忱，文电纷陈，迫切呼吁。予以原有之地位，应有维持国体之责，一再宣言，人不之谅。嗣经代行立法院议定由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制，并合词推戴。中国主权本于国民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予更无讨论之余地。然终以骤跻大位，背弃誓词，道德信义，无以自解，掬诚辞让，以表素怀。乃该院坚谓元首誓词，根于地位，当随民意为从违，责备弥严，已至无可诿避，始以筹备为辞，，藉塞众望，并未实行。及滇黔变故，明令决计从缓，凡劝进之文，均不许呈递。旋即提前召集立法院，以期早日开会，征求意见，以俟转圜。予忧患余生，无心问世，遁迹洹上，理乱不知。辛亥事起，谬为众论所推，勉(强)出维持，力支危局，但知救国，不知其他。中国数千年来史册所载，帝王子孙之祸，历历可征，予独何心，贪恋高位？乃国民代表既不谅其辞让之诚，而一部分之人心，又疑为权利思想，性情隔阂，酿为厉阶4。诚不足以感人，明不足以烛物，予实不德，于人何尤？苦我生灵，劳我将士，以至群情惶惑，商业凋零。抚衷5内省，良用矍然6；屈己从人，予何惜焉。代行立法院转陈推戴事件，予仍认为不合事宜，著将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认帝位之案，即行撤销，由政事堂将各省区推戴书，一律发还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转发销毁。所有筹备事宜，立即停止，庶希古人罪己之诚，以洽上天好生之德，洗心涤虑，息事宁人。盖在主张帝制者，本图巩固国基，然爱国非其道，转足以害国；其反对帝制者，亦为发抒政见然，断不致矫枉过正，危及国家，务各激发天良，捐除意见，同心协力，共济时艰，使我神州华裔，免同室操戈之祸，化乖戾为祥和。总之，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今承认之案，业已撤销，如有扰乱地方，自贻口实，则祸福皆由自召，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7而不顾也。方今闾阎8困苦，纲纪凌夷，吏治不修，真才未进，仰念及此，中夜以忧。长此因循，将何以(为)国？嗣后文武百官，务当痛除积习，黾勉图功。凡应兴应革诸大端，各尽职守，实力进行，毋托空言，毋存私见。予惟以综核名实，信赏必罚，为致治之大纲，我将吏军民尚其共体兹意！此令。(国务卿徐世昌副署)

　　1915年12月13日(旧历十一月七日)，袁世凯在中南海的住处居仁堂大厅举行了“登基”仪式。据袁的亲信、躬予其事的唐在礼9回忆。当时的情况如下：

　　忽然，在12月13日(阴历十一月初七日)早晨8、9点钟，在我们毫无准备之下，由段芝贵临时通知皇帝即日在居仁堂登极，召集所有原总统府、政事堂、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及各部司长、局长以上和各军队师长以上各员，即刻准备依次分批参与朝贺。说办就办，一时忙乱异常。大家想，参与盛典需要整换衣履，但时间确已来不及。当时在京城左近的大员有的也得到消息，赶着入京朝贺，但负有地方守土重责的大员则接到指示，应以职守为重，概免朝贺。

　　约在9点多钟，居仁堂大厅内朝贺典礼开始了。厅中上首摆设龙案龙座。出于一般意料的是龙座设在龙案前面，两旁并无仪仗，只有平日贴身伺候袁的几个卫兵排列在座后两旁。袁这天龙衮、皇冠并未加身，只穿着平时的大元帅戎装。他素来不喜欢上饰叠羽的元帅军帽，平时很少戴用，这时也未戴帽。参加朝贺的人先到先贺。当时段芝贵传袁的话，说行礼要简单些，三鞠躬就行了。但大家朝贺时，仍旧跪拜，很多人还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只是旁无司仪，因之行礼时并不齐整。朝贺人下拜时，袁并未就座，只站在座旁，左手扶着龙座搁臂，右手掌向上，不断对行礼者点头。有时对年长、位高的人，袁就作出用右手搀扶的姿态，表现出一种内心受用而外表故作谦逊的、难于刻画描写的复杂心情。朝贺者有的着戎装，有的着袍褂，有的着便服，形形色色，多种多样。当天引人注意的是黎元洪、段祺瑞等并未参加。总之，这次大礼使我这身与“旷世盛典”的人感到怀疑。为什么偏要赶在这天这样局促草率地突然举行？大有坐在家里称天子，不敢公开的模样。事后大家说：“这样就算改朝换代了吗？”可见抱着闷葫芦的不止我一个。我们这一批人认为，如此大典，殊欠郑重。因此对负责张罗布置的段芝贵、黄开文、张士钰等有意见的人就很不少。10

　　登基称帝，这在袁世凯来说，是其一生事业的顶点；而袁氏为人行事，也向来以慎密稳妥著称，为何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莽撞草率行事呢？这是探讨袁世凯帝制自为时，时时出现在笔者脑中的一个问题。

　　在击败革命党人的“二次革命”，以武力实现了国家形式上的统一之后，袁世凯开始有计划地整理内政，在中央和地方都有所措置更张，目的是加强中央集权，潜消地方割据势力。

　　在中央，主要的举措是制订新约法，确立总统制。具体步骤如下：

　　一、孙、黄失败，流亡日本后，袁因成为正式大总统，仍须借重国会完成有关程序，故请熊希龄组阁，并听任国民党人占优势的“宪法起草委员会”通过了《天坛宪法大纲》十二条，这个《大纲》仍然主张“责任内阁制”，当然，这绝非袁所需要的宪法，但总统选举更为重要，所以他对此不动声色。

　　二、在当选总统半个月后(10月25日)，袁致电各省军政长官，授意他们反对宪法草案。但“宪法起草委员会”仍然于一周之后通过了《大纲》。显然，国民党不去，袁氏后几步的棋就走不下去。故袁以国民党议员中有多人与孙、黄通谋，参与反叛为由，于11月4日断然宣布解散国民党，追缴国民党籍议员的证书和徽章。这样，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而陷于瘫痪，宪法起草委员会也于10日自行解散。

　　三、11月26日，袁委派李经羲、梁敦彦11等九人为“政治会议”议员，与各部各省所派代表一起，组成“政治会议”，代行国会职权；以李经羲12、张国淦为正副议长。不用说，这是世凯实现自己目的的御用组织。1914年1月9日，政治会议议决停止国会所有现有议员的职务，解散国会；1月24日，政治会议议决特设“约法会议”(相当于原来国会的“宪法起草委员会”)，2月，又议决解散各省省议会；至此，原来的民意立法机构已全部不存在了。

　　四、3月18日，“约法会议”正式开会，以孙毓筠、施愚为正副议长，议员有宝熙、袁金铠、齐耀珊、马良等六十人。到了4月29日，“约法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约法》(即所谓“民三约法”，又称新约法)十章六十八条，规定采用总统制，赋予总统相当大的权力。如规定官制、官规的制订，国务员和外交使节的任用，对外的宣战、媾和及公布宪法等等，一概由总统自行决定。

　　五、5月1日，正式废除《临时约法》(即所谓“民元约法”，又称旧约法)，公布《中华民国约法》，实行总统制，废国务院，设政事堂于总统府，以徐世昌为国务卿，杨士琦、钱能训13为左、右丞。至此，政治会议完成了其使命，被参政院取代。黎元洪、汪大燮分任参政院正副院长，以陆征祥等七十三人为参政员，张国淦为秘书长(后改为林长民)14。

　　六、7月，袁公布了复古色彩很浓的文官官秩令，分为上卿、中卿、下卿；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共计九等。

　　七、12月，“约法会议”通过了《总统选举法》修正案，并于29日公布：总统任期十年，得连选连任；这在实际上确认了袁世凯的终身总统地位。至于袁的继任者，法案规定由袁世凯自行推荐三人，藏于金匮石室，于其身后开封确认，颇类似于帝王的遗诏。

　　所谓金匮石室，是师法雍正皇帝置传位遗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牌匾后面的遗意，为的是防止对于皇位的觊觎和争夺，但当时袁世凯还是民国大总统的身份，其申令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继承人，照大总统所亲书继承者三人姓名，按先后次序承继，特设石室金匮之制。此令15。”共和制度，总统例由全民或国会选举产生，袁氏却来了一个接班人钦定，非驴非马，但很能反映他对帝制的醉心程度。这个石室就建在居仁堂之右、经过丰泽园，转过?字廊的小坡上。袁氏死后，黎元洪按临时约法继任大总统，但仍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开启石室一探究竟。刘成禺16曾就此面询过黎元洪。

　　我问黎：“总统已经开启了石室金匮了吗？”黎说：“开了。”“其中所藏何物？”黎说：“大总统继承人，项城亲笔书写的人名册子呗。”“名册为何种样式？”黎说：“全是用中国线装书的方式装订，长一尺，宽六七寸，共十页，用最名贵的白夹宣纸，册边用黄丝线装订，封面用黄绫，书头用红绫包角。题签是项城亲笔书写的四个大字‘万民攸赖’。翻开黄绫封面，又是四个亲笔大字‘中华民国’；再翻开一页，则划有三条红格长线。(项城)亲笔书写三人姓名，顶格书写，每人姓名各占一行。”我进言说：“总统的姓名，项城必是亲笔书写在第一行中了。”黎笑着说：“我做总统，乃中华民国约法上的合法总统，全国公认，岂是借袁项城一笔写出来的吗！我做总统与袁何干，倒是经你们的笔写出来的。”17

　　刘成禺是国会议员。黎元洪的意思是自己是由国会选出来的。刘成禺一再追问名册中写的是谁，黎则坚决不肯透露。直到黎元洪去世后，随同黎开启石室金匮的秘书黎澍(湖北黄陂人，字劭西)才透露了实情：

　　民国五年农历五月初七日，黎副总统正位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农历五月初九日，赴中南海开启金匮石室。石室钥匙由三海指挥官徐邦杰18保管，我是总统秘书，随大总统前往开匮。徐邦杰献钥匙于总统，总统亲手拆去封条，开锁启门；徐邦杰再献上金匮的钥匙，总统拆去封条，开锁启匮，再开启匮中的金函(匣子)，取出黄绫面的线装书一册。总统令随行人等一概退到门口，自己打开书册阅看，阅看后阖上书，装入衣袋中，关闭石室回府。随行人等都不知道书中说了些什么事，题写了何人姓名，只知道是大总统继承人而已。我后来去春藕斋，一天，陪黎元洪闲话聊天，黎无意中说出金匮石室所藏，黎为第一人，徐(世昌)为第二人，段(祺瑞)为第三人。我对黎宣誓保证不外泄。我又问及徐邦杰诸人，说是取消帝制后，袁又将金匮中的名册，更换过一次，大概原本是袁克定第一，徐世昌第二，段祺瑞第三。后来更换时，乃改袁克定为黎元洪。开始的意图是传子，后来才依照约法，首先列黎元洪，借以掩天下人的耳目而已。19

　　现在让我们回到正题上来。在地方上，袁则主要是实行军民分治的方针，废除集军政民政大权于一身的都督职务，改设“将军”一职，专管军事；另设巡按使(相当于省长)负责民政。在京城则设立将军府，将权倾一方、尾大不掉的地方军头，调入将军府，以高位厚禄尊崇羁縻之。袁氏此举，与扫平孙、黄一样，实在是强干弱枝，潜消割据所必须进行的一步，否则就不可能实行中央集权。黄绍在谈到民国初年的军民分治时曾回忆说：

　　1913、1914年代的各省都督，掌管军政大权，民政不过是都督职掌的一部分，民政长(或称内务司长)是都督的下属。1913年，黎元洪首倡军民分治的论调。他的秘书长饶汉祥用骈四骊六的文章，力陈唐代藩镇之害。而当时的都督也真是无所不督，各省自成王国。袁世凯实行中央集权，黎元洪的这种论调，正合了他的心意。1914年6月，将各省都督一律裁撤。另于北京建将军府，给那些都督们以各种将军的称号(其实是都督的集中营)。然后选择亲信，予以督理军务的名义，都督就一变而为督军(督军是督理军务的简称)了。说明白一些，就是以前都督什么都可以督，现在只能督理军务了。

　　民政方面，仿明朝制度，把民政长改为巡按使。明朝的巡按使，既可以管民，也可以管军；也就是要用文人来管军人，以防军人造反。袁世凯在巡按使的职权内，还可以以大总统命令巡按使会办或帮办军务，在巡按使署，有它的军事组织。民元的都督，多半是由前清的偏裨武官出身，或是革命的草莽英雄。因此，袁世凯所用的巡按使，就尽量利用前清的封疆大吏。这些人多半是那些都督或督军旧日的顶头上司。这样，在旧社会的感情上，督军既不能拒绝巡按使，还要相对地听巡按使的指导或监督。袁世凯认为这是无上的妙法。20

　　军民分治是维护国家统一的必须，却损害了大大小小拥兵自重的地方军头的既得利益，袁世凯在这上面犯了众怒，但此举名正言顺，他又挟扫平孙、黄的余威，却也没有人敢于据地称兵，对抗中央。但潜在的不满已经在蓄积，如有机会，是一定会爆发出来的。

　　在中央的军政方面，袁世凯也开始进行权力上的调整，从而触动某些人的既得利益，使北洋集团内部出现了裂痕。首先，为了牢牢抓住军权，袁在就任正式大总统后，将原总统府军事处改组为统率办事处，将一批高级将领任命为办事员，共计六人：段祺瑞(陆军总长)、刘冠雄(海军总长)21、陈宦(参谋次长、代参谋总长)22、萨镇冰23、王士珍、蔡锷。此六人都是上将军衔，被称为大办事员。这样，袁就将原来由陆军部、海军部分掌的军权和人事任用权集中到自己手中了。重要军务和军队人事，都要经办事处会议，而办事处为总统属下的集体议事机构，陆军部长、参谋总长和海军部长均为办事员，只有总统(同时兼任陆海军大元帅)有拍板权，办事员的作用只相当于参谋、幕僚。统率办事处的作用在分权制衡，“表面上汇聚陆、海、参谋三部，统筹军事，实则减削陆军部之权24。”袁之所以这样做，有他的道理，他发现，有些北洋老人恃功自傲，有自立山头的迹象了。徐世昌曾言及当时北洋内部之矛盾说：

　　就军人方面，项城成功，所倚为干城者为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三人，时称为“北洋三杰”也。帝制失败，其原因固然很复杂，而关系此三人者为多。段素性倔强，任陆军部长有年；冯久驻南京，俨然藩镇，渐渐不如当年之绝对服从。项城思以军政大权操之于己，于是在总统府设陆海军统率办事处，以移陆军部之权，已为段所不快。关于军事人员之进退，段请求旅长以上由大总统主持，团长以下交陆军部办理，其用心可以想见。项城又借口北洋军队暮气沉沉，另组模范团，挑选各师旅之优秀将校为主干，以别于北洋旧军队。盖因某公子(即袁之长子袁克定)对于北洋老前辈不能指挥，故项城为其培养新势力，此更予段以最深之刺激。某公子最忌段，段又毫不敷衍，即项城左右其他诸人，段亦皆盛气凌之。后来项城屡次对段表示：“你气色不好，想是有病，应当休息休息。”六月间，又有陆军次长徐树铮参案(三次长参案之一)发生，以迫胁段。段于是请假赴西山，托辞养病，愤愤不平。段管军事教育，又握军政多年，亦有其普遍之潜势力，然摄于项城之威势，也无可如何。25

　　袁世凯与段祺瑞原来是通家之好的关系，段的妻子张佩蘅是张芾26的女儿，袁世凯的养女。“张芾死后，仅仅留下一妻一女，家境很贫寒。我父亲看到她们这种无依无靠的情形，就把她母女二人接到自己任上。当时，张芾的女儿还在吃奶。从这以后，她们就始终住在我们家里。我父亲和我娘还把这个女儿认作是自己的大女儿，后来我们也就把她叫做大姐。其后经我父亲介绍，嫁给了段祺瑞。在她过门之后，虽然她母亲也跟了过去，但还是认我家为娘家，来往是极其密切的。她每次回到了我们家，对我父亲和我娘，仍然是爸爸、娘地叫得很亲热，我们也把段祺瑞叫做姐夫27。”但是段祺瑞服袁世凯，不服袁克定，这对想搞家天下的袁世凯可就是隐患了，必须拿出办法，弭患于无形。当时任总统府秘书的夏寿田即认为，统率办事处的设立，即在于潜削段祺瑞的兵权：

　　段祺瑞素性刚愎，有主见，平时对项城不事趋承。担任陆军部长时，关于军官的进退，常以陆军总长的名义颁行，不请示；他所赏识提拔的人，多半是他的学生部属，隐然成为一股势力。而在北洋旧部之中与段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此时都争相追随顺从(袁世凯)。于是项城渐渐觉得段专擅了。28

　　袁在军事上的另一举措，就是于1914年10月，在北京设立模范军官团。据夏寿田的说法，这也是袁培植北洋新生代力量的手段。

　　组织模范团之动机，系本于蒋方震29之条陈。蒋认为北洋军队暮气太重，想另行编练，作为模范，建议在统率办事处之下，设立模范师筹备处，先练两师，中级军官用留学生，下级(军官)参用军官学校学生及速成军校学生。总之，一变历来重用速成生，屏除留学生的宗旨。(袁)克定与北洋旧军队素来没有深切的关系，尤其对于宿将不能指挥，早有步武小站，建立一种新势力以对抗旧势力的意思。陈光远30、陆锦31等趋附克定门下，我(夏寿田自称)也是参与其中的一个人。在项城本人，一方面认为北洋军队暮气太重，认为应当编练新军，一如淮军继湘军，小站继淮军的故事；另一方面又打算为其子培养新势力，所以借蒋的条陈，马上成立了一个类似军官教导团的模范团。团长项城自己兼任，陈光远为副团长(克定保荐)，筹备员有王士珍、袁克定、张敬尧、陈光远。团址在西城旃檀寺，团本部设在北海。兵士由各师下级军官中抽派，以各师中上级军官为该团下级军官；以训练十个师的军官为目的，分五期训练，每半年一期，每期可以产生四个旅的新军军官。第二期袁克定为团长，陆锦为副团长(克定所荐)，挑选一批中学以上学生与各师下级军官配合训练。32

　　说到“暮气”，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生活之中的现象。就以治军来说，曾国藩办团练，从湖南带出来的都是一些“扎硬寨，打死仗”的三湘子弟，生龙活虎，故能与太平军一决胜负。但打下“天京”之后，曾即认为，湘军暮气已深，断然予以解散复员。李鸿章所带的淮军，起初也是一支悍厉能战的队伍，在与太平军和捻军的战斗中，也善于打硬仗，继湘军之后成为国家军队的主力。然而不过二十年，就又暮气沉沉，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袁在小站练出的新军，起初也是朝气勃勃，令中外人士刮目相看的；北洋六镇也算得上是国家武装力量中的精华，但辛亥、癸丑，与革命党的军队交锋时，虽然不落下风，但在战斗力和军风纪上已经大打折扣了。北洋军的暮气，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围剿河南悍匪“白狼”过程中的无能与不得力。

　　“白狼”，原名白永成(1873—1914)，河南宝丰人。据说他曾在吴禄贞手下当过兵。1912年末，他组织河南鲁山、舞阳、宝丰三县数百农民造反，次年打出了“打富济贫”的口号，队伍很快发展到数千人，活动区域遍及鄂、豫、皖三省交界各县。孙、黄在“二次革命”期间，曾数次派人与之联络共同反袁。1914年初，“白狼”相继攻破固始、商城、光山等县城，横越京汉铁路，进入桐柏山区；3月攻克湖北老河口，队伍扩大到上万人，在老河口军事会议上，“白狼”作出了避实就虚，西进陕西的决策。随后，“白狼”所部由紫荆关西进，连克商南、丹凤、商县、柞北等县，越过秦岭，直逼西安。陕西都督张凤?33屡战屡败，退守西安，一筹莫展。“白狼”则乘胜由子午岭西进，席卷雩县、周至、武功、乾县，一路“势如破竹，无当之者”；旋又回师攻破永寿、彬县，全陕震动。袁世凯将败军之将张凤?调入北京将军府，代之以北洋系的陆建章；以赵倜代其表弟张镇芳主持河南军事，并跟踪追击“白狼”部队；川军、甘军也受命协防，驻守入川入甘的要隘通道；袁还调北洋第七师张敬尧34部在陕豫交界处进行堵截，形成合围态势。但“白狼”仍连克凤翔、千阳、阶州、通渭、陇西、天水、徽县、陇川等地。6月初，“白狼”所部试图入川时，在甘谷受挫于赵倜部，“白狼”受伤；在突围返回河南的转战中，其部队受到尾追堵截的各部夹击，损失惨重。8月初，在河南鲁山与张敬尧部的激战中，“白狼”阵亡，队伍星散。“白狼”之役，北洋以陆军总长段祺瑞坐镇信阳，大兵云集，而这样一支由农民为主体的部队仍能够转战纵横五省，队伍最多时发展到两万多人，把中原地区搅了个天翻地覆，而人数、装备、训练、给养远远优于“白狼”的北洋部队，以狮子搏兔之力，费时一年八个月方将其扑灭，不能不说是暮气已深的表现。这不仅使袁世凯恼怒异常，就是当时在统率办事处参与军事的蔡锷也由此洞悉了北洋的真正实力，日后他挑头发起反帝制战争的决心，就是来源于此的呢。蔡锷的参谋长殷承?35曾道出过蔡氏发难的原委：

　　“松坡(即蔡锷，松坡为其字)入京，我实相随。他想要察知袁的虚实，每日必到统率办事处陪袁办公。袁常邀松坡及唐在礼共进午餐，关于剿办白朗的一切计划情报的有关文电，袁尽交松坡审阅。松坡因得以洞悉北洋军的底蕴及其弱点。(蔡)退值后常常谓然而叹说，为了剿平几千乌合之众的白朗，先后调动了所有兵力的三分之二，费时近两年，械齐饷足，奖赏超乎常规，而白朗纵横出入豫、鄂、陕、甘间，如履无人之境，谁说小站兵力足以威令天下？云南一师，足够打败北洋十个师。就军事论，胜算决不属于袁。以是信心十足，毅然回滇首义”云云，他的话颇中实情。36

　　这样，袁世凯在“二次革命”后的一系列举措，虽属实行中央集权的必须，但也在自己和盟友一方的阵营中，造成了不满、离心和分裂。

　　譬如，解散国民党，罪名虽然勉强，但总算还有所借口。国民党的政治对手进步党原想借机收编，将未参与“二次革命”密谋而又热中于仕途的那部分国民党议员，招降纳叛到自己阵营中来，使自己成为国会第一大党。所以梁启超等人连上条陈，要求对国民党议员采取收罗政策；在因驱逐国民党议员而造成法定人数不足后，梁等又力主召集候补议员，以维持国会。但袁世凯认为进步党也热中于“责任内阁”，现有国会不能成为自己操纵自如的工具，不仅不予采纳，反而以人数不足难于履行职责为借口，解散了国会，代之以“政治会议”、“约法会议”等御用组织。这不仅使进步党大失所望，而且严重损害了进步党暨其所由代表的那个社会阶级的既得利益。进步党的成员大都是前立宪派成员，在中央和地方议会中的人数都不少，国会及地方议会的解散，等于是砸了他们的饭碗。进步党人本来是袁对付革命党人的政治盟友，代表的是“中等阶级”的利益，而中等阶级实际上是袁世凯改良主义的社会政治基础之一。袁氏独裁专制的做法，使得这部分人离心离德，从袁的阵营分化了出去，如梁启超、汤化龙等相继退出政坛，在实际上成了袁世凯的敌人。在后来的“护国战争”中，梁、汤、蔡锷等立宪党人成为反袁的主导力量和领袖，就是明证。但在解散国会上，袁有拿得出手的理由，当时的进步党人也是无可奈何。

　　又如，袁世凯废督，以“军民分治，军人不能干政”为号召，地方上大大小小的军头尽管不情愿，但说不出反对的理由，事出有名，却也无人敢于反对。各省都督，无论是北洋系还是非北洋系的，不仅其既得利益被剥夺了很大一块，而且在名义上也落到了二把手的地位上，心情是愉快不了的，这也使各地军事当局心生不满和怨恨，一旦师出有名，有人倡议，反叛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再如，设立陆海军统率办事处，原陆军部的权力被削弱，段虽不满，亦没有反对的充足理由。因为“责任内阁制”既已改为“总统制”，原属内阁的权力转移到总统这里，原是题中应有之义。

　　最后，建立模范军官团，培养新的军事骨干，对暮气已深的军队更新改造，提高军队素质，在外侮严重，亟需自强之际，是没人能够提出反对的。但北洋和非北洋的军头们仍不免于担心和不满，不满的原因是袁氏此举挟有私心，袁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使儿子(即袁克定)名正言顺地进入军界培植势力，为将来的事业打基础。我们看后来的蒋介石办军官训练团，让蒋经国以组建青年军的方式插足军队，师法的就是袁世凯的这个法子呢。担心的原因是，此举不仅对小站、北洋时期的军界老人，而且对于全国各地非北洋系的督军们，都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因为新的军事指挥人才，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取他们而代之。但办模范团的理由冠冕堂皇，现有军队暮气重，是不争的事实，军头们尽管不愿，也难以反对。

　　凡此种种，对袁氏的阵营(北洋集团及其盟友)产生了一系列的离心分化作用。袁在形式上一切如意，其统治呈现空前强大、一统的面貌，但在内里已陷入离心状态，蕴涵着空前的危机，他的统治基础正在瓦解。在外部，则还有处心积虑要推倒他的日本人和与之不共戴天的革命党人，他貌似强大，其实正处在最为脆弱的时期。袁世凯此时已是终身大总统，而且继承其位置的候选人也由自己推荐，没有不许传子的限制，在这种状态下，他就是实际上的皇帝。而若再向前一步，由不满和积怨所酿成的危机，势必借其称帝爆发出来。可叹袁世凯见不及此，在这一点上，他比起曹操来，可就差得远了。

　　袁世凯有曹操的绰号，也具有同样的枭雄素质，在称帝这件事上，他所处的地位优越于曹操。曹操当时仍旧是丞相，上面还有一位名义上的“天子”，而袁世凯此时已经是名至实归的“第一人”了。但操作起来，曹操要便利得多，而袁世凯则有一定的难度。具体而言，曹操没有体制上的麻烦，都是帝制，“禅让”就可以了，而袁世凯则须将“共和”重新变回“帝制”。就算度和自知之明来说，袁世凯就远不如他那位一千多年前的前辈了。

　　曹操自建安十三年扫灭袁绍父子，平定三郡乌丸，混一中原后，被朝廷封为丞相，此后又进爵为魏公、魏王；他独揽朝政十二年，朝廷内部的反对派早已被他剪刈净尽。地方上除东吴孙权、西蜀刘备而外，其他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也已基本荡平，他若称帝，可以说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但他执意不为。孙权曾上书称臣，劝他代汉称帝，他将孙权的书信示于臣下说：“这小子是想把我放到炉火上烤啊！”大臣们也纷纷劝进，认为天命不可违，他应该顺天应人，早即大位。曹操的回答是：“若是天命在我，我愿作周文王呀。”当然，曹操不是不想当皇帝，而是想等到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后再当皇帝，如果不能及身实现这个目标，就由自己的儿子去完成大业，而他则甘愿起周文王的作用，为子孙奠定事业的基础37。所以，做皇帝这种大事是急不得的，天时、地利、人和，一样也不能少。曹操独揽朝纲十几年，有条件做，但一直拖着不做，为什么？就是天下没有归于一统，他有所担心，担心一招出错，满盘皆输，所以他能做而不做。

　　袁世凯是熟读史书的人，曹操的故事及其他相关故事他应该知道得很清楚。称帝这种大事，必须稳步慢行，时机不成熟绝不能硬做，他心里也应该很清楚。所以，他请自己的头号高参、老谋深算的徐世昌出山，为他主持筹划此事。徐世昌走的是稳妥一路，1914年5月，徐就任政事堂国务卿后，像以参政院取代“政治会议”并代行立法院职能，通过总统选举法修正案以使袁成为终身总统，公布国民会议组织法(1915年3月)等等，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在程序上全依“法制”而行，以确立“合法性”为第一。但这种循序渐进的作业方式所需时间较长，显然并不很对袁的胃口，于是，一派更为积极和急进的“帝制派”走上了前台。

　　当时在袁周围主要有三个包围圈：一是朱启钤、梁士诒、杨度、顾鳌、夏寿田等；二是袁克定、段芝贵、袁乃宽、张士钰(在最初期张不在内，而我是在内的)等；三是官邸中袁的妻妾及儿女等。这三重包围圈的组成分子，除官邸内与前两者不大通气外，前两者既各起作用，又密切联系的。两者之中，朱等在最初实为主力，而且背后有徐世昌指挥，有时直接由朱向袁请示。后来朱等逐渐不如以前那样重要，重心转移到袁克定这一群。直到筹备将近结束阶段，朱等除办些事务外，实已不起什么作用。而袁克定的一群中又新加了黄开文。朱等先是日夜集结在一起，初无定处，亦有时在筹安会里，没几时重心就移到公府秘书厅梁士诒处来了。他们这些人多是着重在策划和布置方面。文电多由杨等起草，经朱、梁等点头之后，再由朱和袁克定、段芝贵商量，同意即发出去。重要的文件一定要经袁自己看过。朱、梁、段等人尤其是段(芝贵)个人，与各省军政大员函电很频繁。梁每天起身很早，上午八时前已开始办公，中午在公府包饭，与张仲仁(即张一)形影不离，很晚才回家，办事很紧张。袁克定等主要是围住袁，因为重大事务必须经袁亲自决定。他们通过各方面的关系，尤其和朱、梁等密切联系，了解有关情况，密筹打动袁的办法。到张士钰加入这方面时，他只不过充当袁、段等人的“小跑腿儿”而已。……由于他们围住袁，所以后来相形之下朱、梁的作用就小了，就是袁(世凯)也不复是全部操纵，这时实际决定权基本上掌握在袁克定、段芝贵、袁乃宽之手。38

　　7月，在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后，关于何种国体适用于中国的讨论，忽然成为舆论关注的中心和焦点，舆论先行，这是帝制发动的第一步。先是，8月3日，总统府宪法顾问古德诺(FrankJGoodnow)39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认为中国国情不适用于共和制。14日，即有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六君子”发起成立“筹安会”，杨度并于26日发表题为《君宪救国论》的长文，全面阐述中国应该实行君主立宪制的理由。30日，袁的亲信段芝贵等密电各省长官，要求各地以公民的名义向参政院上书请愿更改国体。9月1日，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开会，沈云沛、周家彦、马安良、蔡锷等请愿改变国体。9月6日，袁派政事堂左丞杨士琦答复立法院称，改变国体须听之于国民。于是，开始“制造民意”，这是帝制发动的第二步。

　　这事的具体做法是，袁先叫梁士诒等领起头来，把所有袁的亲信拉在一起，于1915年9月19日，在北京成立了全国请愿联合会，叫沈云沛40做会长，那彦图、张镇芳做副会长，积极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他们所联系的社会上有地位的人，请愿变更国体，拥护袁做皇帝。他们发动的对象，上自王公遗老、各省将军、巡按使，下至各种行业的把头，三教九流，行行俱全，多多益善。拉到的人，列入了请愿名单，就被请去吃饭、看戏，此外还大有大份，小有小份地送钱。这样，当然轰动起来了，很快就在全国各地造成了诸色人等“无所不包”的所谓全国性请愿的大局面。41

　　沈云沛的请愿团于9月24日向参政院发起了总请愿，反对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次日，袁世凯即咨复参政院，主张提前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袁为何一再坚持要由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呢？读者还记得四年多前，他就任临时大总统前，向全国申明的“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的誓言吧，这个誓言尽人皆知，他现在要想回过头去搞帝制，这个誓言就成了他的沉重政治负担，为了避免被国人视为出尔反尔，毫无道德信义可言的小人，他必须把自己的背誓归结为“民意”的要求。据说，当时的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是坚决主张中国搞帝制的，当袁谈及自己当年的誓言时，朱即以“民意”为说，劝其打消顾虑。商务印书馆30年代在日本访书时，曾见到过二人密谈的记录，据亲见者回忆，其谈话内容如下：

　　朱尔典首先提出中国国情不适合民主政制，非实行帝制不能治理图强，只有袁的威望才能担此重任。袁初则装腔作势，坚持不可。朱再三劝进，袁最后说他就任总统时，曾经在参议院宣誓，现在怎能背约。朱笑着说：“时势变迁，前后情形不同，当时公从人民公意出任总统，今日人民公认国体应该变更，请愿公为皇帝，公应时势要求，名正言顺，何必顾虑。”朱告退时又对袁说，他今日一番谈话，是为着中国人民福利，为着英中两国交谊着想，完全出于诚心。至于就他个人而言，则有莫大的损失。袁问此话怎么说？朱笑着回答说：“我和总统多年交谊，谒见谈话都极为自由，何等畅适愉快。他日公登大宝，非国家大事，不易得见龙颜；殿前拜谒，礼仪何等繁重，不能畅所欲言，对我说来，不是一个大损失吗？”42

　　袁既下决心以“民意”涂饰自己的背誓无信，徐世昌即提出由“国民代表”决定国体，选举皇帝。为了加速这个进程，就有了“十人密电”的发生，上演了中国成为共和政体以来第一次大规模操纵民意的闹剧。这十个人是：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阮忠枢、唐在礼、袁乃宽、雷震春、吴炳湘、张士钰，由袁世凯“钦点”，专门负责主持这件大事。其手法，据参与其事的唐在礼回忆，事情由表里两条线进行，具体过程如下：

　　一条线是专门做一套与实际选举完全不相干的表面宣传，做法是以命令指定“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为全国决定国体选举皇帝事务的总机关，奉大总统命令办理一切决定国体和选举的事务。然后，用该局的名义按时期、有步骤地发出指示和各式文告等成套的官样文章，命令各地把这一成套的文章及时发表，在报刊上大肆宣扬，标榜这一决定国体、选举皇帝的大事，是完全出于民意，是完全合法的，民主的。

　　另一条线是由名义上主持国体决定和选举事务的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阮忠枢、唐在礼、袁乃宽、雷震春、吴炳湘、张士钰等十人出面，向各省将军、巡按使发出密电，传示“主座”(当时对袁由总统选任皇帝时的过渡尊称)命令，按内定步骤指示实际的具体选举工作。当时，先由十人发出一个密电，向各省当权者郑重说明“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完全是一套表面文章，但所有该局指示的官样文章，一定要在各方面进行宣传，并相应地在表面上要有些表演，也只限于表演。重要的是万万不可按照那些官样文章假戏真做，因为那里面没有一件是合乎实际要求的。在这个说明密电以外，另有一封密电详细指示一套实际的做法，要求各省今后一切行动，必须遵照这一密电所指示的原则办理，并必须严守秘密。另外还密示只要能达到密电的目的，尽可以不按国家法律办事。也就是说：尽可不择手段，不妨违法乱纪，便宜行事；但叮嘱如果不按照国家法律办事的时候，却万勿以电报向事务局请示，以为一经请示，局方就不得不以打官腔复示“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办理”，如此表里便难于分清，反而弄得枝节横生，事情就难以顺利办通了。

　　在正式投票之前，首先要在全国各省区“选举”参加国体投票的“国民代表”。选举“国民代表”，先由北京政府拟订各省代表候选人的名单。这个名单里的人绝大多数是袁自己和他的亲信所提出的在京任职的军政官员，按他们的籍贯分别提到本省去。名单中也包括些各省附袁的著名人士。这个候选名单是基本的。在这以外，留出一些名额，由各省官绅提出补充名单，补充名单授权给各省将军、巡按使决定。如此便合成了一个整个的候选名单，责成各省照单把“代表”选出，非经批准不得遗漏或更改。

　　选举的方法是，指定每县由该县县官推荐选举人一人，在所指定之日到达本省指定的处所—将军衙门，去谒见指定的选举监督，也就是本省的将军、巡按使。选举监督在一定期限内，在衙门内厅随时准备着对来谒的选举人进行午宴招待。宴后，由招待人员召集选举人个别谈话，介绍本省拟选代表的名单，形式上似乎是征求选举人的同意。一般选举人都是县里的绅士，当然总是惟恐不及地唯唯从命，表示一切遵办决不贻误，接着就由招待人请选举人把名单抄写清楚，立即陪同选举人到前面大堂里特设的选举厅里面进行“堂而皇之”的投票。偶有个别莫名其妙的“代表”支支吾吾，或竟有独具意见反对照办的，那么招待人就对他不提名单和“大堂选举”的事，只是含糊地表示将来进行选举时再当奉约。捧起茶杯，下个逐客令了事。事后，还由省里把这个选举人的行动，密示其本县县官，申斥他办事不力，限令重新妥为推荐适当的选举人，以免贻误，致干未便。县官接到这般密示，当然紧张万分，诚惶诚恐地克期遵办。43

　　经过上述这番布置安排，10月25日终于选出了“国民代表”，10月28日即进行“决定国体”的投票。这个投票仍是分散在各省举行，由各省的将军、巡按使监督，由“国民代表”进行记名投票。“方法是在票上预先印好‘君主立宪’四个大字，由代表自己在选票上签名，再于自己名下写‘赞成’或‘反对’字样，进行投票。在参加决定国体投票之前，每个国民代表‘赠给’大洋五百元，作为参加选举的‘川资和公费’。代表们拿到这笔‘川资’，当然心中有数；投票既是记名式的，谁投什么票都不难查明，所以投票结果，全体国民代表一千九百九十三人全部‘赞成君主立宪’。44”随即又进行了皇帝的选举，其程序与国体投票完全相同。选票上印有“选举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皇帝传之万世”的字样，也由“国民代表”在选票上亲自签名，投票，结果自然也是全票当选。这个结果汇总到中央后，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即于12月11日正式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据说，推戴书草成、誊写及上呈，是在上午11时半，午后即得到了袁氏的书面答复，说是国体改革既经国民代表一致同意，“自无可讨论之余地”，而推戴他为皇帝，则“改造民国，已历四稔(年)，忧患纷乘，衍尤丛进，救过不瞻，图治未遑，岂有功业足以称述？……上无裨于国计，下无济于民生，追怀故君，已多惭疚。今若骤跻大位，于心何安？此于道德不能无惭者也。制治保邦，首重大信，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能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义无可自解者也”。由此，他要求“熟筹审虑，另行推戴45”。

　　收到这份答复咨文后，代行立法院即于当日午后5时再次开会，宣读完袁的咨文后，院长孙毓筠提议起草呈递第二份推戴书，全体通过，于是休会15分钟后，通过了秘书厅起草的第二份推戴书。这次对袁氏的功德备极颂扬，说他“功崇德茂，威信素孚；中国(第)一人，责无旁贷；昊苍眷佑，亿兆归心”，督促他“毋循礼让之虚仪，久旷上天之宝命，亟颁命诏，宣示天下，正位登极46。”这些当然都是事先预备好了的，用的是传统上“劝进”的那一套路数，否则，代行立法院也不可能在短短15分钟的休息时间内，连拟稿带誊写地完成二千多字的推戴书呀。反而是从袁世凯的答复书中，可以看出他并非不知道此时称帝不合时宜：“于道德不能无惭”，“于信义无可自解”。但问题是，明知不宜，为何还要硬做？这是本章开头就提出过，后面还要探讨的一个问题，这里暂且按下不提。

　　袁世凯一手操纵、导演的这幕喜剧至此已经收不住脚了，但幕落的也十分仓促。本来按照古代的规矩，“劝进”或“禅让”应该进行三推三让的程序，世凯不知急的个什么，省去了中间那一道，在第二次推戴书呈上的次日，即宣布接受“帝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乃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予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这是12日的事，13日，即演出了本章开头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的那一出戏。

　　在帝制自为这件事上，最能反映出袁氏的枭雄本质，整台戏都是他一手操纵的，在幕后出谋划策的是徐世昌，在前台导演的则是梁士诒。梁士诒其人，我们在“北洋新政”那一章已有所介绍。进入民国以后，梁的地位更形重要，“辛亥之秋，项城再起，京师以内之事，先生(指梁士诒)主之；休战息兵，调停和议，如何派代表南下之步骤，如何促清廷退位之机宜，统一南北，联合各省，改革政制，措集财用，千端万绪皆先生一人任之。适统一政府成立，先生任公府(总统府)秘书长，掌握中枢，赞襄密勿(参与机密)，凡入谒项城禀商事件者，(袁)辄说：‘问梁秘书长去！’先生也不问事之大小，酌情审势以处理之47。”梁因此又被称为“二总统”。梁在北洋属于后进，如此权势，大遭他人嫉妒。他与唐绍仪交好，又同是广东同乡，在唐与袁生嫌辞职后，杨士琦等(杨、周学熙等为安徽人，与梁不和，被称为‘皖系’；梁被称为‘粤系’)遂通过袁克定向袁世凯进言，说梁与唐绍仪、孙中山等同为粤人，心怀叵测，勾结军人，觊觎总统的位置。袁世凯是个雄猜之主，有驾驭属下的一套办法。梁是北洋“交通系”的首脑，脑子活，办法多，又是搞钱能手，有“梁财神”之称。他在国会大搞金钱政治，组织“公民党”、“公民请愿团”，为袁当选正式大总统出了大力，也展现了其操纵“民意”的手段，对这种“暗箱政治”不可或缺的人才，袁是既倚重，又防备，“常以极困难繁重之事交给他来办。表面上示以倚重，暗地里实为羁縻，而且使之费力而不易讨好48。”据说，梁起初对帝制一事并不积极，而帝制活动又亟需梁这样的高手，恰逢“五路大参案”发生，袁遂使出去年迫使熊希龄赞同他解散国民党时的那套做法，迫梁就范。

　　津浦路局为“交通系”筹款之源，收入巨大，用人众多，借以培植势力，弊端日益明显，舆论哗然。遂由肃政使王瑚、蔡宝善等赴津浦路密查，罗列十大罪状，由都肃政使庄蕴宽具呈严参。当时王瑚以廉劲著称，所列应当不虚。因此更涉及京汉、京绥、沪宁、正太四路，即是所谓轰动一时的五路大参案了。当时众议沸腾，袁世凯迫于舆论，遂将津浦路局局长赵庆华49撤职，京汉路局局长关赓麟、京绥路局局长关冕钧均离职听候审讯，交通部次长叶恭绰50也暂时停职听候查办。……一时粤系惶急，密议对策，思所以转移局势，非出奇不能制胜，因与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相结纳，迎合袁的意图，创为帝制之议。51

　　袁的亲信幕僚张一?也认为，梁之积极参与帝制活动，乃是迫于“五路大参案”：“梁病疟，有人探访他时说：你若要缓解五路大参案，只须为帝制出力。梁于是起而组织请愿团，本案即在无形中打消。人们方知五路案即帝制的反笔文章也52。”以梁自己的说法，当时的所谓“三次长案”、“五路大参案”等，全都是袁为了胁迫不赞成帝制的官员刻意策划而成：“于是有为之策划者，主张胁迫陆军次长徐树铮以迫段(祺瑞)；胁迫交通次长叶恭绰以迫梁(士诒)；胁迫财政次长张弧以迫熊(希龄)，大概因当时张与熊接近的缘故吧。于是分头办理，结果，段祺瑞辞职，以王士珍代之；陆军次长徐树铮、财政次长兼盐务署长张弧免职，交通次长叶恭绰停职候传，当时称之为‘三次长案’53。”梁士诒在《年谱》中说自己对帝制“始终无所表示”，是事后的涂饰。在实际上，“五路大参案”发生后，袁世凯曾当面告诉他，参案中本来也有他的名字，是自己下令去掉的。梁当然明白袁的意思，此后，梁即成为帝制活动的中坚分子了。

　　梁士诒参与后，帝制活动果然大有起色，而筹安会的发起，据说也是梁运动的结果。前面说到，袁世凯曾派杨士琦到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发布宣言书，认为由该院讨论国体问题不合时宜，应诉诸“多数国民之公意”。一时间，热中帝制运动如杨度者，颇感摸不着头脑，遂前往请教张一?：

　　此宣言书发表后，杨度忽然夜间来访，说：“我与总统的关系不如你们之间的交情那么久，今天忽然有‘不合时宜’的谕令，究竟总统的性情如何，请告诉我。”我说：“这样的话，你必须将此事主动告诉我，才可以讨论。”杨说：“我本来打算回湖南的，士诒说，总统有大事须要你出头。实际上我也是被动的，并非主动，但我向来主张君主立宪之说，所以愿意做这件事，今天为何有这样不同的言论呢？”我说：“我告诉你两件事，一件是前清预备立宪，一件是苏杭甬铁路，事前(袁)全都坚决拒绝，事后则翻然改计。你做这件事，将来诛晁错以谢天下，你的脑袋就危险了！”杨听了此话，吃惊不小。翌日，朱桂莘(即朱启钤)54等约杨谈话，其意志又坚定起来，大概又有人唆使他了吧。55

　　至于后来的公决国体、选举皇帝的闹剧，“十人密电”向各省将军、巡按使指示机宜，申明“主座”的意见，无一不是出于袁的授意，则更可以肯定，真正想作皇帝的正是袁世凯自己，所谓“民意”、“公决”等等，只是他及其亲信制造出来的遮羞布，为的是解决他“背誓失信”的难题而已。

　　自8月古德诺发表《共和与民主论》及“六君子”发起筹安会后，袁世凯帝制自为的用心即大白于天下了。而前述所有潜在的反袁势力，也开始了新一轮的活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就是袁氏原来的盟友——进步党人。其主脑一文一武，文为梁启超，武为蔡锷。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广东新会人。梁早年科场得意，后师从康有为，投身维新变法运动，与袁世凯曾同为维新同志。变法失败，梁亡命日本，与康有为组织保皇党，鼓吹君主立宪，在本书前半部中已多有介绍。入民国后，梁热中于议会政治，与熊希龄等组织进步党，在国会中与国民党相抗衡，是袁世凯政治上的盟友和策士。梁氏绝顶聪明，学识渊博，缺点是热中政治，心有旁骛，学问虽博，而失之于不精不专。梁这类深受儒家思想浸淫的旧知识分子，一般都有“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所以梁也是个“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的角色。梁的力量，在于他的那一支笔，为文不拘绳墨，自创了一种“新民体”，汪洋恣肆，酣畅淋漓，而又“笔端常带感情”，在清末民初，不知倾倒了多少爱国志士、热血青年。帝制运动期间，梁所作反对君主制的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袁曾出价二十万元，买它不要发表，此数额恐怕迄今未有人能打破，可见其文章影响力之大。袁对于梁，以金钱、高位笼络之，羁縻之，甚至还让进步党组织了一届内阁；但在内心里，则认为这些人不过是徒托空言、不切实际的书呆子，成不了大事。梁在帝制发起前后，曾数度致信袁世凯，苦谏他不要称帝，可见他有谋国之忠，反袁不纯从私怨，但袁将其言当作了耳旁风。梁虽为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但作为政坛名流，有社会影响，有舆论号召力，这确是轻视不得的。所谓枪杆子、笔杆子，打天下靠的是这两杆子。梁就是一流的笔杆子，而枪杆子，自然非他的学生蔡锷莫属了。

　　蔡锷(1882—1916)，字松坡，湖南邵阳人。蔡自幼聪明好学，十三岁时就考中了秀才，十五岁时由湖南学政徐仁铸(维新派)推荐，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时务学堂。该学堂创自谭嗣同，是当时湖南维新派的大本营，梁启超当时就在那里担任中文总教习。蔡年纪虽小，但“每月月考，皆居前列，英气蓬勃，同学皆敬慕之56”，并与梁结下了深厚的师生之谊。戊戌政变后，梁亡命日本，蔡应梁之召东渡，入梁任校长的东京大同高等学校。这个学校的教材中，多西方自由民主、天赋人权等内容，故蔡于此也得到了新思想的启蒙。1900年，保皇党的唐才常等组织自立军，蔡和几名同学一度回国助唐起义，但旋即失败，唐等罹难，蔡遂再赴日本，入成城学校学习军事，1903年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次年毕业回国，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等省武备学堂任教，后历任广西陆军小学总办、新军标统、协统。1911年春，应云贵总督李经羲之邀，赴云南训练新军，余暇编成《曾胡治兵语录》一书。6月，被任命为云南新军第十九镇三十七协协统，其军中骨干多为士官学校同学，其中有不少同盟会会员。武昌首义后，蔡在云南首倡义旗，于10月30日午夜发难。次日中午即控制了昆明全城，十九镇统制锺麟同被杀，李经羲逃走，云南全省随即光复，蔡锷被公举为云南都督。这是他办的第一件大事，而此时他还不过是个二十九岁的青年将军。

　　蔡锷虽参加了辛亥革命，但在政见上却是个立宪派，在贵州独立时，他左袒贵州的立宪派，派部下唐继尧带兵入黔，血洗贵阳，将革命党人几乎斩尽杀绝，唐继尧随即被任命为贵州都督，扩张了滇军的地盘。在“二次革命”时，他也把孙、黄视为不安分的“乱党”，联络西南各省，外示“中立”、“调停”，内实支持袁世凯的武力镇压政策。当时国民党曾派谭心休到云南运动他参加反袁，碰了一鼻子灰，值得注意的是他当时对袁的态度。

　　刚到昆明，还未落座，松坡就抢先对我说：“民国成立不久，国基还没稳固，听说克强(即黄兴)又要闹场火了，你劝他放安静些，不要自取灭亡。”我气愤地说：“人家正在残杀我们的同志，要消灭我们，如果再不讨伐他，将来袁世凯定会做皇帝。”松坡冷笑着说：“他敢吗？如果袁世凯真要作皇帝，那我在西南也将做起皇帝来。”我见他说话更不对头，便懒得和他争辩了。后来他告诉我，他已和广西的陆荣廷、四川的胡景伊、贵州的唐继尧结成了一个西南同盟，行动一致。最好劝克强息事宁人，保全实力，如果盲目地去干，定会失败。他只好和西南各省共守中立态度，以保存一部分的革命实力。57

　　袁世凯扫平“二次革命”后，趁热打铁，实行“废督”和“军民分治”，调蔡进北京将军府。蔡本来主张统一，以身作则，相当配合。到京后与袁接触频繁，关系融洽，袁任命他为统率办事处办事员、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要职。他同梁启超等“当时很有点痴心妄想，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58”。

　　蔡之对袁灰心，始于政府接受日本“二十一条”(蔡主战)，一度打算退出政界，回乡从事矿业。但袁帝制自为迹象明显后，蔡极愤懑，筹安会成立的第二天，他就赴天津访晤其老师梁启超，筹议对策，一场倒袁的大计划由此酝酿而成。据梁启超回忆其经过如下：

　　云南首义之中心人物蔡锷将军，当时正在京师。蔡君十三岁时即从余就学，当民国二年辞去云南都督之职，即来京与余日夕过从。当筹安会发生的次日，蔡君即访余于天津，共商大计。我说：“我的责任在言论，所以我必须立即作文章，堂堂正正地来反对他们；你则是军界大有实力的人物，应该深自韬晦，不要引起他的猜忌，才可以密图匡复。”蔡君赞成我的话，所以在京与他(指袁世凯)虚与了委蛇两个月，使袁不再猜忌他。一面密电云贵两省军界，共商大义，又召戴戡59来京面商，……戴君以去年十月到京，于是与蔡君定策于我在天津的寓所。后来的种种军事计划，全都是当时数次会谈的结果呢。当时决议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过一个月后响应，广西则过两个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拿下四川，以广西之力拿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这就是我与戴、蔡两君在津所作的策划了。60

　　此后，蔡锷每周均赴天津与梁密议，但对外则大行韬晦之计，积极附庸帝制运动之外，则醇酒妇人，寄情声色。11月11日，蔡以有病赴日疗养为名，潜往天津，在梁启超家换装后，乘船赴日，在神户转船南下香港，与戴戡会合后经越南河内转赴云南。12月16日，梁启超也以赴美治病为名，离津赴沪，与当时在上海的进步党另一领导人汤化龙61会商，确定了进步党反对帝制到底的立场。12月19日，蔡锷、戴戡抵达昆明，连日与唐继尧等举行军事会议，筹议举事。袁世凯此时虽已知道蔡、梁有反对帝制的密谋，但可能觉得这是两个书生气十足的人的一时意气，搞不出什么大事情，所以并未重视，而是兴兴头头地继续其帝制运作。在蔡等到达昆明的那天，袁下令设立大典筹备处；次日又申令颁给徐世昌、赵尔巽62、李经羲、张謇以“嵩山四友63”的称号；申令新朝永远废除太监、宫女、跪拜之制；21日和23两日，则大封爵位，授予龙济光、张勋、冯国璋、姜桂题、段芝贵、倪嗣冲等一百二十八人以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

　　反袁方面，梁启超12月22日由南京致电蔡锷，促其即刻发动。蔡等于次日在昆明五华山歃血为盟，拥护共和。次日，即由唐继尧、任可澄64向袁世凯发出梁启超起草的函电，请取消帝制，诛罪魁杨度等七人以谢天下，并限袁于25日上午10时前答复。同时又通电各省，请联电要求取消帝制。25日，通电宣告独立，号召讨袁；次日，蔡锷、李烈钧、唐继尧分别就任护国军第一、二、三军总司令。27日，唐继尧留守云南，蔡锷、李烈钧二军分别出师四川、广西，护国战争爆发。

　　袁世凯得知云南宣告独立后的措置是：将唐继尧、任可澄、蔡锷免职，命令云南临近各省“严筹防剿”，派张敬尧的陆军第七师入川迎击蔡锷，以曹锟为督师，统率北洋进剿云南的各路军队，另派龙觐光为云南查办使，与广西督军陆荣廷会同攻滇。袁此时仍把云南独立看作是另一次“二次革命”，而蔡唐等人的力量又远不如国民党，不足为患。孰不知人心的向背，已与彼时大不相同。当时舆论、人心多在中央一边；而此刻，由于前述种种原因，他的阵营内部正在离心、瓦解，而他帝制自为，背誓失信于天下的行为，又为所有反对他的人提供了最好不过的借口。

　　二千多年前孔夫子的学生子路曾问过他，如果他从政，首先会做什么，孔子的回答是：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65”。后世“名正言顺”这个成语，就是出典于此。袁世凯之所以非要诉诸“国民代表”的公决、选举，为的就是以“民意”涂饰自己的背誓失信，换句话说，也就是要为自己当皇帝制造出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使之具有合法性。但这样做骗骗老百姓可以，官场上的人心里可都是明镜一般的。譬如说那些负责安排、监督“国民代表”公决、选举的各省的将军、巡按使，公私密电，指授机宜，在这套玩弄民意的把戏中，也都是重要的参与者呢。这些人中，对袁氏不满，有积怨的人可是大有人在。其中有的是出于公义，如蔡锷、梁启超等；有的是出于私怨，如对袁实行中央集权，裁抑地方势力的种种措置感到威胁的地方军头和北洋内部因权力之争而心怀怨望的将领等等。在袁氏称帝之前，他们尽管不满，却难以出头对抗，原因即在于袁的诸般政策“名正”；而“称帝”则不然，袁既背弃总统誓言在先，又玩弄、强奸民意在后，在名义上是“大不正”，只要有人带头振臂一呼，所有的积怨、不满即可借此爆发出来。袁世凯在根基未稳之际，就忙不迭地复辟帝制，自己授人以柄，促成了反对派的大联合，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是他失败的第一个原因。

　　在军事上，袁起初也并没有把蔡、唐等人的起事看得多么严重，“二次革命”时，国民党人控制的五六个省曾同时宣布独立，军队有十几万人，北洋军一出动，不过一个多月时间，就被荡平了。云南地处边荒，是个穷省，滇军也不过万余人，力量远不如当年的国民党人。所以，袁世凯认为蔡、唐举事不足为患，旬月之间，不难平定。如果北洋集团此时仍旧团结，袁应该是有成算的，但在“二次革命”期间率兵接收了国民党地盘的北洋军头们，现在也都是盘踞一方的都督、将军了，袁世凯“废督”、“军民分治”的政策，同样损害威胁到了他们的既得利益，况且这些人还不如党人有所谓“主义”、“理想”，他们的目的十分现实，就是当官揽权发财，因而对袁之所作所为也有很深的忧虑和戒心。西南倡义，他们因均系袁多年一手提拔起来的嫡系，虽不便积极地参与响应，但却对袁的措置消极怠工。而当形势明朗化后，也借着“帝制不合时宜、人心”为名，加入墙倒众人推的行列。尤为关键的是，这些人盘踞着长江中下游各省(江苏、江西、两湖、四川等省)，袁要想在军事上很快收功，非得到这几省督军的全力配合支持不可。“长江五督66”一怠工，北洋即使有力量荡平西南，劲儿也使不上了。更何况这些人不但不出力，反而与西南密电频传，暗通着款曲呢。这是袁世凯所万万没有料到的。

　　而且在实际上，护国战争也真就没打几场硬仗，实际情形是，明里暗里，或声讨，或调停，各种通电满天飞，“口舌战争”打得远比实际战斗激烈，几乎可以说是辛亥武昌、癸丑赣宁两役的翻版。为此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战争的进程。

　　以蔡锷为总司令的护国军第一军，总计不过四千多人，为滇军精锐，也是护国战争中的主力。这支部队在宣布独立之前，即已陆续开拔，12月20日出发，约一个月后(1916年1月17日)，抵达四川叙府，与北洋方面伍祥桢的混成旅和川军巡防营接战；四天之后，攻占叙府。

　　第一军的右路由戴戡率领进入贵州，1月24日到达贵阳。因事前有约，又经过一番运动，1月27日，刘显世67以贵州都督的名义通电独立。贵州独立，兵不血刃，解除了云南的腹心之患，使云南正面有了很大的缓冲区域。之后，戴戡率领一营滇军，两团黔军北经遵义前往四川，2月2日，在綦江一带与北洋军交手。

　　在北洋方面，实力大大超过了滇军。北洋兵分三路，一、二路总司令为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虎威将军曹锟，下辖五个师，约三万人，在兵力上占着绝对的优势。但确如袁世凯、蔡锷所言，北洋军暮气已深。接到出征命令之后，这些部队(包括非北洋系的杂牌部队，如贵州刘显世、广西陆荣廷等)或索饷要挟，或逗留缓进，与中央讨价还价；在开赴前敌的过程中，一路上强征夫役，虐杀无辜，抢劫商民，强奸妇女，无恶不作，军纪荡然。叙府失守后，袁又调集五六千人，围攻叙府，而此时叙府前线的护国军兵力仅千人，经过一周激战，北洋方面竟然全线溃退。无怪乎蔡锷有滇军一师可抵北洋数师的判断，毅然起兵反袁呢。

　　2月2日，原为蔡锷部下的刘存厚(时为川军第二师师长)经蔡等运动后，率所部川军三千人于泸州附近的纳溪响应蔡锷，宣布独立，并导滇军入川。2月5日，护国军开始攻打泸州，但8日北洋精锐张敬尧部赶到增援，激战后护国军败退。此时，曹锟坐镇重庆，其精锐张敬尧、吴佩孚等部兵力有两万余人，护国军所部不过五六千人，双方激战相持至26日，北洋军增至三万，而护国军则饷械不继，又经数日阵地战，3月6日，蔡等率部撤退。

　　在叙府方面，2月29日，北洋冯玉祥等部乘护国军兵力空虚之机，猛攻叙府，3月2日，护国军放弃叙府。但冯玉祥占领叙府后，即按兵不动，骑墙观望。

　　右路戴戡部，曾一度攻占綦江、江津，北洋军则固守待援。护国军中路败退后，泸州方面的北洋军增援綦江，戴部寡不敌众，退守黔边。在湘南、川东一线，没有激烈的战斗，两军一直处于相持状态。

　　所以，整个护国战争的兵戎相见只持续了一个多月，此后双方相持于川、黔、滇、湘边界，而四川督军陈宦、前敌督师曹锟等不仅没有乘胜追击，反而顿师不前，与蔡锷达成了停战协议。有了这一个多月的相持不下，也就为形势的变化争取到了足够的时间。经过梁启超等人的运动，广西于3月15日通电独立，而被袁任命为临武将军兼云南查办使龙觐光68所部连同军械饷银均被陆荣廷69缴械。此后局面即直转急下，颇为类似于辛亥年武昌两军相持，各省纷纷独立时的那种局面。而这种局面的造成，与其说是护国军的战斗力所致，毋宁说是北洋将士不肯用命，以当年袁氏治清廷之道，反治其身而造成的。

　　自广西宣布独立后，西南各省，群情益烈。中央前敌诸将，又受江苏督军冯国璋及段祺瑞等人的密旨，顿兵不前，日日向袁政府索取粮饷军械。袁世凯派阮忠枢前往徐州游说张勋，想要调张勋的兵南下。张向阮陈述“四不忍”之旨说：“容忍纵容长子，图谋复辟帝制，密电岂能戡乱，国本因而动摇，不忍一。赣宁(即“二次革命”)乱后，元气亏损，无开诚布公之治，开奸佞尝试之门，贪图(一己)尊荣，将国家当作赌注，不忍二。云南不安定，兄弟阋墙，(内战造成)寡妇孤儿，生灵涂炭，地方夷为灰烬，国家养兵，反而祸乱了自己，不忍三。宣统的名号，依然存在，却妄自称尊，惭负于隆裕皇太后，活着不齿于世人，死后也会受到历史的诛伐，不忍四。”阮无言以对，回京复命，袁于是更感到武力解决已不足为恃了。70

　　不忍言而言，表明了一种态度，跟从自己最久、最听话的张勋竟然也是这种态度，袁世凯的心这下子是一凉到底了。段祺瑞、冯国璋等均是小站练兵时的骨干，也是北洋集团中的最重要成员。在辛亥革命时，冯国璋力克汉阳、汉口，重创了湖北民军，遏阻了革命党的势头；奉调回京后，冯一手控制住了由旗人组成的禁卫军，使清廷失去了武力抗争的最后凭借。段祺瑞继冯国璋出任湖北前敌总指挥，秉承袁世凯的意旨，一面维持前线不战不和的局面，一面联络北洋各将领，联名通电威逼清廷退位。袁世凯能够顺利成为临时大总统，冯、段二人出力最多，功劳最大，也成为袁世凯之下最有势力和影响的北洋军头，但也因此渐渐受到袁的猜忌。袁与段的交恶，已在前面交代过。袁与冯，原本关系很好，甚至为冯续弦，两家由此结成了通家之好。据袁静雪回忆，其事经过如下：

　　冯国璋从小站练兵起就跟随我父亲做事，后来经过我父亲的不断提拔，到了民国初年，直做到了宣武上将军、督理江苏军务，雄踞东南，手握重兵，成为我父亲手下的一员大将。有一天，我父亲在晚间上楼后，看见几个姨太太和我俩正在他的卧室里闲谈，便和我们说：“今天冯华甫来了。”我不知道华甫是冯国璋的字，就问：“冯华甫是谁？”我父亲说明了以后，接着问我俩，“你们应当叫他什么？”二姐迟迟疑疑地说：“叫世哥。”我父亲笑着说：“不是世哥，是四哥。”由这一称呼看来，我父亲对于冯国璋是怎样看待，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这里还应该插叙一下冯国璋和我们老师周砥结婚的一段故事。周砥，字道如，家住天津(并不是天津人)，曾教过二姐和我读汉文，及至我们搬进了中南海，她虽然已经不在万字廊的专馆里担任课程，却由于她和三姨太太相处得很好，所以仍然常来常往。她是一个老姑娘，曾经声明过不再嫁人。那时侯，冯国璋断了弦，他原想再要一个姨太太，所以就叫他的儿子到北方来物色。谁知他儿子错会了意，竟自和周家说定了。当他回到南京复命的时候，冯说：“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要娶太太做什么。”因此不肯应允。周老师的弟妇周四太太平素和六姨太太最好，就到北京来求我父亲从中说合，这才定局。随后，由我父亲代为置办嫁妆，并派我的姓武的保姆作为陪嫁的老妈，此外，还派了男佣人护送着周老师到南京和冯国璋结婚。结婚以后，周老师有时回到北京来，还把我家当娘家走动，我们也都改了称呼，叫他“四姐”。71

　　袁的秘书夏寿田也曾谈到过，帝制运动初起时，袁对进京谒见的冯国璋优礼备至，甚至连冯的饮食习惯都很熟悉。

　　某日，本人(夏寿田自称)同袁一起早餐，有牛奶酪，袁令差官打电话问冯上将军早上起来没有，命将这碗奶酪送过去，说是冯上将军爱吃的，总统今天早上正在吃，便想起上将军，特地送来。又一日，同袁一起午餐，有大碗红烧猪蹄膀，袁说：“这是华甫爱吃的”，又令差官电话告诉冯上将军等等再吃饭，总统就送菜过来，佐以大馒头四个，说是今日午饭，知道这道菜上将军爱吃，所以送过来。又赠送周夫人(周砥，字道如，冯国璋夫人)礼物甚厚。冯觉得总统把自己当作自家人，所以体贴如此。72

　　袁与冯的关系，原属亲密无间，“袁公倚公(即冯国璋)为长城73”，“二次革命”时以冯部为主力出征南方，击垮国民党后，即由冯及其部下分别接任长江中下游各省都督，冯由此成为北洋集团中握有武力的最大地方势力。但袁做总统以后的最大毛病，就是待人不能以“诚”，冯后来与袁交恶就在这上面。冯对袁称帝，内心虽不以为然，但以二人之关系，袁如能交底给他，也未必不能得其谅解。但袁偏偏矢口否认，甚至编了一番推心置腹的话让冯信以为真，并亲自代袁向报界辟谣。因此当袁以密电指示各省帝制进行机宜时，冯觉得袁对他的种种优礼，不过是耍手腕而已，自己则受到了袁的愚弄。冯秀才出身，自尊心强，受辱后内心很自然生出一股怨愤之气，加上梁启超的策动，冯遂在关键时刻联络长江各督，挑头怠工，反对帝制，使袁筹划的整盘棋局步步被动，动弹不得，导致了袁的最终失败。徐世昌亲历此事，他的说法是：

　　当帝制风传甚盛时，六月间冯入京谒见项城说：“外间传说，大总统欲改行帝制，请预为秘示，以便在地方着手布置。”项城说：“我绝对没有皇帝思想，袁家没有过六十岁的人，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有几年？况且皇帝传子，我的大儿子克定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三儿子克良土匪，哪一个能继承大业？你尽管放心。”又说：“北洋军队暮气沉沉，有事时便不能用，你在南京要好好整顿，我们自家人总应当团结，保持我们的实力，你既然来到北京，可与相国(徐世昌)、芝泉(段祺瑞)等筹划一番”等等。此次项城说话甚多，对冯抚慰备至。冯退出后，忻然密告我。冯回南京，相信袁决不做皇帝了。等到帝制揭晓，(冯)以为受袁欺骗，倘若袁正位，自己的脑袋将要保不住，所以此后与西南暗通声气，以防阻帝制。冯在南京有实权，其势力固然不可轻侮。王(士珍)则以黄老之学依违其间，一面听任袁所为，一面则偏袒于冯(王素来不倾向于段祺瑞)。在项城左右，以新势力尚未养成，不得不勾结张勋、倪嗣冲(此时倪尚未投靠段)等极旧派以抵制段、冯，某公子(袁克定)皆主其谋。而项城遂陷于孤立，以至失败。74

　　徐世昌这段话中透露出北洋集团分裂的另二个原因：一个是袁氏培植新生力量的做法引起了老北洋们的忧虑和不满，离心作用由此产生。一个是袁利用北洋内部的矛盾，使部下互相牵制，结果反而使老部下都疏离了他。而冯国璋在得知袁氏本意是想称帝之后，还担心自己不赞成帝制的立场，在君主专制制度下，会惹来杀身之祸。

　　其实，冯国璋等对“君主立宪”问题无可无不可，并无定见。当时的《申报》曾报道冯对袁的建言：“南方一带闻改革国体之说，并非不肯赞成，但是多以为(称帝的)时间问题，尚有可以研究的地方。将来，大总统将中国治理到由弱转强的时候，则天与人归，恐怕大总统虽然想要避让，都避让不开了75。”而且不光北洋内部，即使梁启超，也并非坚持只能实行共和。他在抨击帝制运动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一文中，也曾认为，“今大总统内治修明之后，百废俱兴，家给人足；整军经武，尝胆卧薪，遇有机缘，对外一战而霸。功德巍巍，亿兆敦迫，受兹大宝，传之无穷76。”梁氏的意思，也是假以时日，袁将国家治理得强盛之后，功在国家、社稷、人民，那时天与人归，称帝乃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而此刻国家元气未复，内忧外患重重，称帝不惟不合时宜，而且会将国家拖入危机。但“袁氏与我和冯将军谈话时，皆矢口誓言不肯为帝，他的话也甚为恳切77”；甚至正言厉色对冯国璋说：“听你这番话，仍是在我身上打主意。我第四、第五个儿子在英国留学，我已经要他们在英国购买了少许的田园，假如将来有用这等事逼迫我时，我只有直接远赴外国，在那里经营菟裘78，退隐终老了79。”

　　据当时的《中华新报》报馆编辑的《共和军纪事》中的统计资料，当时中国陆军统共不到五十万人，而中央政府所辖或听命于中央政府的军队总计约四十四万人，而反袁的云、桂、黔三省兵力仅有三万七千多人，不足中央军力的1/1180。所以护国军方面，绝无席卷中国，直捣北京的实力。任何战争，从根本上讲，打的都是钱和资源。西南三省，落后贫瘠，其资源根本不足以支撑一场全面、持久的战争。首先他们就越不过冯国璋这一派势力所控制的长江一线，所以打来打去，也还是出不了川、滇、黔、湘各边，这还是在冯、曹等人勒兵不进，养寇自重的方针下才能维持的局面。护国军方面惟一的胜算，就是通过发难，在与北洋军相持一段时间后，使原来隐伏的矛盾公开化，而更多犹豫观望的省份能够加入反袁的阵营。应该说，西南方面这个战略的成功，多一半要归功于冯国璋。

　　在广西宣布独立后三天(3月18日)，江苏将军冯国璋、江西将军李纯81、浙江将军朱瑞82、湖南将军汤芗铭83、山东将军靳云鹏84即联名密电袁世凯，要求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立场与西南一致。这五位将军手握的兵力约十万七千万人，而长江中上游的王占元85、陈宦86和前敌督师的曹锟还辖有约七万军队，他们与冯等暗通着声气，对局势持观望态度。这样，北洋军队的一半，袁世凯实际上已指挥不动了，北方的部队已不够应付局面，继续打下去，不仅全无胜算，而且很可能酿出更大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袁不得不面对现实，3月17日，袁召“智囊”梁士诒入府，商量撤消帝制的事情。

　　既见，袁以案头上的文电交先生阅看。其一，为康有为劝袁撤消帝制，世所称“慰庭总统老弟大鉴”的详细函电。其二，为天津徐世昌来函，有“在今天尚可转圜，失此机会将没有(转圜)余地”之语。其三，江苏将军冯国璋、山东将军靳云鹏、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长江巡阅使张勋，五将军联名电请尽快取消帝制，以安人心的电文。其四，驻日公使陆宗舆密电，说大隈首相与各大臣及元老，借宫宴之便，开御前会议，专为对华问题，认为时机已到，有自由行动，派兵进驻中国要地，以免妨害东亚和平的报告。其他则为滇军反攻，占江安、复占南川；黔军攻克湖南永祥，及滇军攻克綦江、泸州，纳溪大战，张敬尧受伤等军报。又有各省反对帝制电文一束。先生阅文件完后，与袁对坐一方桌两边。袁以手指蘸着茶水沫，在桌上涂画，如某方情形如何，某人变动如何，应付得失如何，涂满后用纸擦去，这样作了三次，最后说：“事已至此，我的意思定了！今后分数段进行。撤消帝制后，中央政事由徐菊人(世昌)、段芝泉(祺瑞)担任。安定中原军事，由冯华甫(国璋)担任。君为我致电二庵(陈宦，时任四川将军)，嘱其一面严防，一面与蔡松坡言和。君与卓如(梁启超)有旧，，以私人情谊，请他疏通滇桂，并回复长素(康有为)电函，请其婉劝卓如。倘若有办法能令国家安定，我无论牺牲到何种地步，全都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计议既定，乃邀请徐世昌入京。87

　　在上述所有因素中，最具有杀伤力的就是“五将军密电”，而促成者，冯国璋也。所以冯国璋在护国战争中实在是主导大局的关键性人物，冯支持袁，则西南不难平复；冯支持西南，则北洋必陷入巨大分裂，导致全面内战；冯不作左右袒，则西南、中央成不战不和之僵局。所以，袁与其说是败于蔡锷的起义，莫如说是败于冯国璋的抵制。而这都是由他自己造成的，待人不能以诚，而靠玩弄权术，自欺欺人，是促使北洋集团分化离心的催化剂，这是袁失败的另一重要原因。

　　袁世凯是个头脑精明、心思细密的人，为何决策会出现如此重大的失误？他为什么会对北洋阵营内部的危机失察，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自己往绝路上走？这就不能不涉及专制政体下的一种独有现象了。袁世凯混迹政界三十余年，到了民国初年已经登上了大总统的高位，按理说，已经是一个政客所能达到的巅峰了，但作为政治人，其追求从本质上说就是没有止境的。当了总统，还想连选连任；连选连任还不过瘾，就再搞个终身制；终身制也办到了，但还是不能够满足，想要把这种尊荣一代代传诸永久，怎么办？只有一条路，当皇帝。其实就算是做了皇帝的人，也还是不能满足的。翻翻中国的史书，历朝历代的皇帝中，为了永享荣华富贵，追求长生不老而服食丹药，中毒身亡者多矣，即使英明睿智如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者，也不能免俗。读历史读到这种地方，不能不废书而叹，人内心的欲望真是望不到底的深渊呢。

　　唐德刚先生在其力作《晚清七十年》中，论及帝制运动时，有一节关于“真小人”和“伪君子”的精辟论述，颇有助于我们探寻袁世凯失败的原因，这里不妨摘录若干以飨读者：

　　袁公之不幸，是他原无做皇帝之实，却背了个做皇帝之名。“皇帝”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史”中，被认为是“万恶之源”。一个政客，一旦背上“做皇帝”之恶名，他就会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遗臭万年了。

　　可是一个野心的政客如果想做皇帝，就真的去搞个帝制运动，努力去做皇帝，这种政客虽是个“真小人”；但是某些野心政客、寡头独裁者，他分明早已是个事实上的皇帝，而表面上却偏偏伪装成“主席”、“总统”去向人民打马虎眼，那这种政客就是“伪君子”了。我们如从“社会伦理学”的观点来看，则“做伪君子”反不若“做真小人”之有道德勇气也！

　　可是，朋友知否？在我们中国的政治圈内，做“伪君子”无伤也！您千万不能做“真小人”。何也？因为在政治圈内耍政治的政客，哪一位不是伪君子呢？大家都是一丘之貉，狐鼠成群，尔虞我诈；兵来将挡，水至火迎，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伪君子有啥稀罕？为啥要大惊小怪呢？！

　　“真小人”就不然了。真小人的表现，第一是“率直”；第二是“笨”。这两重德行，在政治圈内是不易生存的。纵能勉强生存，也要遗臭后世的。

　　我国政治史上，那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的曹操，便是个真小人。但是“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他是有其安定汉末乱局之功勋的。可是他遭人辱骂，也是两千年不能平反。

　　我民国政治史上，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原也是个第一等大政客、伪君子。不幸受了儿子愚弄，群小包围，以一念之差，偶一失足，变成了真小人——至今不能翻身，亦可叹矣。88

　　“儿子愚弄，群小包围”，是使袁世凯丧失了政治现实感，做出错误判断和决策的重要原因，也是专制政治圈中几乎必然会发生的一种现象。不信可以仔细观察一下你周围的政坛诸公，看看有多少是真正能够过得好老婆、子女这一关的。一个人官做得小的时候，往往能够作到谦虚谨慎，但随着官越做越大，其自我也难免于随之膨胀；如果一旦做到了领袖这个位置，程度不够的人往往就没有了自知之明，真个觉得自己英明伟大得不行，对于不同的、甚至逆耳的意见就难得听的进去了。手下的政客们，自然也不脱政治人的本性，个中的况味，当然了然于胸，对领导人的心理变化早也揣摩得明白透彻。话捡好听顺耳的说，高帽子不妨时时递上几顶，领导高兴，自己也由之发达，何乐而不为呢？报喜不报忧、舆论一律等等，就是这么来的。像称帝这种大事，积极参与拥立，那在新朝可就都是“从龙”之臣，前途未可限量着呢。一个精明的领袖人物，存了当皇帝的私欲，就暴露出了自己的弱点，给了“小人”可钻的空子，久而久之，其心智会为这种谄媚逢迎的环境蒙蔽、窒息，不可避免地陷入“当局者迷”的状态。阎锡山当时是山西督军，作为冷眼旁观者，后来曾指出：

　　促成袁世凯称帝的有五种人：一为袁氏长子袁克定，意在获立太子，膺承大统；一为清朝的旧(官)僚，意在尔公尔侯，谋求子孙荣爵；一为满清的亲臣，意在促袁失败，以作复清之地步；一为副总统黎元洪之羽翼，意在陷袁于不义，冀(希望)黎得以继任总统；一为日、英、俄三国，意在促中国于分崩离析，永陷贫弱落后之境地，以保持其在中国之利益与东亚之霸权及瓜分中国的阴谋。……可以说怂恿帝制的人，很少是主张关系，大多数是为富贵利禄所趋，或者是另有别图。89

　　譬如，当时既无广播，又无电视，外界信息或来自政府报告公文，或来自报刊，袁氏十分关注国内外舆论对帝制运动的反应，小袁为了当太子，也知道父亲能否下称帝的决心，舆论的影响很关键，于是伙同亲信伪造了袁世凯最看重的《顺天时报》，悄悄替换下了真的《时报》，若不是让他妹妹揭破，老袁恐怕到死还被蒙在鼓里呢。 
----------------------------------------------------------------
更多TXT电子书下载,请访问雨枫轩:http://txt.rain8.com  
版权声明：本站所有电子书本着交流学习的目的
均由网友提供并更新，
仅供读者研究学习，不得用作商业用途，
强烈建议广大读者购买正版图书！
电子书版权为原出版社和作者所有，
如侵犯了您的版权,请通过Email或电话告知,我们将立即删除！
----------------------------------------------------------------- 
 
 



　
送“高帽”的学问 [六] 
　
　　《顺天时报》是当时在北京销行数量比较多的日本人所办的汉文报纸。我父亲平时在公余之暇，总是专门看它。这大概由于它是日本人办的报。可是，也就是因为这个缘由，才使他受了假版《顺天时报》的欺骗而毫不自知。假版《顺天时报》，是大哥纠合一班人……搞出来的。不但我父亲看的是假版，就是我们家里别人所看的，也同样都是假版。大哥使我们一家人和真实的消息隔绝了开来。有一天，我的一个丫头要回家去探望她的父亲，我当时是最爱吃黑皮的五香酥蚕豆的，便让她买一些带回来吃。第二天，这个丫头买来了一大包，是用整张的《顺天时报》包着带回来的。我在吃蚕豆的时候，无意中看到这张前几天的报纸，竟然和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顺天时报》的论调不同，就赶忙寻着同一天的报纸来查对，结果发现日期相同，而内容很多都不一样。我当时觉得非常奇怪，便找二哥，问是怎么回事？二哥说，他在外边早已看见和府里不同的《顺天时报》了，只是不敢对我父亲说明。他接着便问我：“你敢不敢说？”我说：“我敢。”等到当天晚上，我便把这张真的《顺天时报》拿给了我父亲。我父亲看了之后，便问从哪里弄来的，我便照实说了。我父亲当时眉头紧皱，没有任何表示，只说了一句：“去玩去吧。”第二天早晨，他把大哥找了来，及至问明是他捣的鬼，我父亲气愤已极，就在大哥跪着求饶的声音中，用皮鞭子把大哥打了一顿，一边打，一边还骂他“欺父误国”。大哥给人的印象是，平素最能孝顺父母，所以他在我父亲面前的信用也最好。我父亲时常让他代表自己和各方面联系。可是从这以后，我父亲见着他就有气，无论他说些什么，我父亲总是面孔一板，从鼻子里发出“哼”的一声，不再和他多说什么话，以表示对他的不信任。90

　　自己的儿子尚且如此，手下的官员，可想而知，更难得向他讲真话，所以袁满耳朵听到的都是想要听到的话，在这种错误信息基础上所做的决策，偏离了实际情况，当然会导致失败。

　　当然，袁世凯的部下故交之中也不都是谄媚之徒，也有直言相谏的朋友。譬如当年与他一起在直隶办新政的严修，可说是袁世凯的患难之交。前清末造袁世凯失势，罢官回乡之时，满朝文武没有几个人敢于出头说话的，独严修上折为袁鸣不平，且亲自到车站为袁送行，自己后来亦因此丢官。袁世凯复出后，一直想以高位酬报这位患难朋友，但严修绝意仕进，拒绝了一切高官厚禄，以在野之身从事教育，今天的南开大学就是严所创办的。但严修答应袁世凯看顾指导他儿子的教育，所以，克定、克文等于严修都有师生之谊。1915年8月，筹安会成立，严看出袁世凯有称帝之意，出于私谊公义，他致信张一?，要张向袁转达自己对帝制问题的看法：

　　顾念国本关系之重与我总统缔造之难，为中国计，不改国体，存亡未可知，改则其亡愈速。为大总统计，不改国体而亡，犹不失为亘古惟一之伟人；改而亡，则内无以对本心，外无以对国民；上无以对清之列祖列宗，下无以对千秋万世。且国家亡与不亡，要看政治是进步还是退步，宪法是否良好，人才的消长。今天议论(更改国体)的人，以无耻引导人，金钱诱导于前，斧钺威逼于后，誓词等于玩笑，明令全都是骗人的话语。这样做而想要有良好的宪法产生，清白的人才出现，是绝对不可能的啊。以我大总统的明哲，绝不能不考虑这些。特以受总统恩遇之隆，无以伦比，爱之诚不觉忧之切，故敢于恳求有机会时代我陈述这番道理。91

　　严修这番话说得够重了，但仍觉得不能释怀，故于次日进京，向袁面陈意见：“若这么办事(指帝制)，则信誉成为妄语，节义成为虚言；公(指袁世凯)虽想要如此，而各派人士，恐怕要相率解体的92。”事实证明，日后出现的正是严修所预见到的那种局面，可叹的是，袁执迷不悟，把严修的话当作了书生之见。其实，严修是“旁观者清”，而袁世凯才是“当局者迷”呢。

　　严修、张一?(据说还有王士珍)的劝谏是袁世凯所听到的北洋内部惟一公开的反对意见，帝制失败后，袁世凯才认识到“忠言逆耳”的意义，但为时已晚。张一?回忆说：

　　项城在取消帝制时期，与我最亲。有一天召见我三次谈话的时候，实际上并没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谈。有一次项城说：“我今天才知道淡于功名、富贵、官爵、利禄的人，才真正是国家需要的人哪。仲仁(即张一，仲仁为其字)在我的幕府数十年，未曾有一字要求官阶俸给；严范孙(即严修，范孙为其字)与我相交数十年，也未曾说到过官阶升迁。(你)二人全都苦口阻止帝制，有国士在面前而不能听从其劝谏，我甚为之羞愧。如今事已至此，那些推戴我的人，真有救国的怀抱吗？前日推戴，今日反对(帝制)的人，比比皆是。梁燕荪(即梁士诒，燕荪为其字)原来不赞成，今天乃劝我决不可取消(帝制)，说是取消了那些日日盼望封爵封官的人就会解体，最后依靠谁呢？还说得上不是首鼠两端。那些(原来)极力推戴，今日又劝我取消的人，更是卑下而不足道了。总之，我办事情的时候多，读书的时候少，咎由自取，不必抱怨他人，只能与仲仁谈谈了。误我事小，误国事大，当国者不能不畏惧呀！”观此，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项城能说出这番话来，毕竟是英雄本色啊。93

　　在这里需要补上一笔的是日本在帝制运动期间的态度和和活动。原因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投降以前，中国任何重要的内部纷争，日本都非要在里面搅和一番，这已经成了常规，讲这一段的历史，你想甩都甩不掉它呢。

　　在帝制运动进入高潮时，日本内阁指示驻华使领馆静观发展，不予表态；而在内里，大隈首相则密告中国公使陆宗舆给袁世凯带话：如果袁诚意联日，日本会努力予以援助。由于没能得到袁的回应，日本内阁遂于10月内阁会议中议决干涉袁世凯的帝制活动。在袁世凯接受皇帝推戴书后的第三天，日本联络英、俄、法、意五国公使联合向中国外交部提出警告，要求暂缓改行帝制，但袁世凯未予理会。护国战争爆发后，日本自1916年1月起，由参谋本部次长田中义一、第二部部长福田稚太郎少将和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每周聚会一次，研究对华政策。同时，派出参谋本部高级特务青木宣纯中将，以“考察时政”的名义前往上海，实际上是日本联络策动中国各派反袁势力的总情报官和总联络官。他于1月26日抵沪后，次日即会见了梁启超，商讨反袁事宜。护国战争爆发前后，蔡锷、梁启超及海外流亡的孙文、岑春煊、黄兴等的活动均有日本人的参与，如蔡锷假道日本南下赴滇，一路上就有多名日本特务跟随保护；又如协助梁启超南下策动广西独立，也是青木一手作出的安排，用随同梁启超赴广西的黄溯初的话说，此行“因事前与日本当道预有接洽，故到处得到日本人的帮助，否则会被香港或海防政府捉将官里去了94。”

　　在外交层面上，日本先是拒绝袁世凯的特使周自齐95赴日参加天皇加冕典礼，故意羞辱袁世凯。随后又以内阁名义“严重警告”袁政府，再次要求延缓帝制，否则实力干涉。3月7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乘中国内乱之机，确立对华霸权，推翻袁世凯；承认中国南北两军为交战团体，默许日本国民援助南军，公开与袁为敌了。

　　至于流亡海外的原国民党人，除黄兴一派的李烈钧、李根源等先期潜回云南，附庸蔡锷，参与了护国战争而外，困处日本的中华革命党，虽然看到这是倒袁的大好机会，但限于财力，难有作为。中山其时焦灼不已，每日奔走于日本朝野政要之门，奋力告帮，但收效甚微。面对国内党人纷纷来电要求接济饷械的电文，中山曾于云南发难之初致电上海机关，告以“吾党当力图万全而后动”。直到日本内阁作出了支持倒袁的决策，中山的窘境才有了转机。3月7日，日本阁议倒袁。3月8日，中山就从日本财阀久原房之助那里得到了第一笔二十万元的借款，此后两个月内，久原陆续向中山提供了总计一百四十万元。此外，久原还借给袁的老对头岑春煊一百万元，让他招兵买马拉队伍。还资助北方的肃亲王等宗社党人搞满蒙独立等等。好在护国战争的主流出自进步党和立宪派，并非日本之阴谋主使，否则这场战争在历史上就难逃负面的评价了。

　　袁审时度势，知道帝制已不可为，与梁士诒计议之后，于3月20日召集国务卿、各部总长、参政院参政、肃政厅肃政使、平政院院长等集体商讨，决定撤消帝制；次日又与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未到会)讨论帝制取消后的善后问题；22日，袁正式宣布撤消帝制，也就是本章所选的大总统申令。这篇申令据说出自张一?之手96，张为跟随袁多年的亲信幕僚，故在此篇类似于罪己诏的申令中，仍极力为袁开脱。虽称“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但仍将接受帝位，说成不是出于本心，而是“以筹备为词，藉塞众望，并未实行。”所以，袁世凯晚年的毛病，就犯在“不诚”这两个字上，言不由衷，文过饰非，又怎能取信于人呢？

　　徐世昌于取消帝制的当日被任命为国务卿，次日，段祺瑞被任命为参谋总长，两人与黎元洪联名致电各省，称“帝制取消，公等目的已达，务望先戢(平息)干戈，共图善后”。而西南方面却并不买账，3月26日，蔡锷等复电提出了要袁退位的问题：“默察全国形势，人民心理，尚未能为项城曲谅。……已失之人心难复，既坠之威信难挽，若项城本着悲天悯人的怀抱，从事洁身引退的计划，国人轸念从前的勋劳，感怀袁公的德义，以馨香崇奉，岂有涯量97！”此后，护国战争的重心转向了袁世凯退位的问题。反对派方面，自然是穷寇猛追，非袁下台不能罢手。各界劝袁退位的电报也是纷至沓来，造成了一种铺天盖地的舆论攻势。由于在军事上不能有所作为，形势再次急转直下，广东、浙江、四川、湖南、陕西等省相继“独立”，辛亥年的局面又一次出现了。居间担任调解任务的冯国璋、陈宦等人，与西南不谋而合，在逼袁退位上其实是一致的。3月30日，陈宦即致电蔡锷，赞成倒袁，从冯国璋、徐世昌、段祺瑞三人中推举一人为总统。而冯国璋见到袁世凯大势已去，自然也就生出了“彼可取而代之”的心理。据梁启超派去运动冯国璋的黄溯初说，他们用来打动冯国璋最为有效的诱饵，就是当总统这件事：“最足以打动冯者，不外乎总统终有一日可及，彼(指袁世凯)若为帝制，则彼(指冯国璋)终为人下而已。……总之，冯之所以肯为任公(即梁启超)代为致电蔡锷者，其根本原因在于他自身的总统梦98。”冯想当总统还可以从他反对黎元洪按约法继任总统职务的主张中看出来，为此，他后来甚至又赞成暂时保留袁的总统地位了。冯既然有了这样的居心，又担心袁一旦缓过手来会报复他的不忠，故也于4月16日，致电袁世凯劝他退位。冯国璋在北洋集团中带了这个头后，陈宦、汤芗铭、靳云鹏等亦公开通电请袁退位。西南方面又于5月8日在肇庆成立了护国军军务院，以唐继尧、岑春煊为正、副抚军长，陆荣廷、梁启超、龙济光、蔡锷、刘显世、李烈钧、陈炳琨为抚军，遥奉黎元洪为大总统，继续迫袁退位。此时的袁世凯所面对的是烽烟四起，众叛亲离的局面，甚至跟了他几十年的小厮唐天喜99也背叛了他。名誉扫地，众叛亲离，欲退不甘，欲战不能，他的方寸乱了，他的身体也垮了。

　　据说，袁世凯在民国初年，健康状况即已不佳，由后院至前院，楼下至楼上，均需以肩舆代步100。春节过后不久，袁已恹恹成疾。他扶病坚持了几个月后，5月17日，袁出现了腰痛和枕骨痛的症状，饮食锐减，晚间睡不着觉；延至24日，他已不能办公。6月3日病笃，6月5日又一度出现了休克昏迷的状态，6月6日，袁病逝，享年五十八岁。

　　沉疴中的袁世凯，不仅心力支绌，智竭计穷，身体状况也难于维持了，他终于放弃了对命运的抗争。5月22日，在接到四川督军陈宦要其退位并宣告与他断绝关系的电报后，袁亲笔起草了同意退位的电文：

　　昨见到松坡致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的电文，劝我退位。公谊私情，感佩交集，但尚未了解我的用心。我厌弃问世(从政)，几乎一天都不愿意干了。一再商议重要诸公(指黎、徐、段等人)，担任善后。全都认为这件事体重大，难于轻易放弃；内忧外患，相逼而来，马上就有亡国的祸患。我年近六十，有难万状，还能有什么贪图的念头，就是再愚蠢也不至于如此。我的心志已决，退位不成问题。所当研究的，惟在于善后。政府诸公，讨论多日，仍然没有结果。如果不考虑善后，撒开手就走，危亡立见，实在不能忍心至此，而且也没办法自拔。眼下所差的是速筹善后之策，但非有二三分的担待，不至于立见危亡、分裂，退位一议，立刻可以解决。务望切商于政府，速定办法，力担责任，期盼能够早些定局。希望即刻详筹，共同妥善商量如何？务祈严守秘密，电未尽言。101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袁在此电文中表现出来的万念俱灰的心情应该是真实的。他之所以不马上退位，是担心善后未决，撒手不管，会给国家造成危亡、分裂的局面。知错能改，见帝制不可行，遂断然取消，可谓识时务；不诿过于他人，拿部下当替罪羊，可谓有担当；最后同意退位，不以国事作为个人进退的孤注，反映了他还有起码的责任感。

　　行百里而半九十，袁世凯这一生，就是这最后几步没走好，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袁世凯是最典型的例子。英雄末路，晚节不终，身后被人口诛笔伐了近一个世纪，或许会像他那位老前辈——曹操一样，继续被骂上几千年，没办法，谁让他一念之差，做了“真小人”呢！本书无意为袁世凯翻案，而且“洪宪”帝制是铁的事实，也无案可翻。但就完整客观地认识一个历史人物，笔者是服膺太史公“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史识的，是主张“不隐恶，不溢美”，以同情的态度看待、评价袁世凯的历史作用和地位的。袁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复杂多变的时代，或借用唐德刚先生的话，称其为“社会转型的时代”，所以袁既是时代的产物，自然会带有其所由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痕迹。对袁这个历史人物，以笔者的归纳，可以用三句话概括其一生：青年为爱国之英雄，中年为治世之能臣，晚年为误国之奸雄。这样一个人物是不能简单地盖棺论定的，或者说是盖棺也难以论定的。

　　袁静雪原名袁叔祯，是袁家三小姐，也是袁生前最宠爱的女儿之一。解放后她曾撰有《我的父亲袁世凯》一文，发表在《文史资料选辑》上，其中披露了袁生前的许多生活细节，使后人能够从“人”的角度和层面观察袁世凯，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根据袁三小姐的回忆，辅之以其他史料，我们得以大致复原出袁为人行事的真实面貌，并由此摸索出袁世凯何以自我毁灭的真实轨迹。

　　首先，袁世凯出身于一个几世同堂、聚族而居的大家族中，这种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我们从现今尚存于福建、赣南的客家人的“围屋”中，还能感知其遗意。这类大家庭在晚清还有很多，袁家不过其中之一。他们世代耕读而生，通常都沿袭礼教传统，思想上一般都是比较保守的。在这种家庭中，“忠”、“孝”的道德伦理是最被看中的；“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在传统社会中，是下至个人的修身齐家，上至出仕做官、治国平天下的社会伦理政治基础。我们看袁世凯在辛亥年拒绝出头迫清廷退位而大费周折的种种做法，就是为了逃避“逼宫”、“不忠”的罪名，就这样，他的姊妹和兄弟中还有人登报与他脱离关系，指责他“不忠”呢。由此，我们可以了解，袁在民国当政期间的重大举措中，如当总统、称帝等，为何总是遮遮掩掩，矫揉造作地搞一番政治把戏。因为“忠”的理念在数千年文化的延续和积淀中，已经内化于我们民族的集体潜意识之中，成为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了。袁违背总统誓言，是对民国的不忠，不忠就是不正，难于获得民众对其政治合法性的认同，所以要通过“公决”、“民意”、“推戴”的方式来加以涂饰，而西南也是以此为借口发难的。政坛多伪君子、多政治把戏的原因就在这里。

　　至于“孝”，更是涉及千家万户的道德戒律了。袁世凯在这个方面，堪称模范，其婿薛观澜称他“守礼甚严，秉性孝悌，私德无亏。袁出嗣他房，事嗣母甚孝；其姊未嫁而女婿得病死，姊遂终身不嫁，平日凛若冰霜，永无笑容，袁尊敬而畏惮之，就是当了总统之后，每日向姊请安时都不敢坐下102”。其嗣母牛太夫人、本生母刘太夫人，袁世凯只要条件允许，晨昏定省，亲侍汤药，直至养老送终，他是做到了的。由此，他也深通了老太太们的心理，是个能讨而且善讨老太太欢心的人，慈禧太后对他崇眷不衰，袁还真就是得力于这套本事呢。

　　出于这种传统家庭的人，大都崇奉“多子多福”，袁世凯自然不能例外，追求的也是妻妾成群，子孙满堂，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袁这一生有一妻九妾，子女三十二个，按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是腐朽没落生活方式的典型表现，在那个时代却是举世称羡的理想家庭模式呢。旧中国纳妾是既合理又不违法的事，男人只要有能力负担，尽不妨多娶几房，况且袁世凯认为姨太太娶得越多越能显出男人的本事来呢。袁的二儿子袁克文先后娶过五个姨太太，他的原配跑到家长那里哭诉，袁的态度是：“有做为的人才三妻四妾，女人吃醋是不对的103。”在品味上，袁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不良嗜好，喜欢女人缠足，他的十房妻妾，除朝鲜国王送给他的三个姬妾外，余者均为小脚女人。

　　对于子女，袁之所作所为也秉承了大家族的传统方式。由于儿女众多，他设立了家塾，并亲手编写了家塾训言，对子女的要求相当严格。到了北京，他又将家塾改为学馆，分为男馆、女馆，男馆由严修负责，女馆也聘有多名才女担任教师，一些年轻的姨太太也随馆念书。袁对子女，要求很严，他是信奉“棍棒之下出孝子”的古训的，甚至已经结婚成家后的儿子，也不能免于他的责打。在儿女们的婚姻大事上，他则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往往一两句话就决定了儿女们的终身大事104。”在联姻上，世凯又讲究门当户对，亲家多是晚清民初的高官大僚，如吴大?(湖南巡抚)、张人骏(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端方(两江总督)、张百熙(邮传部大臣)、荫昌(陆军大臣)、黎元洪(民国副总统)、孙宝琦(外交总长)等等，起着政治联姻的作用。

　　袁世凯五短身材，但多年军旅生涯，使其起坐立行，颇有“龙行虎步，瞻视不凡”的军人气概。“由于他好武，所以无论是站着或是坐着，总是挺直了腰的，就是坐在沙发上和人谈话的时候，也直着腰。当然，靠着沙发背坐着的时候是有的，但也是直着腰在靠着，从来没有看到他斜歪在那里的时候。他在坐下的时候，总是由鼻子发出‘嗯’的一声，一边用手摸着胡子，然后慢慢地就座。他坐下以后，总是两腿叉开，两只手经常放在膝盖上。由于他的腿比较短，所以在坐的时候，总是两腿垂直，仿佛‘蹲裆骑马’的姿势，从来没有看到他架‘二郎腿’的时候105。”

　　其接人待物，面容庄重，不苟言笑，喜怒不形于色；“与人言煦煦和易，人人皆如愿而去，故各方人才奔走其门者如过江之鲫106。”袁视人双目炯炯，不怒而威，且记忆力奇好，“某人一为所见，某事一为所闻，类能终身不忘。故各省官吏入见时，一谈及所在省区人物或政事，袁谙熟之程度，往往过于所在地官吏。故人多惮之107。”据说阎锡山曾蒙袁世凯召见过两次，但却说不清楚袁的长相，原因是他既敬畏又紧张，俯首听训，始终未敢直视袁的面孔。

　　袁的饮食起居，也很刻板。他每日早6时起床，6时半吃早餐，总是一大碗鸡丝汤面；7时下楼办公会客，11时半吃午饭，饭菜花样经久不变，最爱吃的是清蒸鸭子。午饭后，上楼午睡1小时，下午2时至5时，继续办公会客，然后携家人在中南海各处散步，晚7时晚餐，9时归寝，十分有规律。饮食起居如此，其装束、嗜好、习惯也是一成不变。前清时，除上朝穿朝服袍褂外，退值回家后，必换短装制服；“制服的样式都是短立领，四个暗兜”，夏天为黑羽纱制服，戴巴拿马草帽；冬天为黑呢制服，戴黑绒平顶的貂皮帽。其居处装有热水浴盆、抽水马桶等西洋卫生设施，但他几乎不使用。他一年只洗一次澡，平时都是让姨太太为其擦身，而大便则只用让人定制的木马桶。袁平时不喝酒，只在年节全家聚餐期间略喝些绍兴酒，除雪茄烟外，水、旱、香烟一概不动，对抽大烟尤其深恶痛绝。

　　西苑总统府内有中、西医生各二人。但袁一向笃信中医，从不请西医为他看病，府中的大夫，只能为其家人和府中工作人员看病。西药，他只吃些助消化的苏打片，却爱吃参茸一类的补药，“常常一把一把地将人参、鹿茸(片)放在嘴里嚼着吃108。”袁氏起病的经过，据他女儿说，是在1916年的元宵节，在阖家吃团圆饭时，几个小姨太太为了“妃”、“嫔”的名分与他当面争讲起来，当时护国战争已经爆发，袁心情郁闷，面对着呶呶不休的姨太太们，他“把筷子一撂，长叹一口气，说：‘你们别闹啦！你们都要回彰德，等着送我的灵柩一块儿回去吧！’说完，就走回办公室去了109。”这是预感还是谶言？总之，“从这以后，他就吃不下东西去，觉得食量渐减，精神不振，慢慢地就恹恹成病110。”

　　袁世凯的病，并非必死之症111，其病势加重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情志不舒，肝气郁结，而内外交困，众叛亲离的局面使他穷于应付，自然不利于他的病体，加上在治疗上他又固执己见，延误了时机，以至于不治。

　　他致死的病症，是膀胱结石，最初的症状是小便困难。这个时候，如果住院导尿或开刀，是不会有生命危险的，但他一向坚信中医，从不肯找西医来诊视。到了最后的几天，不能吃，不能尿，尿毒渐渐地在全身蔓延开来，那时侯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时刻，但他的神智始终清醒如常。家里的人看到他的病况严重，中医已经束手无策，但又不相信西医。这时候，大哥(即袁克定)坚决主张改请西医。他人别无良策，就商经我父亲的同意，由大哥亲自去请法国医生贝希叶来府诊治。贝希叶大夫说，这个病需要住院动手术取出结石，但我父亲不肯到医院里去。于是就决定先行导尿，以解除当前的痛苦。在导尿的时候，大哥、二哥、二姐和我都是留在我父亲屋里的。我们看到，贝希叶大夫在我父亲后脊梁扎了一针，接着便用了五个玻璃火罐在后腰部位往外导尿，但导出来的并不是尿，而是血水(可能是夹杂着血的尿)。当时在场的人都很惊慌，可是我父亲并没有看到导出来的究竟是些什么。他呻吟了一声，似乎是很痛苦。到了黄昏他可能意识到自己的病情是够危险的了，却又认为或者还不至于死，所以就叫人把段祺瑞和徐世昌找了来，把大总统印交付给徐世昌，并且和他两人说：“总统应该是黎宋卿(即黎元洪)的。我就是好了，也准备回彰德啦。”从此以后，我父亲才渐渐地昏迷不醒。到了第二天，也就是旧历五月初六日(阳历六月六日)的早晨六时，就死去了，终年五十八岁。112

　　从袁氏上述为人行事的方式来看，他身上确实带有很深的旧时代、旧文化的烙印，其思想，尤其是晚年的思想偏向保守的一面。这样一个人在坐上总统的高位之后，生出当皇帝的念头，是一点也不奇怪的，需要索解的是，在当上终身总统，成了实际上的皇帝之后，袁氏不致力于内政外交，把国家的政治经济导入正轨，稳固国基，反而忙于不急之务，在条件尚不成熟的时候，急于称帝，原因何在？本来这件事完全可以放到将来去做，如梁启超、冯国璋所说，那时国家由弱转强，袁氏威信大增，“天与人归”，做皇帝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袁世凯不是不知道这一点，但他为什么放着有把握的事不做，偏要做没有把握甚至风险很大的事情呢？

　　袁世凯在晚年，不仅是一个思想偏于保守的人，也是一个十分迷信的人。他曾派人专门到项城老家袁家祖坟察看过舆地风水，风水师看过后，认为第七座坟茔地势上佳，主出皇帝，而这正是其本生母刘氏的坟茔。当然这很可能是袁克定和帝制热心分子与风水师事先串通好了的把戏。

　　我父亲是有迷信思想的，他既相信批八字，也相信风水之说。有人给我父亲批过八字，说他的命“贵不可言”。还听得说，我们项城老家的坟地，一边是龙，一边是凤。龙凤相配，主我家应该出一代帝王。这些说法，无疑地会使我父亲的思想受到影响。他之所以“洪宪称帝”，未始不是想借此来“应天承运”吧。113

　　但是光有帝王思想仍不足以解释袁何以行险侥幸，笔者赞同唐德刚先生的看法，最终的病根还是在袁的迷信心理上，正是这种迷信心理促成了其失败和死亡。袁世凯晚年最常念叨的话就是：我家几代人没有长寿的，我年近五旬，没有几年活头了，当皇帝对我没有什么意义，云云。一般史家常常把这当作袁世凯的欺人之谈而加以忽略，殊不知这恰恰是索解其行为的钥匙呢。

　　袁氏家族自从以科举发迹之后，其出名的男性长辈确实都是短寿之人。如袁之叔祖袁甲三(1806—1863，袁家第一代进士)只活了五十七岁；甲三的长子袁保恒(1826—1878，袁家第二代进士、翰林)死时年仅五十二岁；次子袁保龄(1841—1889，举人)命更短，死时年仅四十八岁。袁世凯的本生父袁保中(1823—1874)死时年仅五十一岁，而其嗣父袁保庆(1829—1873)只活了四十四岁。这种普遍的短寿现象，后来成为袁世凯心理上的一种宿命，尤其年过五十之后，他更是觉得进入了临界期，恐惧成为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他那么急着做皇帝，是否存有把称帝当作“厌胜”的办法，以渡过这一劫，目前还没有直接的证据，但就他晚年不断向人念叨袁家没有长寿的男人，以及不计利害地匆匆称帝的方式来看，唐德刚先生对袁为何急于称帝的推测应该是最为合理的解释：

　　袁家这个短寿的传统，对后来做了总统的袁世凯，也是他生命中很大的压力——他在五十五、五十六岁的时候(与国民党和日本斗争最激烈之时)，他就怕他自己也余日无多了。他既有这桩迷信的恐惧，“大太子”袁克定，以迷信治迷信就乘虚而入了。克定认为只有做皇帝，做“真命天子”，才能突破他们袁氏家族传统中的生死大关——项城显然是听信了太子之言，坠入“欺父误国”的太子术中，才决心称帝的。——这也是民国历史上，“迷信影响政治”的实例之一吧。114

　　袁氏之死，对中国当时扰攘不已的政局和处于僵持之中的各派势力，可谓是天从人愿，及时解开了一个死结。如蔡锷所说，“项城退，万难都解115”。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各方同意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而民元约法(即临时约法)和旧国会(即被袁世凯解散了的参众两院)也得以恢复。虽不能说是皆大欢喜，也可以说是各遂所愿：黎元洪没有实力，只相当一个“虚君”，这个局面既不妨害北洋独大，也有利于各地军头割据一方。袁病逝前已恢复“责任内阁制”，段祺瑞任总理，实权在握，可以满意(此为日后“府院之争”的张本)。冯国璋经运动当选为副总统，有望在将来圆其总统之梦。西南方面，则既解除了“倒袁”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尴尬，又不同程度地扩大了自己的地盘，心满意足。孙中山之最大政敌消失，其手订的“临时约法”得以恢复，自然，中山先生也就成了民国的缔造者。进步党、国民党的议员们得以重拾铁饭碗，北上赴任，冠盖如云，“把酒临风，其喜气洋洋者矣”。日本也因去一劲敌而舒了一口气。总之，袁世凯既然混到了千夫所指的地步，死亡也就不失为一种不错的解脱了。

　　袁世凯死时并未退位，仍是在职的总统，故中央政府仍按在职国家元首的规格为其治丧。黎元洪除拨发五十万元治丧费用外，还通令文武机关下半旗二十七天，停止宴乐二十七天，民间娱乐也停止七天，文武官吏及驻京军队一律佩带黑纱服丧，并由曹汝霖、王揖唐、周自齐三人承办大典丧礼，在怀仁堂附近设立“恭办丧礼处”，有关丧葬方面的大事，均由“恭办丧礼处”随时请示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后才能办理。袁世凯死后，旧怨冰释，北洋的袍泽故旧又想起了他生前的好处，所以他身后的丧礼，算得上是备极哀荣了116。

　　袁世凯的灵堂设于怀仁堂。灵堂内外满布祭幛、挽联和花圈，门前还搭了鲜花扎成的牌坊一座，新华门外还搭有素彩牌坊三座。京城各机关文官和驻京军队按日分班到灵前致祭行礼，停灵期间，京都各大寺院道观的和尚、道士、喇嘛被请来做道场，超度亡魂，鼓号笙管齐鸣，热闹非常。

　　6月28日出殡。起灵时用的是皇杠，棺罩所用也是皇家规制：黄缎底，绣龙纹、云水纹。新华门内用三十二人的小杠，出新华门后换八十人的大杠。送殡的路线是由怀仁堂出新华门，经天安门向南过中华门(在现广场纪念堂的位置)、正阳门至前门车站，路上黄土垫地，清水喷洒。总统黎元洪以下文武官员在新华门处行礼，此后由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率警察开道，陆军仪仗队一个团，海军仪仗队一个连，总计二千人组成的队列跟随其后。此后为灵柩和送灵的袁氏家人亲属队伍，袁克定等男性子孙均披麻戴孝，手执哭丧棒一根在灵柩后步行，袁的妻妾、女儿、媳妇等女眷则乘轿跟在后面。其后是执绋送葬的人群和官员队伍，外国使节、清室代表送到中华门止，国务院总理段祺瑞以下文武官员胸戴白花，臂缠黑纱，步行送灵到前门车站。整个送葬队伍计约五千人，前头的队伍已到车站，后面的大杠还在新华门前，一路上四城居民拥塞在街道两旁观看，人山人海。

　　在车站举行路祭之后，灵柩被抬上灵车(据说是前年隆裕皇太后出殡时用过的)。当日，京汉铁路客运停运一天，除灵车之外，路局专门拨了两列专列，一列搭乘护卫军队、治丧人员和物品，一列运送前往彰德送葬的文武官员和知交故旧，著名的如徐世昌、严修等。

　　袁的墓地在他生前即已请堪舆家采定，位置在其洹上住宅之北一里多地，占地约二百亩，由德国工程师设计监造，墓地遍植松柏，被称作“袁公林”。墓园四周有围墙，墙外引漳河水环绕一周。入大门，有巨石铺成的甬道，两侧树木葱郁，排列着十二对石兽，直通享殿。甬道逐渐倾斜，通向地下墓室，墓室分为两层，上层用红色花岗岩砌成，高约三四丈。下层为石室，石室的大石门上雕有龙纹，中间正室三间，两旁耳室各五间。正室中设有汉白玉制的石桌、石座，也都雕有龙纹，石桌上陈设供品和袁生前喜爱的玉器古玩。桌旁立有“金灯”两架，高四尺，灌满了灯油，下葬后点燃。袁之葬礼，穷奢极欲，光是参与办理丧事的就多达一千多人，因而政府的拨款竟然不敷足用，墓地的工程拖了两年多才全部完工。

　　我父亲的丧葬费用，原是由当时政府拨款五十万元来承办一切的。在北京办丧事用了将近九万元，其后的移灵、购置墓地和安葬，用了十几万元。当时估计，以后的墓地建筑和典置祭田等项，还需用五十万元左右。核计收支，相差很多。所以我父亲生前的旧属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等八人联名发出公启，请求当时的内外要人解囊相助。从当时的大总统起，总理、各部总长、各省督军，还有护军使、镇守使、师长等等多有捐赠。他们捐款的数目，绝大多数是一万元，最少的是二千元，总计共收到捐款二十五万余元，这才算结束了我父亲的丧事和葬礼。117

　　袁世凯自开府山东、总督北洋以来，从封疆大吏到朝廷重臣，直至民国大总统，在政治高层干了近二十年，他要是想敛钱发财，机会有的是，但袁虽不能说是个清官，但他不好货，不谋私财是出了名的，否则北洋的老友故旧也不会募捐帮他办丧事，他们多数都比他富有。据袁后期的幕僚，负责袁家经济事务的王锡彤回忆，袁去世前一个月，不知是否预感自己来日无多，曾将自己的家财向王作了交代，使王很是感慨。

　　五月一日，大总统传见。当时人们全都说大总统有病。等到见面后，面色略显清癯，好象没什么大病。因此询问他的病状，说是吃东西不慎而已，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在案头放置着一纸清单，所有存款、股票等共约二百万元。(他)指着它对我说：“我的家产全都在这里了。请把你经管的公司的状况告诉我。”我略作报告，全不知此老的用意何在。……然而此老一生的宦囊，连股票统计实在只有二百万元左右，我是全都知道的。或者他自知病情不佳，故叫我来嘱托以为子孙打算吧。然而袁公的子女合计三十余人，以二百万元分配给他们，无论如何，可以断言的是，十年后就会有贫穷者。总之，袁公自从担任大总统以来，(家产)实际上未曾再增加过一钱，其为国忘家之情，实在是不可以冤枉污蔑他的。世间所传袁公有数千万资产，污蔑之言也。118 
 
 
 



　
送“高帽”的学问 [七] 
　
　　那么王锡彤是否有意回护袁世凯呢？就袁世凯死后由河南巡按使田文烈上报政府的《袁公林墓工报告》(1918年财政部印本)中所载，安葬和造墓共用银七十余万两。袁死后，由前往彰德送葬的老友徐世昌主持分配遗产，他将全部田产股票现金分为三十份，诸子各一份，未出嫁的女儿两人一份，姬妾无子女者一份，每份八万余元，合计共二百余万元119。显然王说的是实话、公道话，而也正像他所预料的，袁氏死后，袁克定、袁克文等也都现出了贵家公子哥的本来面目，很快将家产挥霍一空。克文死时据说只在他桌上的笔筒中找到了二十元钱，后事还是靠他在青帮中的弟子们凑钱办的。而克定在解放以后，只能依靠着政府每月二十元的救济过活。袁家子孙中，只有克文的第三子袁家骝和妻子吴健雄成为著名的科学家。所以历史上的很多领袖人物，在世时声名显赫，身后却子孙飘零，家业萧条，其追求奋斗的历史，真让人觉得像是南柯一梦呢。

　　袁世凯死了，他的故事也讲完了，但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还会带给后人许多教训和思考。袁世凯之死化解了政治危机，共和恢复了，但仍然久久上不了轨道。反袁的各路英雄，除去蔡锷、梁启超二人实践了自己“失败就战死，绝对不亡命；成功就下野，绝对不争地盘120”的诺言，一病逝于日本，一退出政界，到大学教书而外，讨袁诸公，如唐继尧、陆荣廷、刘显世、刘存厚、陈炯明等，全都成了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军阀；而北洋集团也因权力之争而分裂成直、皖、奉等几大派系，逐鹿中原，互争雄长，“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你要说这些个把中国搞得乌烟瘴气的人物，反袁是出于对共和的热爱，有谁相信呢！袁世凯身后留下的，是一个干戈扰攘，战乱频仍的国家，老军阀们打了十年，什么护法战争、直皖战争、直奉战争等等；代之而起的国民党新军阀又打了十年，什么蒋桂战争、中原大战等等；直到日本人打进来了，内战仍旧消停不了。在这几十年的内乱中，中国追赶西方的脚步放慢了，停滞了，中国持续稳定发展的改良主义运动中断了，主导着中国命运的改良和建设，在很长的时间内被以暴易暴的革命、内乱所取代，陷入了恶性循环之中。这一切的祸根就是袁世凯的帝制运动，他晚年的这一步错着不仅误己，而且误国，说祸国殃民是一点也不冤枉他的。所以，袁世凯这一失足，不仅是他个人人生事业的悲剧，也是中国改良主义和近代化事业的悲剧。

　　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转型，都会有一定的过程，这种过程一定是由必然性与偶然性交织结合而成的。发展、转型是必然的，但发展的好坏，转型的快慢则是偶然的，受制于制度的。人治且又专制，是变数极大而且可怕的一种政治，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是也。摊上一个好领袖，是国家的造化，百姓的造化。但好领袖若无好制度做保障，最终不免于走向反面。袁世凯本来不失为经世治国的能臣，经验、手段、谋略、心胸都足以领导中国的改良主义运动，但专制制度为他提供了自我膨胀的空间，致使私欲蒙蔽了心智，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当然，袁氏的失败，也为一切有皇帝欲念的人树起了一道警告牌：不管权势有多大，万万不能真做皇帝。

　　注　释

　　1转引自《近代稗海》(第3辑)第232—234页。

　　2癸丑，即1913年。

　　3佥，全；都。

　　4厉阶，祸端。

　　5衷，内心。

　　6矍然，惊慌失措的样子。

　　7沦胥，沦陷之意。

　　8闾阎，泛指民间。

　　9唐在礼(1880—1965)字执天，上海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毕业，历任直隶督练处参议、库伦兵备筹办处总办；后任大总统府军事处副处长(处长为段祺瑞兼任)、海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总务厅长、办事员、参谋次长等职，是袁世凯的亲信；袁死后投靠段祺瑞。

　　10唐在礼：《辛亥以后的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53辑)第220—222页。

　　11梁敦彦(1857—1924)，字崧生，广东顺德人，早年留学美国，是幼童留学生之一。回国后任北洋电报学堂教习、汉阳、天津海关道，出使美、日、秘(鲁)、古(巴)大臣，外务部右侍郎、会办税务大臣、外务部尚书、外务大臣；民国后历任驻德公使、交通总长、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等职。

　　12李经羲(1859—1925)，字虑生，安徽合肥人。李鹤章之子，李鸿章之侄。光绪五年(1879)优贡生，朝考后以知县用，以捐纳升道员。历任四川永宁道、湖南盐法道、署理湖南按察使、福建布政使、云南布政使、广西巡抚、云南巡抚、云贵总督。武昌首义后，云南响应，李携眷避居上海。民国以后，依附袁世凯，历任政治会议议长、约法会议议员资格审定会会长、参政院参政、审计院院长；帝制成立后，袁世凯以“嵩山四友”的名义，以示优待耆旧，李亦列名其中。袁死后，李曾任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段被黎元洪免职后，李经羲短期出任国务总理，随即发生张勋复辟，李不过五日京兆而已。

　　13钱能训(1870—1924)，字干臣，浙江嘉兴人，进士出身。清末历任广西学政、刑部主事、巡警部左参议、民政部左丞、顺天府尹、陕西布政使等职；民国后历任内务次长、约法会议议员、政事堂右丞、平政院院长、内务总长、国务总理等职。

　　14参政院基本上全由社会名流和耆老硕彦组成，由总统任命。袁氏认为，这些人曾任中央或地方高官，或是知名学者专家，或为全国和地方知名人士，其能力、经验和责任感足以代表国家利益，故赋予参政院以代行立法院的职能。

　　15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山西古籍出版社版，第148页。

　　16刘成禺(1876—1953)，字禺生，号世载堂，原籍湖北江夏(今武昌)，生于广东番禺。早年肄业于张之洞所办的武汉经心书院，1901年在香港加入兴中会，后赴日本入成城学校，1914年赴美入加州大学。武昌起义时回国参加革命，后为临时参议院议员。刘成禺在民初国会中是活跃人物，当时政坛名流多与之过从甚密，与黎元洪有乡谊且有武昌首义时同事关系，故所知掌故甚多，著有《世载堂杂忆》、《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等。

　　17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第149页。

　　18徐邦杰，字国俊，江苏人，为小站老人，曾任新建陆军右翼步兵第三营统带。民国时期任大总统府(即三海)总指挥、陆军中将。

　　19同注17，第150页。

　　20黄绍：《旧桂系的兴灭》，《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第177—178页。

　　21刘冠雄(1861—)，字子英，福建闽侯人，出身贫寒，后考入福建船政后学堂，以优异成绩毕业，被李鸿章调入北洋海军，曾任“定远”号铁甲舰大副；1886年被派赴英国学习海军；回国后仍任职北洋海军，任“靖远”舰大副，参加甲午海战；战后一直服务于海军。民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顾问，后被袁世凯任命为海军总长、海军上将；“二次革命”时，刘奉命率海军南下，协同陆军镇压革命党人，此后兼任福建都督，陆海军统率办事处办事员，拥护袁世凯称帝；袁忧病而亡后，刘十分伤悼，辞职退隐于天津。

　　22陈宦(1870—1939)，字二庵，湖北安陆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清末曾随锡良在川滇等省办讲武堂，与蔡锷等均有交情，后曾任东北新军第二十镇统制；民国后投靠袁世凯，尽极谄媚之能事，为袁所信任、重用。他是袁同意外放出任封疆大吏的少数几个非嫡系的将军之一。袁调派他为四川巡按使、会办四川军务，并率北洋军三旅入川，接收四川地盘，可见对他的信任。护国战争初起时，他是坚决执行袁的镇压政策的，但随着形势的变化，他也由观望而逐渐加入反袁阵营，通电独立。劝袁退位，使袁大感愤懑，病势加重。陈调任四川后，由唐在礼接任参谋次长和办事员缺。

　　23萨镇冰(1859—1952)，字鼎铭，福建侯官(今福州)人。萨先世为色目人，原籍山西雁门，父为落第秀才，以塾师为业。萨氏幼承家学，年仅11岁即考入福建船政后学堂，毕业后服务于北洋舰队“扬威”号；1876年被选派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四年后学成归国，不久调入北洋，历任天津水师学堂教习、“威远”、“康济”号兵船管代等职；甲午战争时，萨率“康济”舰防守威海卫基地，基地失守后被革职，后又复职于海军，被袁世凯调用于北洋，曾任海军提督(司令)。萨氏与刘冠雄皆为中国海军元老，民国后出任陆海军统率办事处办事员、海军上将、闽粤巡阅使等职。袁死后，萨曾任海军总长、代国务总理、福建省长。新中国成立后，曾出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

　　24张国淦：《北洋述闻》第75—76页。

　　25张国淦：《北洋述闻》第75—76页。

　　26张芾，字小浦，陕西泾阳人，曾任陕西巡抚。张家与袁家是世交，袁氏正室于氏没有女儿，认张佩蘅为干女儿，躬自抚养，袁家上下都称她为大姑奶奶。袁任山东巡抚时，将张介绍给段祺瑞作续弦夫人。

　　27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第189页注。

　　28张国淦：《北洋述闻》第81页。

　　29蒋方震(1882—1938)，字百里，浙江海宁人。清末被公派留学日本，入成城学校，继升入士官学校第三期，与蔡锷同学，以优异成绩获日本天皇亲赠军刀，毕业后赴德国见习，归国后曾任禁卫军管带；民国后，被袁世凯授予陆军少将军衔，并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向袁提出建立模范军官团，以加强军队素质的条陈，被袁采纳并任命他为第一期模范团副团长(袁自兼团长)。

　　30陈光远，字秀峰，直隶武清人。天津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历任小站新军队官、北洋常备军军政司总务处总办，北洋第四镇第八协协统(旅长)、第四镇统制(师长)，随冯国璋赴武昌镇压民军，后因所部兵变被免职。后复职任热河巡防营统领兼赤峰镇守使，陆军中将。1914年袁世凯开办模范军官团，袁自任第一期团长，陈任副团长兼新编陆军十二师师长、模范团督练。袁死后，陈归入冯国璋的直系集团。

　　31陆锦，字绣山，直隶天津人。民国后历任参谋次长、陆军第九师师长、陆军总长等要职，依附于袁之长子袁克定，袁克定任模范军官团第二期团长、陆锦任副团长，是袁氏父子的亲信。袁死后，归入直系。

　　32同注28，第81—82页。

　　33张凤?(1881—1958)，字翔初，原籍河南沁阳，生于陕西咸宁。1904年由清廷公派赴日留学，先后入振武学校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骑兵科。毕业回国后历任陕西新军督练公所委员、陕西新军第三十九混成旅参谋兼营管带(营长)，与新军中同盟会分子交往密切。武昌首义后，陕西新军响应革命，于10月22日发动西安起义，张被推举为“秦陇复汉军”大统领、陕西军政府大都督。民国肇建，任陕西省都督，后袁世凯借口其对“白狼”作战不力，将其调入北京将军府。抗日战争期间，曾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解放后曾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陕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等职。

　　34张敬尧(1881—1933)，字勋臣，安徽霍丘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是北洋集团中的后起之秀。历任陆军第三混成旅长、陆军第七师长、湖南督军等职，1933年在北京六国饭店遇刺身亡。

　　35殷承?(1877—1945)，字叔恒，云南陆良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曾加入同盟会。回国后曾任云南陆军十九镇参谋官、参谋处总办；民国后任滇军军政府参谋部总长，为蔡锷的亲信。

　　36韩玉辰：《民初国会生活散记》，《文史资料选辑》(第53辑)第256—257页。

　　37参见《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38唐在礼：《辛亥以后的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53辑)第215—246页。

　　39古德诺(1859—1939)美国政治学者，历任哥伦比亚大学行政学教授、美国政治学院代理院长、霍浦金斯大学校长；1913年受聘于袁世凯，任总统府宪法顾问，主张中国从国情出发，实行君主立宪制。

　　40沈云沛，江苏海州人。前清举人、进士、翰林，庚子以后在家乡从事实业，与南通张謇齐名，是中国早期著名民族实业家，出入于官商两界，曾任晚清邮传部侍郎、署理尚书等职。沈与袁之亲信杨士琦为儿女亲家，故由此夤缘依附袁世凯，积极参与帝制运动，牵头发起成立全国国民请愿联合会，担任会长。

　　41同注38，第209页。

　　42郑贞文：《我所知道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文史资料选辑》(第53辑)第164页。

　　43唐在礼：《辛亥以后的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53辑)第209—211页。

　　44同注38，第212页。

　　45《近代稗海》(第3辑)第197—198页。

　　46《北洋军阀》(二)第54页。

　　47《三水梁燕荪先生先生年谱》，《北洋军阀》(二)第762页。

　　48同上，第737页。

　　49赵庆华，字燧山，浙江金华人，监生出身。北洋交通系重要成员，历任广九铁路总办、津浦铁路局局长、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沪甬杭铁路局局长等职。关冕钧，字耀琴，广西苍梧人，进士出身。交通系重要成员，历任京张铁路会办、总办，京张铁路局局长、参政院参政。关赓麟，字扬善，广东南海人，日本留学生出身。交通系重要成员，历任邮传部路政司主事、电政司郎中、京奉铁路总办，京汉铁路局局长等职。

　　50叶恭绰(1881—1968)，字誉虎，广东广州人。北洋交通系主要成员，历任交通部次长、总长，交通银行总理。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委员。

　　51周志俊：《袁世凯帝制活动与粤皖之争》，《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第89页。

　　52《近代稗海》(第3辑)第186页。

　　53《北洋军阀》(二)第786页。

　　54朱启钤(1871—1962)，字桂莘，号蠖园，贵州开州(今开阳)人。清末举人，历任道员、京师大学堂译书馆监督、北京内城警察总监、蒙古事务督办、津浦铁路督办，是“交通系”的重要成员。民国后，朱历任交通总长、内务总长、代国务总理等要职。朱是帝制运动积极分子，被袁世凯任命为大典筹备处处长；袁死后，避居天津租界，解放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

　　55《近代稗海》(第3辑)第187页。

　　56《蔡锷集?前言》湖南人民出版社版，第2页。

　　57杨思义：《宋案见闻》，《辛亥革命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版，第799—800页。

　　58《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01页。

　　59戴戡(1880—1917)，字循若，贵州贵定人。清末在云南矿务局任职，结识唐继尧；云南光复后，随唐继尧带兵入黔，唐任临时都督，戴任都督府参赞，不久升任贵州巡按使；卸任后调入北京，任参政院参政，是进步党的活动分子，参与梁启超与蔡锷的反袁活动，并与蔡锷一同潜赴云南，任护国军第一军右翼总司令，率部入黔，策动贵州独立，并率军北上入川，与北洋军相持于川黔边界；袁死后由蔡锷保荐他任四川军务会办、省长。

　　60同注58，第729页。

　　61汤化龙(1874—1918)，字济武，湖北蕲水人。清末赴日留学，入法政大学学习法律；回国后参加立宪运动，被选为湖北咨议局议长。武昌起义后，任湖北都督府政事部长、南京临时参议院副议长，后与梁启超共组进步党，任国会众议院院长，拥护袁世凯，反对国民党，是进步党的领袖之一。袁解散议会后，汤出任教育总长。汤对袁失望，也是起于“二十一条”交涉的失败。汤辞去教育总长职务后，即寓居上海租界。袁称帝后，汤曾通电切责袁氏，说他脑筋尽为旧思想所弥布，非时代所能容，倘不立即下野以谢国人，千夫所指，必至无病而死。汤的兄弟汤芗铭是当时的湖南督军，后来也为汤策动通电独立，给袁很大的精神打击。袁死后，国会复会，汤仍是国民党的劲敌，1918年9月他在加拿大访问时，被国民党人刺杀于维多利亚市。

　　62赵尔巽(1844—1922)，字次珊，晚清时曾任湖广、四川、东三省总督；清退位后寓居青岛过遗老生活。

　　63“嵩山四友”的待遇是：每人每年两万元年金；赏乘朝舆，穿特种朝服；临朝时，得设矮几以坐。此外袁还有“故人勿称臣”之命，“故人”共七人：黎元洪、奕(庆亲王)、世续(前军机大臣)、载沣(醇亲王、前摄政王)、那桐(前军机大臣)、锡良(前东三省总督)、周馥(前两广总督)。“四友”、“故人”外，尚有“耆硕”王?运、马相伯，共计十三人，与袁相见时均免于称臣跪拜，以示优礼。

　　64任可澄(1878—1945)，字志清，贵州安顺人。清末举人，热心教育，曾创办贵州优级师范学堂、法政学堂。辛亥革命后，曾任贵州都督府参赞、审计处长、约法会议议员。1914年被袁世凯任命为云南巡按使。

　　65《论语?子路》

　　66这五位督军是：江苏督军冯国璋、江西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湖南督军汤芗铭、四川督军陈宦；此外，长江巡阅使张勋也曾一度加入。

　　67刘显世(1870—1927)，字如周，贵州兴义人。辛亥革命后，任贵州新军第四标标统(团长)兼西路巡防军统领。唐继尧督黔时，历任贵州军务处长、军务司长兼国民军总司令；后继唐任贵州护军使、都督、督军等职，与蔡、唐有很深的关系，故首先响应护国战争，宣布贵州独立。

　　68龙觐光，云南蒙自人，土司出身。广东督军龙济光之兄，时任广东第一师师长。护国战争爆发后，袁以其与广西督军陆荣廷为儿女亲家这层关系，任命他为临武将军、云南查办使、督理云南军务，发给饷械，借道广西进攻云南，不想陆翻脸无情，设计将龙部全部包围缴械。

　　69陆荣廷(1865—1927)，字干卿，广西武鸣人。游民土匪出身，后投军入广西巡防营，因军功升为统带；1907年因击败黄兴领导的镇南关起义，被提升为右江镇总兵；1911年升任广西提督。辛亥广西独立之后，被举为广西副都督，后继任都督。“二次革命”时，反对孙、黄；后因不满于袁氏废督及军民分治，又因封爵等问题不满于袁氏，遂为梁启超策动加入反袁阵营，宣布广西独立，对全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肇庆军务院成立后，陆为“抚军”之一，并以湘、粤、桂联军总司令的名义进军湖南。袁死后，陆曾任广东都督，是老桂系军阀的领袖。

　　70《三水梁燕荪先生年谱》，《北洋军阀》(二)第814页。

　　71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第148页。

　　72张国淦：《北洋述闻》第83页。

　　73张一?：《故代理大总统冯公事状》，《北洋军阀》(五)第101页。

　　74张国淦：《北洋述闻》第76页。

　　75《近代稗海》(第3辑)第114—115页。

　　76同上，第170页。

　　77《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25页。

　　78菟裘，地名，在泰山梁父县南。典出《左传》，意思是离职为退隐养老经营居处。

　　79《近代稗海》(第3辑)第115页。

　　80参见《共和军纪事》，《北洋军阀》(二)第623—628页。

　　81李纯(1874—1920)，字秀山，直隶天津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历任北洋督练公所教练处提调、标统、协统，辛亥革命时，随冯国璋南下与民军作战。民国后历任陆军第六师师长；“二次革命”时为攻打江西的北洋主力，此后任江西都督、督军；袁世凯死后归入直系，冯国璋就任代总统后，李纯接任江苏督军，是直系主力大将，“长江三督“之一。

　　82朱瑞(1883—1916)，字介人，浙江海宁人。南洋陆军学堂毕业。早年曾加入光复会，历任浙江新军管带、标统；辛亥革命时参加杭州起义，后率浙军参加攻克南京的战斗，因功升为第六师师长，旋任浙江都督。“二次革命“时支持袁世凯，后又积极参与帝制活动，被授予兴武将军、浙江督军。袁氏死后，朱被浙江民军驱逐，北上寓居天津。

　　83汤芗铭1880—)，字铸新，湖北蕲水人，汤化龙之弟。早年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后留学英国；回国后服役于海军，任轮机长、副舰长等职。民国后曾任海军部次长，“二次革命”时，率北洋军入湖南残酷镇压民军，被称为“屠夫”，因此获袁氏赏识，被任命为湖南都督兼民政长、湖南督军。汤芗铭是为数不多的受袁信任的非北洋出身的将领，他的背叛，给袁以重大的精神打击。

　　84靳云鹏(1877—1951)，字翼青，山东邹县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清末曾任云南清军第十九镇参议，云南新军起义时，在五华山战败逃走。民国后任陆军第五师师长、山东都督等职。袁世凯死后，归入皖系，是段祺瑞的心腹，曾任陆军总长、国务总理等要职。

　　85王占元(1861—1934)字子春，山东馆陶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历任小站新军队官、营长、协统等职；辛亥革命时随冯国璋南下镇压民军，民国后历任陆军第二师师长，“二次革命”时进军江西镇压反袁军，因功升任湖北护军使、湖北都督、襄武将军、湖北督军等职；王虽未参加反帝制通电，但实际上惟冯国璋马首是瞻。袁死后，归入直系，是著名的“长江三督”之一。

　　86陈宦(1870—1939)，字二庵，湖北安陆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随同锡良在川滇等省办讲武堂，锡良任东三省总督后，陈曾任驻东北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师长)。民国后投靠袁世凯，历任统率办事处办事员、参谋次长，对袁极尽谄媚之能事；1915年袁派他带兵入川，会办四川军务，旋任四川巡按使、督军等职，陈也是袁信任的少数非嫡系的高级将领，他的背叛，也给袁精神上很大打击。

　　87《三水梁燕荪先生年谱》，《北洋军阀》(二)第815页。

　　88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岳麓书社版，第484—485页。

　　89《近代史资料》(第55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149页。

　　90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第145—146页。

　　91《严修年谱》第345页。

　　92同上，第346页。

　　93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山西古籍出版社版，第66页。

　　94《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64—765页。

　　95周自齐(1871—1923)，字子翊，山东单县人。早年留学美国，历任清廷驻旧金山领事、外务部左丞、度支部大臣；民国后历任山东都督，交通、陆军、财政、农商各部总长，国务总理等职。

　　96张一?因不赞同帝制而受到袁的疏远，据他说，当天袁世凯把他召去说：“予昏聩不能听你的话，以至于此。今天这个申令，非由你来写不可。”张说：“此事你是受了小人的蒙蔽了。”袁说：“这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怪别人”。参见《近代稗海》(第3辑)第234页。

　　97参见《三水梁燕荪先生年谱》，《北洋军阀》(二)第816页。

　　98《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55页。

　　99唐天喜，河南人，是袁家下人之子。袁世凯出使朝鲜时将其带到汉城，是袁的贴身仆从。小站练兵时，先后任新军哨官、队官，后升至北洋陆军第三镇标统(团长)，民国后，袁即以此标作为自己的卫队，对唐极为宠信，后升任协统(旅长)、混成旅长，派任京汉线北段护路司令，为袁看护彰德老家。护国战争期间，唐面见袁世凯，哭着要求上前线打蔡锷，以报袁三十年养育之恩。袁遂派任他随陆军第六师马继增部进军湖南，马任援湘军司令，唐任副司令，所部归马继增节制。但唐是个贪财小人，率部抵达湖南后，被反袁派的赵恒惕等以三十万两银子收买，偷袭马继增的第六师，马部猝不及防，全军溃乱，马愤而拔枪自杀。袁接到唐天喜叛变的消息，如晴空霹雳，震动非常，下令通缉唐天喜，抓到后即行正法。唐的背叛，予袁以强烈的精神刺激，也是袁致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100参见贾熟村《北洋军阀时期的交通系》第109页。

　　101转引自《三水梁燕荪先生年谱》，《北洋军阀》(二)第822页。

　　102薛观澜：《袁世凯与黎元洪结合之史实》，《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中国文史出版社版，第215页。薛观澜，江苏无锡人，是前清曾任湖南按察使、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薛福成之子，袁世凯的二女儿袁仲祯之婿。

　　103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第197页。

　　104同上，第171页。

　　105同上，第160—161页。

　　106张一?：《心太平室集》卷8第37页。

　　107《近代稗海》(第3辑)第9页。

　　108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第168页。

　　109同上，第185页。

　　110同上，第185页。

　　111袁氏的直接死因是因膀胱结石导致的尿毒症；但据当时为他治病，被称为北京四大名中医之一的萧龙友说，袁还患有糖尿病，“得病之时，口渴胸闷，小便频频，身体日渐羸瘦，针药罔效。”

　　112同上，第185—186页。

　　113同上，第147页。

　　114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第496页。

　　115《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版，第439页。

　　116袁的对头蔡锷本年末因病去世时，黎元洪才批给两万元丧葬费，可见北洋政府仍是厚己薄彼的。

　　117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第192页。

　　118王锡彤：《抑斋自述》河南大学出版社版，第235页。

　　119参见李宗一《袁世凯传》第374页注20。

　　120《蔡锷集》第369页。 


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ookben.cn - 手机访问 m.bookben.cn---书本网【gzbysh】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